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子夜》

《子夜》

　　這幾年我們的長篇小說，漸漸多起來了；但真能表現時代的只有茅盾的《蝕》和《子夜》。《蝕》寫一九二七年的武漢與一九二八年的上海，寫的是「青年在革命壯潮中所經過的三個時期」。能利用這種材料的不止茅君一個，可是相當地成功的只有他一個。他筆下是些有血有肉能說能做的人，不是些扁平的人形，模糊的影子。《子夜》寫一九三〇年的上海，寫的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崩潰的縮影。與《蝕》都是大規模的分析的描寫，範圍卻小些：只側重在「工業的金融的上海市」，而經過只有兩個多月。不過這回作者觀察得更有系統，分析得也更精細；前一本是作者經驗了人生而寫的，這一本是為了寫而去經驗人生的，聽說他的親戚頗多在交易所裡混的；他自己也去過交易所多次。他這本書是細心研究的結果，並非「寫意」的創作。《蝕》包含三個中篇，字數還沒有這一本多，便是為此。看小說消遣的人看了也許覺得煩瑣，膩味；那是他自己太「寫意」了，怨不得作者。「子夜」的意思是「黎明之前」；作者相信一個新時代是要到來的。

　　這本書有主角，與《蝕》不同。主角是吳蓀甫。他曾經遊歷歐美，抱著發展中國民族工業的雄圖，是個有作為的人。他在故鄉雙橋鎮辦了一個發電廠，打算以此為基礎，建築起一個模範鎮；又在上海開了一爿大絲廠。不想雙橋鎮給「農匪」破壞了，他心血算白費了。絲廠因為競爭不過日本絲和人造絲，漸漸不景氣起來，只好在工人身上打主意，扣減她們的工錢。於是醞釀著工潮，勞資的衝突一天天尖銳化。那正是內戰大爆發的時候，內地的現銀向上海集中。金融界卻只曉得做地皮、金子、公債，毫無企業的眼光。蓀甫的姊丈杜竹齋便是一個，而且是膽子最小最貪近利的一個。蓀甫自然反對這種態度。他和孫吉人、王和甫頂下了益中信託公司，打算大規模地辦實業。他們一氣兼併了八個製造日用品的小工廠，想將它們擴充起來，讓那些新從日本移植到上海來的同部門的廠受到一個致命傷。蓀甫有了這種大計劃，便覺得雙橋鎮無用武之地，破壞了也不足深惜了。

　　但這是個最宜於做公債的年頭；戰事常常變化，投機家正可上下其手。蓀甫本不贊成投機，而為迅速的擴充他們的資本，便也鑽到公債裡去。這明明是一個矛盾；時勢如此，他無法避免。他們的企業的基礎，因此便在風雨飄搖之中。這當兒他們的對頭趙伯韜來了。他是美國資本家的「掮客」，代理他們來吞併剛在萌芽的民族工業的。那時杜竹齋早拆了信託公司的股；蓀甫他們一面做公債，一面辦廠，便周轉不及；加上內戰時貨運阻滯，新收的八個廠的出品囤著銷不出去。趙伯韜便用經濟封鎖政策壓迫他們的公司，又在公債上與他們鬥法。他們兩邊兒都不僅「在商言商」：蓀甫接近那以實現民主政治標榜的政派，正是企業家的本色。趙伯韜是相對峙的一派，也是「掮客」的本色。他們又都代辦軍火；都做外力與封建軍閥間媒介。他們做公債時，所想所行，卻也不一定忠實於他們的政派。總之，矛盾非常多。蓀甫他們做公債失敗了，便壓榨那八個廠的工人，但還是維持不下去。蓀甫這時候氣餒了，他只想顧全那二十萬的血本，便投降趙伯韜也行。但孫、王兩人不甘心，他們終於將那些廠直接頂給英、日的商人。現在他們用全力做公債了，蓀甫將自己的廠和住房都押掉了，和趙伯韜作孤注一擲。他力勸杜竹齋和他們「打公司」；但結果杜竹齋反收了漁翁之利而去。蓀甫這一下全完了。他幾乎要自殺，後來卻決定到廬山歇夏去。

　　這便是上文所謂「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崩潰的縮影」。若覺得說得這麼鄭重，有些滑稽，那是因為我們的民族資本主義的進程本來滑稽得可憐。有人說這本書的要點只是公債、工潮。這不錯，只要從這兩項描寫所占的篇幅就知道。但作者為什麼這樣寫？他決不僅要找些新花樣，給讀者換口味。這其間有一番道理。書中朱吟秋說：

　　從去年以來，上海一埠是現銀過剩。銀根並不要緊。然而金融界只曉得做公債，做地皮，一千萬，兩千萬，手面闊得很！碰到我們廠家一時周轉不來，想去做十萬八萬的押款呀，那就簡直像是要了他們的性命；條件的苛刻，真叫人生氣。（四三面。）

　　這並不是金融界人的善惡的問題而是時勢使然。孫吉人說得好：

　　我們這次辦廠就壞在時局不太平，然而這樣的時局，做公債倒是好機會。（五三四面。）

　　內戰破壞了一切，只增長了賭博或投機的心理。雖像吳蓀甫那樣有大志有作為的企業家，也到處碰壁，終於還是鑽入公債裡去。這是我們民族資本主義崩潰的大關鍵，作者所以寫益中公司的八個廠只用側筆而以全力寫公債者，便為的這個。至於寫馮雲卿等三人作公債而失敗，那不過點綴點綴，取其于吳、趙兩巨頭相映成趣，覺得熱鬧些。但內戰之外，外國資本的壓迫也是中國民族工業的致命傷。這一點作者並未忽略；他只用陪筆，如趙伯韜所代理的托辣司，益中公司將八個廠頂給英、日商家，周仲偉將火柴廠頂給日本商家之類。這是作者善於用短，好騰出篇幅來專寫他熟悉的那一方面。——民族資本主義在這兩重壓迫之下，自然會走向崩潰的路上去。

　　然而工廠主人起初還掙扎著，他們壓榨工人。於是勞資關係漸趨尖銳化。這也可以成為促進資本主義崩潰的一個原因。但書中只寫廠方如何利用工人，以及黃色工會中人的傾軋。也寫工人運動，但他們的力量似乎很薄弱，一次次都失敗了，不足以搖動大局。或者有人覺得作者筆下的工人太軟弱些，但他也許不願意鋪張揚厲。他在《我們這文壇》一文（《東方雜誌》三十卷一號）裡說：

　　我們也唾棄那些，印板式的「新偶像主義」——對於群眾行動的盲目而無批評的讚頌與崇拜。

　　他大約只願意照眼睛所看的實在情形寫；也只有這樣才教人相信，才教人細想。書中寫吳蓀甫的絲廠裡一次怠工，一次罷工；怠工從旁面著筆，罷工才從正面著筆。他寫吳蓀甫的憤怒，工廠管理人屠維岳的陰賊險惡，工會裡的暗鬥，工人的騷動，共產黨的指揮，軍警的捕捉，——罷工的各方面的姿態，在他筆底下總算有聲有色。接著敘周仲偉火柴廠的工人到他家要求不停工的故事。這是一幕悲喜劇；無論如何，那輕快的進行讓讀者松一口氣，作為一個陪筆是頗巧妙的。

　　書中以「父與子」的衝突開始，便是封建道德與資本主義的道德的衝突。但作者將吳蓀甫的老太爺，寫得那麼不經事，一到上海，便讓上海給氣死了，未免乾脆得不近情理。再則這第一章的主旨所謂「父與子」的衝突與全書也無甚關涉。揣想作者所以如此開端，大約只是為了結構的方便，接著便可以借著吳太爺的大殮好同時介紹全書各方面的人物。這未免太取巧了些；但如馮雲卿利用女兒事，寫封建道德的破產，卻好。書中有一章專寫農民的騷動；寫馮雲卿的時候，也間接地概括地說到這種情形以及地主威權的動搖。這些都暗示封建農村的勢力在崩潰著。但那些封建的軍閥在書中還是活躍著的。作者在《我們的文壇》裡說將來的文藝該是「批判」的：「嚴密的分析」，「嚴格的批評」。他自己現在顯然已向著這條路走。

　　吳蓀甫的家庭和來往的青年男女客人，也是書中重要的點綴，東一鱗西一爪的。這些人大抵很閑，作詩，做愛，高談政治經濟，唱歌，打牌，甚至練鏢，看《太上感應篇》等等，就像天底下一切無事似的。而吳蓀甫卻老是緊張地出入於幾條火線當中。他們真像在兩個世界裡。作者寫這些人，也都各具面目。但太簡單了，好像只鉤了個輪廓就算了，如吳少奶奶，她的妹妹，四小姐，阿萱，杜學詩，李玉亭等。詩人范博文卻形容太甚，仿佛只是一個笑話，杜新籜寫得也過火些。至於吳芝生，卻又太不清楚。

　　作者在後記裡也承認書裡有幾個小結構，因為夏天他身體不大好，沒有充分地發展開去，這實在很可惜。人物寫得好的，如吳蓀甫、屠維岳的剛強自信，趙伯韜的狠辣，杜竹齋的膽小貪利。可是吳、屠兩人寫得太英雄氣概了，吳尤其如此，因此引起一部分讀者對於他們的同情與偏愛，這怕是作者始料所不及罷。而屠維嶽，似乎並沒有受過新教育的人，向吳蓀甫說的話那樣歐化，也是不確當的。作者擅長描寫女人，但這本書裡卻沒有怎樣出色的，大約非意所專注之故。

　　作者描寫農村的本領，也不在描寫都市之下。《林家鋪子》（收在《春蠶》中），寫一個小鎮上一家洋廣貨店的故事，層層剖剝，不漏一點兒，而又委曲入情，真可算得「嚴密的分析」。私意這是他最佳之作。還有《春蠶》《秋收》兩短篇（均在《春蠶》中），也「分析」得細。我們現代的小說，正該如此取材，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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