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一獻詩陳志

一獻詩陳志

　　詩言志

　　一　獻詩陳志

　　《今文尚書·堯典》記舜的話，命夔典樂，教胄子，又道：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鄭玄注云：

　　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

　　這裡有兩件事：一是詩言志，二是詩樂不分家。《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也有「詩以言志」的話。那是說「賦詩」的，而賦詩是合樂的，也是詩樂不分家。據顧頡剛先生等考證，《堯典》最早也是戰國時才有的書。那麼，「詩言志」這句話也許從「詩以言志」那句話來，但也許彼此是獨立的。

　　《說文》三上《言部》云：

　　詩，志也。〔志發於言〕。從「言」，「寺」聲。

　　古文作「

」，從「言」，「ㄓ」聲。楊遇夫先生（樹達）在《釋詩》一文裡說：「『志』字從『心』，『ㄓ』聲，『寺』字亦從『ㄓ』聲。『ㄓ』、『志』、『寺』古音蓋無二。……其以『ㄓ』為『志』，或以『寺』為『志』，音近假借耳。」又據《左傳》昭公十六年韓宣子「賦不出鄭志」的話，說「鄭志」即「鄭詩」：因而以為「古『詩』『志』二文同用，故許（慎）徑以『志』釋『詩』」。聞一多先生在《歌與詩》裡更進一步說道：

　　志字從「ㄓ」，卜辭「ㄓ」作「

」，從「止」下「一」，像人足停止在地上，所以「ㄓ」本訓停止。……「志」從「ㄓ」從「心」，本義是停止在心上。停在心上亦可說是藏在心裡。

　　他說「志有三個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抱。」從這裡出發，他證明了「志與詩原來是一個字」。但是到了「詩言志」和「詩以言志」這兩句話，「志」已經指「懷抱」了。《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云：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捨，怒有戰鬥。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孔穎達《正義》說：「此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漢人又以「意」為「志」，又說志是「心所念慮」，「心意所趣向」，又說是「詩人志所欲之事」。情和意都指懷抱而言；但看子產的話跟子太叔的口氣，這種志，這種懷抱是與「禮」分不開的，也就是與政治、教化分不開的。

　　「言志」這詞組兩見於《論語》中。《公冶長》篇云：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先進》篇記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各言其志」，語更詳。兩處所記「言志」，非關修身，即關治國，可正是發抒懷抱。還有，《禮記·檀弓》篇記晉世子申生被驪姬讒害，他兄弟重耳向他道：「子蓋（盍）言子之志於公乎？」鄭玄注：「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這也是教他陳訴懷抱。這裡申生陳訴懷抱，一面關係自己的窮通，一面關係國家的治亂。可是他不願意陳訴，他自己是死了，晉國也跟著亂起來。這種志，這種懷抱，其實是與政教分不開的。

　　《詩經》裡說到作詩的有十二處：

　　一　維是褊心，是以為刺。（《魏風·葛履》）

　　二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陳風·墓門》）

　　三　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小雅·四牡》）

　　四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小雅·節南山》）

　　五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小雅·何人斯》）

　　六　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小雅·巷伯》）

　　七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小雅·四月》）

　　八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大雅·卷阿》）

　　九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大雅·民勞》）

　　十　雖曰「匪子」，既作爾歌。（《大雅·桑柔》）

　　十一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大雅·嵩高》）

　　十二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大雅·烝民》）

　　這裡明用「作」字的八處，其餘也都含有「作」字意。（一）最顯，不必再說。（二）《傳》云：「訊，告也。」《箋》云：「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可使工歌之，是謂之告。」《經典釋文》引《韓詩》：「訊，

也。」《說文·言部》：「

，數諫也。」段玉裁云：「謂數其失而諫之。凡譏『刺』字當用此。」（八）《傳》云：「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九）《箋》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汝）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汝）。」

　　這些詩的作意不外乎諷與頌，詩文裡說得明白。像「以為刺」「以訊之」「以究王訩」「以極反側」「用大諫」，顯言諷諫，一望而知。《四牡》篇的「『將母』來諗」，《箋》云：「諗，告也。……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與《巷伯》的「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四月》的「維以告哀」，都是自述苦情，欲因歌唱以告於在上位的人，也該算在諷一類裡。《桑柔》的「雖曰『匪予』，既作爾歌」，《箋》云：「女（汝）雖抵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為』，我已作女（汝）所行之歌，女（汝）當受之而無悔。」那麼，也是諷了。為頌美而作的，只有《卷阿》篇的陳詩以「遂歌」，和尹吉甫的兩「誦」。《卷阿傳》說「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陳志」就是「言志」。因為是「獻詩」或贈詩（如《嵩高》、《烝民》），所以「言志」不出乎諷與頌，而諷比頌多。

　　《國語·周語》上記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邵公諫道：

　　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晉語》六趙文子冠，見範文子，範文子說：

　　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惑也）；風（采也）聽臚（傳也）言於市，辨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

　　《左傳》襄公十四年記師曠對晉平公的話，大略相同；但只作「瞽為詩」，沒有明說「獻詩」。

　　從這幾段記載看，可見「公卿列士的諷諫是特地做了獻上去的，庶人的批評是給官吏打聽到了告誦上去的」。獻詩只是公卿列士的事，輪不到庶人。而說到獻詩，連帶著說到瞽、矇、瞍、工，都是樂工，又可見詩是合樂的。

　　古代有所謂「樂語」。《周禮·大司樂》：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這六種「樂語」的分別，現在還不能詳知，似乎都以歌辭為主。「興」「道」（導）似乎是合奏，「諷」「誦」似乎是獨奏；「言」「語」是將歌辭應用在日常生活裡。這些都用歌辭來表示情意，所以稱為「樂語」。《周禮》如近代學者所論，大概是戰國時作，但其中記述的制度多少該有所本，決不至於全是想像之談。「樂語」的存在，從別處也可推見。《國語·周語》下云：

　　晉羊舌肸聘于周。……（單）靖公享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周頌》）單之老送叔向（肸的字），叔向告之曰：「……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是道成王之德（道文、武能成其王德）也。……單子儉、敬、讓、諮，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

　　韋昭解道：「『語』，宴語所及也。『說』，樂也。」似乎「昊天有成命」是這回享禮中奏的樂歌，而單靖公言語之間很賞識這首歌辭。叔向的話先詳說這篇歌辭——詩，然後論單靖公的為人，並預言他的家世興盛。這正是「樂語」，正可見「樂語」的重要作用。《論語·陽貨》篇簡單的記著孔子一段故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歷來都說孔子「取瑟而歌」只是表明並非真病，只是表明不願見。但小病未必就不能歌，古書中時有例證；也許那歌辭中還暗示著不願見的意思。若這個解釋不錯，這也便是「樂語」了。

　　《荀子·樂論》裡說「君子以鐘鼓道志」。「道志」就是「言志」，也就是表示情意，自見懷抱。《禮記·仲尼燕居》篇記孔子的話：「是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這雖未必真是孔子說的，卻也可見「樂語」的傳統是存在的。《漢書》二十二《禮樂志》論樂，也道「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樂語」的作用正在暗示上。又，《禮記·樂記》載子夏答魏文侯問樂云：

　　今夫古樂，……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這裡「語」雖在「樂終」，卻還不失為一種「樂語」。這裡所「語」的是樂意，可以見出樂以言志、歌以言志、詩以言志是傳統的一貫。以樂歌相語，該是初民的生活方式之一。那時結恩情、做戀愛用樂歌，這種情形現在還常常看見；那時有所諷頌、有所祈求，總之有所表示，也多用樂歌。人們生活在樂歌中。樂歌就是「樂語」，日常的語言是太平凡了，不夠鄭重，不夠強調的。明白了這種「樂語」，才能明白獻詩和賦詩。這時代人們還都能歌，樂歌還是生活裡重要節目。獻詩和賦詩正從生活的必要和自然的需求而來，說只是周代重文的表現，不免是隔靴搔癢的解釋。

　　獻詩的記載不算太多。前引《詩經》裡諸例以外，顧頡剛先生還舉過兩個例：《左傳》昭公十二年，子革對楚靈王云：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又，《國語·楚語》上記左史倚相的話：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甯有官師之典，倚幾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禦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禦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

　　《祈招》是逸詩。《懿戒》韋昭說就是《大雅》的《抑篇》，「懿讀之曰抑」。「自儆」可以算是自諷。這兩個故事雖然都出於轉述，但參看上文所舉《詩經》中說到詩的作意諸語，似乎是可信的。這兩段是春秋以前的故事。春秋時代還有晏子諫齊景公的例。《晏子春秋·內篇諫下》第五云：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台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複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台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

　　《晏子春秋》雖然駁雜，這段故事的下文也許不免渲染一些，但照上面所論「樂語」的情形，這裡「歌諫」的部分似乎也可信。總之，獻詩陳志不至於是托古的空想。

　　春秋時代獻詩的事，在上面說到的之外似乎還有，從下列四例可見：

　　一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薑，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左傳》隱公三年）

　　二　狄人……滅衛。……衛之遺民……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左傳》閔公二年）

　　三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同上）

　　四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左傳》文公六年）

　　（一）《詩序》云：「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薑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二）《序》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三）《序》云：「（鄭）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四）《序》云：「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詩序》雖多穿鑿，但這幾篇與《左傳》所記都相合，似乎不是向壁虛造。《詩經》中「人」字往往指在位的大夫君子，這裡的「衛人」「鄭人」「國人」都不是庶人；《詩序》以「鄭人」為公子素，更可助成此說。「賦」是自歌或「使工歌之」；《碩人》篇要歌給莊公聽，《載馳》篇要歌給戴公聽，《清人》篇要歌給文公聽，《黃鳥》篇也許要歌給康公聽。這些也都屬諷一類。

　　「詩」這個字不見於甲骨文、金文，《易經》中也沒有。《今文尚書》中只見了兩次，就是《堯典》的「詩言志」，還有《金縢》云：「于後（周）公乃為詩以詒（成）王，名之曰《鴟鴞》。」《堯典》晚出，這個字大概是周代才有的。——獻詩陳志的事，照上文所引的例子，大概也是周代才有的。「志」字原來就是「詩」字，到這時兩個字大概有分開的必要了，所以加上「言」字偏旁，另成一字；這「言」字偏旁正是《說文》所謂「志發於言」的意思。《詩經》裡也只有三個「詩」字，就在上文引的《巷伯》、《卷阿》、《嵩高》三篇的詩句中。《詩序》以《巷伯》篇為幽王時作，《卷阿》篇成王時作，《嵩高》篇宣王時作。按《卷阿》篇說，「詩」字的出現是在周初，似乎和《金縢》篇可以印證。但《詩序》不盡可信，《金縢》篇近來也有些學者疑為東周時所作；這個字的造成也許並沒有那麼早，所以只說大概周代才有。至於《詩經》中十二次說到作詩，六次用「歌」字，三次用「誦」字，只三次用「詩」字，那或是因為「詩以聲為用」的原故；《詩經》所錄原來全是樂歌，樂歌重在歌、誦，所以多稱「歌」「誦」。不過歌、誦有時也不合樂，那便是徒歌，與謳、謠同類。徒歌大都出於庶民，記載下來的不多。前引《國語》中所謂「庶人傳語」，所謂「臚言」，該包含著這類東西。這裡面有「謗」也有「譽」，有諷也有頌——鄭輿人誦子產，最為著名。也有非諷非頌的「緣情」之作，見於記載的如《左傳》成公十七年的聲伯《夢歌》。但這類「緣情」之作所以保存下來，並非因為它們本身的價值，而是別有所為。如《左傳》錄聲伯《夢歌》，便為的記夢的預兆。《詩經》裡一半是「緣情」之作，樂工保存它們卻只為了它們的聲調，為了它們可以供歌唱。那時代是還沒有「詩緣情」的自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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