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

《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

　　一

　　胡適之氏是第一個「嘗試」新詩的人，起手是民國五年七月。新詩第一次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一號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劉半農二氏；詩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鴿子》。這時是七年正月。他的《嘗試集》，我們第一部新詩集，出版是在九年三月。

　　清末夏曾佑、譚嗣同諸人已經有「詩界革命」的志願，他們所作「新詩」，卻不過檢些新名詞以自表異。只有黃遵憲走得遠些，他一面主張用俗話作詩——所謂「我手寫我口」——，一面試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謂「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詩。這回「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對於民七的新詩運動，在觀念上，不在方法上，卻給予很大的影響。

　　不過最大的影響是外國的影響。梁實秋氏說外國的影響是白話文運動的導火線：他指出美國印象主義者六戒條裡也有不用典，不用陳腐的套語；新式標點和詩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國；而外國文學的翻譯，更是明證。胡氏自己說《關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詩成立的紀元，而這首詩卻是譯的，正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新詩運動從詩體解放下手；胡氏以為詩體解放了，「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裡去」。這四項其實只是泛論。他具體的主張見於《談新詩》。消極的不作無病之呻吟，積極的以樂觀主義入詩。他提倡說理的詩。音節，他說全靠：一、語氣的自然節奏，二、每句內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諧，平仄是不重要的。用韻，他說有三種自由：一、用現代的韻，二、平仄互押，三、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方法，他說須要用具體的做法。這些主張大體上似乎為《新青年》詩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國》、《星期評論》，以及文學研究會諸作者，大體上也這般作他們的詩。《談新詩》差不多成為詩的創造和批評的金科玉律了。

　　那正是「五四」之後，剛在開始一個解放的時代。《談新詩》切實指出解放後的路子，彷徨著的自然都走上去。樂觀主義，舊詩中極罕見；胡氏也許受了外來影響，但總算是新境界；同調的卻只有康白情氏一人。說理的詩可成了風氣，那原也是外國影響。直到民十五止，這個風氣才漸漸的衰下去；但在徐志摩氏的詩裡，還可尋著多少遺跡。「說理」是這時期詩的一大特色。照周啟明氏看法，這是古典主義的影響，卻太晶瑩透澈了，缺少了一種餘香與回味。

　　民七以來，周氏提倡人道主義的文學；所謂人道主義，指「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而言。這也是時代的聲音，至今還為新詩特色之一。胡適之氏《人力車夫》、《你莫忘記》也正是這種思想，不過未加提倡罷了。——胡氏後來卻提倡「詩的經驗主義」，可以代表當時一般作詩的態度。那便是以描寫實生活為主題，而不重想像，中國詩的傳統原本如此。因此有人稱這時期的詩為自然主義。這時期寫景詩特別發達，也是這個緣故。寫景詩卻是新進步；胡氏《談新詩》裡的例可見。

　　自然音節和詩可無韻的說法，似乎也是外國「自由詩」的影響。但給詩找一種新語言，決非容易，況且舊勢力也太大。多數作者急切裡無法丟掉舊詩詞的調子；但是有死用活用之別。胡氏好容易造成自己的調子；變化可太少。康白情氏解放算徹底的，他能找出我們語言的一些好音節，《送客黃浦》便是；但集中名為詩而實是散文的卻多。只有魯迅氏兄弟全然擺脫了舊鐐銬，周啟明氏簡直不大用韻。他們另走上歐化一路。走歐化一路的後來越過越多。——這說的歐化，是在文法上。

　　「具體的做法」不過用比喻說理，可還是缺少餘香與回味的多，能夠渾融些或精悍些的便好。像周啟明氏的《小河》長詩，便融景入情，融情入理。至於有意的講究用比喻，怕要到李金髮氏的時候。

　　這時期作詩最重自由。梁實秋氏主張有些字不能入詩，周啟明氏不以為然，引起一場有趣的爭辯。但商務印書館主人卻非將《將來之花園》中「小便」刪去不可。另一個理想是平民化，當時只俞平伯氏堅持，他「要恢復詩的共和國」；康白情氏和周啟明氏都說詩是貴族的。詩到底怕是貴族的。

　　這時期康白情氏以寫景勝，梁實秋氏稱為「設色的妙手」；寫情如《窗外》擬人法的細膩，《一封沒寫完的信》那樣質樸自然，也都是新的。又《鴨綠江以東》、《別少年中國》，悲歌慷慨，令人奮興。——只可惜有些詩作的太自由些。俞平伯氏能融舊詩的音節入白話，如《淒然》；又能利用舊詩裡的情境表現新意，如《小劫》；寫景也以清新著，如《孤山聽雨》。《囈語》中有說理渾融之作；《樂譜中之一行》頗作超脫想。《憶》是有趣的嘗試，童心的探求，時而一中，教人歡喜讚歎。

　　中國缺少情詩，有的只是「憶內」「寄內」，或曲喻隱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戀愛者絕少，為愛情而歌詠愛情的更是沒有。這時期新詩做到了「告白」的一步。《嘗試集》的《應該》最有影響，可是一半的趣味怕在文字的繳繞上。康白情氏《窗外》卻好。但真正專心致志做情詩的，是「湖畔」的四個年輕人。他們那時侯差不多可以說生活在詩裡。潘漠華氏最淒苦，不勝掩抑之致；馮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淚；汪靜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氣；應修人氏卻嫌味兒淡些。

　　周啟明氏民十翻譯了日本的短歌和俳句。說這種體裁適於寫一地的景色，一時的情調，是真實簡煉的詩。到處作者甚眾。但只剩了短小的形式：不能把捉那刹那的感覺，也不講字句的經濟，只圖容易，失了那曲包的餘味。周氏自己的翻譯，實在是創作；別的只能舉《論小詩》裡兩三個例，和何植三氏《農家的草紫》一小部分。也在那一年，冰心女士發表了《繁星》，第二年又出了《春水》，她自己說是讀泰戈爾而有作；一半也是銜接著那以詩說理的風氣。民十二宗白華氏的《流雲》小詩也是如此。這是所謂哲理詩，小詩的又一派。兩派也都是外國影響，不過來自東方罷了。《流雲》出後，小詩漸漸完事，新詩跟著也中衰。

　　白采的《羸疾者的愛》一首長詩，是這一路詩的押陣大將。他不靠複遝來維持它的結構，卻用了一個故事的形式。是取巧的地方，也是聰明的地方。雖然沒有持續的想像，雖然沒有奇麗的比喻，但那質樸，那單純，教它有力量。只可惜他那「優生」的理在詩裡出現，還嫌太早，一般社會總看得淡淡的遠遠的，與自己水米無干似的。他讀了尼采的翻譯，多少受了他一點影響。

　　和小詩運動差不多同時，一支異軍突起于日本留學界中，這便是郭沫若氏。他主張詩的本職專在抒情，在自我表現，詩人的利器只有純粹的直觀；他最厭惡形式，而以自然流露為上乘，說「詩不是『做』出來的，只是『寫』出來的」。他說：

　　只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的表現，命泉中流出來的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Melody，生底顫動，靈底喊叫，那便是真詩，好詩，便是我們人類底歡樂底源泉，陶醉的美釀，慰安的天國。

　　「詩是寫出來的」一句話，後來讓許多人誤解了，生出許多惡果來；但于郭氏是無損的。他的詩有兩樣新東西，都是我們傳統裡沒有的：——不但詩裡沒有——泛神論，與二十世紀的動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國缺乏冥想詩。詩人雖然多是人本主義者，卻沒有去摸索人生根本問題的。而對於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會；漸漸懂得了，又只是觀山玩水，寫入詩只當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詩是第一回。至於動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靜的忍耐的文明裡，不用說更是沒有過的。不過這些也都是外國影響。——有人說浪漫主義與感傷主義是創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詩正是一個代表。

　　二

　　十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報詩鐫》出世。這是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饒孟侃、劉夢葦、于賡虞諸氏主辦的。他們要「創格」，要發見「新格式與新音節」。聞一多氏的理論最為詳明，他主張「節的勻稱」，「句的均齊」，主張「音尺」，重音，韻腳。他說詩該具有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建築的美；音樂的美指音節，繪畫的美指詞藻，建築的美指章句。他們真研究，真實驗；每週有詩會，或討論，或誦讀。梁實秋氏說，「這是第一次一夥人聚集起來誠心誠意的試驗作新詩」。雖然只出了十一號，留下的影響卻很大——那時大家都做格律詩；有些從前極不顧形式的，也上起規矩來了。「方塊詩」「豆腐乾塊」等等名字，可看出這時期的風氣。

　　新詩形式運動的觀念，劉半農氏早就有。他那時主張：一、「破壞舊韻，重造新韻」，二、「增多詩體」。「增多詩體」又分自造，輸入他種詩體，有韻詩外別增無韻詩三項，後來的局勢恰如他所想。「重造新韻」主張以北平音為標準，由長於北平語者造一新譜。後來也有趙元任氏作了《國音新詩韻》。出版時是十二年十一月，正趕上新詩就要中衰的時候，又書中舉例，與其說是詩，不如說是幽默；所以沒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分韻頗妥貼，論輕音字也好，應用起來倒很方便的。

　　第一個有意實驗種種體制，想創新格律的，是陸志韋氏。他的《渡河》問世在十二年七月。他相信長短句是最能表情的做詩的利器；他主張舍平仄而取抑揚，主張「有節奏的自由詩」和「無韻體」。那時《國音新詩韻》還沒出，他根據王璞氏的《京音字彙》，將北平音並為二十三韻。這種努力其實值得欽敬，他的詩也別有一種清淡風味；但也許時候不好吧，卻被人忽略過去。

　　《詩鐫》裡聞一多氏影響最大。徐志摩氏雖在努力於「體制的輸入與試驗」，卻只顧了自家，沒有想到用理論來領導別人。聞氏才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徐氏說他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響。《死水》前還有《紅燭》，講究用比喻，又喜歡用別的新詩人用不到的中國典故，最為繁麗，真教人有藝術至上之感。《死水》轉向幽玄，更為嚴謹；他作詩有點像李賀的雕鎪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驅遣多些。但他的詩不失其為情詩。另一面他又是個愛國詩人，而且幾乎可以說是唯一的愛國詩人。

　　但作為詩人論，徐氏更為世所知。他沒有聞氏那樣精密，但也沒有他那樣冷靜。他是跳著濺著不舍晝夜的一道生命水。他嘗試的體制最多，也譯詩；最講究用比喻——他讓你覺著世上一切都是活潑的，鮮明的。陳西瀅氏評他的詩，所謂不是平常的歐化，按說就是這個。又說他的詩的音調多近羯鼓鐃鈸，很少提琴洞簫等抑揚纏綿的風趣，那正是他老在跳著濺著的緣故。他的情詩，為愛情而詠愛情；不一定是實生活的表現，只是想像著自己保舉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詩家一樣。但這完全是新東西，歷史的根基太淺，成就自然不大——一般讀者看起來也不容易順眼。聞氏作情詩，態度也相同；他們都深受英國影響，不但在試驗英國詩體，藝術上也大半模仿近代英國詩。梁實秋氏說他們要試驗的是用中文來創造外國詩的格律，裝進外國式的詩意。這也許不是他們的本心，他們要創造中國的新詩，但不知不覺寫成西洋詩了。這種情形直到現在，似乎還免不了。他也寫人道主義的詩。

　　留法的李金髮氏又是一支異軍；他民九就作詩，但《微雨》出版已經是十四年十一月。「導言」裡說不顧全詩的體裁，「苟能表現一切」；他要表現的是「對於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麗」。講究用比喻，有「詩怪」之稱；但不將那些比喻放在明白的間架裡。他的詩沒有尋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來卻沒有意思。他要表現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覺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紅紅綠綠一串珠子，他卻藏起那串兒，你得自己穿著瞧。這就是法國象徵詩人的手法；李氏是第一個人介紹它到中國詩裡。許多人抱怨看不懂，許多人卻在模仿著。他的詩不缺乏想像力，但不知是創造新語言的心太切，還是母舌太生疏，句法過分歐化，教人像讀著翻譯；又夾雜著些文言裡的嘆詞語助詞，更加不像——雖然也可以說是自由詩體制。他也譯了許多詩。

　　後期創造社三個詩人，也是傾向於法國象徵派的。但王獨清氏所作，還是拜倫式的雨果式的為多；就是他自認為仿象徵派的詩，也似乎豪勝於幽，顯勝於晦。穆木天氏托情於幽微遠渺之中，音節也頗求整齊，卻不致力於表現色彩感。馮乃超氏利用鏗鏘的音節，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詠的是頹廢、陰影、夢幻、仙鄉。他詩中的色彩感是豐富的。

　　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徵派。他譯過這一派的詩。他也注重整齊的音節，但不是鏗鏘的而是輕清的；也找一點朦朧的氣氛，但讓人可以看得懂；也有顏色，但不像馮乃超氏那樣濃。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處。姚蓬子氏也屬這一派；他卻用自由詩體制。在感覺的敏銳和情調的朦朧上，他有時超過別的幾個人。——從李金髮氏到此，寫的多一半是情詩。他們和《詩鐫》諸作者相同的是，都講究用比喻，幾乎當作詩的藝術的全部；不同的是，不再歌詠人道主義了。

　　若要強立名目，這十年來的詩壇就不妨分為三派：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徵詩派。

　　1935年8月11日，寫畢于北平清華園。

　　附：編選凡例

　　一、本集所收，以抒情詩為主，也選敘事詩；擬作的歌謠不錄。

　　二、新詩別集很多，搜集完全，頗為困難。本集所收三十三家，五十一種（目另見，其中五種，詩文兼載），只是就所能見到的憑主觀去取。這其間自然免不了偏見，但總盼望取的是那些影響較廣或情景較新的。其中也有兩家，是先在《詩》和《晨報詩鐫》選了他們的詩，再去翻集子的。

　　三、所收別集，以其中的詩作於民國十七年以前的為准，不以集子出版的時日為准。集子裡若有十六年以後作品，不錄。如集中的詩全沒有年月，而從序文或其他方面可以確知其作於十七年以前的，也加選錄。像《集外集》今年出，但那些詩中最早的，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五號上，是七年五月。又《我的記憶》十八年出，但照杜衡氏《望舒草序》，這裡面的詩有民國十一年作的；而《我的記憶》一首作於十六年，足見其前各詩都是可選的。又初版《志摩的詩》，從《現代評論》廣告知道出版在十四年九月。又《銀鈴》，十八年出，序中有「沉默已三年了」的話，因而推知那些詩作於十五六年的時候。又《死水》，十七年出，照常理說，裡面當然是十七年以前之作。又《花一般的罪惡》，十七年五月出，其中既收《天堂與五月》（十六年）的作品，而最後《花一般的罪惡》一首見於十七年一月五日出的《一般》（四卷一號）上，當然也是十六年作的。

　　四、新詩總集收《新詩年選》、《分類白話詩選》、《湖畔》、《雪朝》、《春的歌集》、《星海》六種。《湖畔》以下三種是合集，非選本；《星海》兼載各種文字。

　　五、期刊繁多，搜集更不易，只收《詩》和《晨報詩鐫》。又因田漢氏《江戶之春》不可得，《少年中國》曾選集中的詩，故錄二期。

　　六、作家以詩的時日為序。別集以第一集中所記最早的時日為准。不記時日的，以作序時日為准。沒有序或有序而無時日的，設法查考；無從查考的，以集子出版時日為准。總集如《年選》、《詩選》、《星海》，選出的作家有集子的以集子為准；但所錄的詩若在前，當以詩為准。沒有集子而詩後記時日的，以所記為准；不記的以總集出版時日為准。又，從《湖畔》、《雪朝》、《春的歌集》選出的作家，有集的用上例，無集的用別集例。《詩》和《晨報詩鐫》，用《年選》、《詩選》例。——田漢氏所作，以《江戶之春》出版年（民國十一年）為准。

　　七、作家序列，照上條，在同年同月內，以有日數的居前；在同年內，以有月份的居前。詩的序列，照原集或原刊物。

　　八、詩話以引述為主；但所引述的大致是編者所能相信的，刊於導言之後。

　　附言　編選時承周啟明先生惠借詩集多種，又承汪靜之先生寄來《湖畔》和《春的歌集》，趙家璧先生寄來《玄廬文存》和《分類白話詩選》，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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