詩言志辨二賦詩言志

二賦詩言志

　　《左傳》裡說到詩與志的關係的共三處，襄公二十七年最詳：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印段（子石）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公孫段（子石）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這裡賦詩的鄭國諸臣，除伯有外，都志在稱美趙孟，聯絡晉、鄭兩國的交誼。趙孟對於這些頌美，「有的是謙而不敢受，有的是回敬幾句好話」。只伯有和鄭伯有怨，所賦的詩裡有云：「人之無良，我以為君！」是在借機會罵鄭伯。所以範文子說他「志誣其上而公怨之」。又，在賦詩的人，詩所以「言志」；在聽詩的人，詩所以「觀志」「知志」。「觀志」已見，「知志」見《左傳》昭公十六年：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

　　「觀志」或「知志」的重要，上引例中已可見，但下一例更顯著。《左傳》襄公十六年云：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孔穎達《正義》說：「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所以說「諸侯有異志」。

　　這都是從外交方面看，詩以言諸侯之志，一國之志，與獻詩陳己志不同。在這種外交酬酢裡言一國之志，自然頌多而諷少，與獻詩相反。外交的賦詩也有出乎酬酢的諷頌即表示態度之外的。雷海宗先生曾在《古代中國的外交》一文中指出：

　　賦詩有時也可發生重大的具體作用。例如文公十三年鄭伯背晉降楚後，又欲歸服于晉，適逢魯文公由晉回魯，鄭伯在半路與魯侯相會，請他代為向晉說情，兩方的應答全以賦詩為媒介。鄭大夫子家賦《小雅·鴻雁》篇，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遠行之勞，暗示鄭國孤弱，需要魯國哀恤，代為遠行，往晉國去關說。魯季文子答賦《小雅·四月》篇，義取行役逾時，思歸祭祀；這當然是表示拒絕，不願為鄭國的事再往晉一行。鄭子家又賦《載馳》篇之第四章，義取小國有急，相求大國救助。魯季文子又答賦《小雅·采薇》篇之第四章，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魯國過意不去，只得答應為鄭奔走，不敢安居。

　　鄭人賦詩，求而兼頌；魯人賦詩，謝而後許。雖也還是「言志」，可是在辦交涉，不止於酬酢了。稱為「具體的重大作用」，是不錯的。但賦詩究竟是酬酢的多。

　　不過就是酬酢的賦詩，一面言一國之志，一面也還流露著賦詩人之志，他自己的為人。垂隴之會，範文子論伯有、子展、印氏等的先亡後亡，便是從這方面著眼，聽言知行而加推斷的。《漢書》三十《藝文志》說：「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須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這也是「觀志」，《荀子》裡稱為「觀人」。春秋以來很注重觀人，而「觀人以言」（《非相》篇）更多見於記載。「言」自然不限於賦詩，但「詩以言志」，「志以定言」，以賦詩「觀人」也是順理成章的。如此論詩，「言志」便引申了表德一義，不止于獻詩陳志那樣簡單了。再說春秋時的賦詩雖然有時也有獻詩之義，如上文所論，但外交的賦詩卻都非自作，只是借詩言志。借詩言志並且也不限於外交，《國語·魯語》下有一段記載：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蔔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綠衣》之三章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韋昭解這回賦詩之志是「古之賢人正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可見這種賦詩也用在私室的典禮上。韋昭解次「合」字為「成」；以現成的詩合自己的意，而以成禮，是這種賦詩的確釋。清勞孝輿《春秋詩話》卷一云：

　　風詩之變，多春秋間人所作。……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歟？蓋當時只有詩，無詩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為己詩，彼人之詩，此人可賡為自作，期於「言志」而止。人無定詩，詩無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

　　論當時作詩和賦詩的情形，都很確切。

　　這種賦詩的情形關係很大。獻詩的詩都有定指，全篇意義明白。賦詩卻往往斷章取義，隨心所欲，即景生情，沒有定準。譬如《野有蔓草》，原是男女私情之作，子太叔卻堂皇的賦了出來；他只取其中「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兩句，表示歡迎趙孟的意思。上文「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以及下章，恐怕都是不相干的。斷章取義只是借用詩句作自己的話。所取的只是句子的文義，就是字面的意思；而不管全詩用意，就是上下文的意思。——有時卻也取喻義，如《左傳》昭公元年，鄭伯享趙孟，魯穆叔賦《鵲巢》，便是以「鵲巢鳩居」「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杜預注）。但所取喻義以易曉為主；偶然深曲些，便須由賦詩人加以說明。那時代只要詩熟，聽人家賦，總知道所要言的志；若取喻義，就不能如此共曉了。聽了賦詩而不知賦詩人的志的，大概是詩不熟，唱著聽不清楚。所以衛獻公教師曹歌《巧言》篇的末章給孫蒯聽，諷刺孫文子「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師曹存心搗亂，還怕唱著孫蒯不懂，便朗誦了一回——「以聲節之曰『誦』」，「誦」是有節奏的——。孫蒯告訴孫文子，果然出了亂子。還有，不明了事勢也不能知道賦詩人的志。齊慶封聘魯，與叔孫穆子吃飯，不敬。叔孫賦《相鼠》，諷刺他「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他竟不知道。後來因亂奔魯，叔孫穆子又請他吃飯，他吃品還是不佳，叔孫不客氣，索性教樂工朗誦《茅鴟》給他聽；這是逸詩，也是刺不敬的。但是慶封還是不知道。他實在太糊塗了！賦詩大都是自己歌唱。有時也教樂工歌唱；《左傳》有以賦詩為「肄業」（習歌）的話，有「工歌」「使大師歌」的話，又剛才舉的兩例中也由樂工誦詩。賦詩和獻詩都合樂；到春秋時止，詩樂還沒有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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