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選詩雜記

選詩雜記

　　民國十年和葉聖陶同在杭州教書。有一晚，談起新詩之盛，覺得該有人出來選汰一下，印一本詩選，作一般年輕創作家的榜樣。我們理想的人，是周啟明先生。那時新詩已有兩種選本，一是《新詩選》，一是《分類白話詩選》（一名《新詩五百首》），但我們都不知道。這回選詩，承趙家璧先生覓寄，方才得見。這兩種選本，大約只是雜湊而成，說不上「選」字；難怪當時沒人提及。十一年八月，北社的《新詩年選》出版，就像樣得多了。書中專選民八的詩；每篇注明出處，並時有評語按語。按語只署「編者」，評語卻有粟如、溟冷、愚庵三個名字。據胡適之先生評《草兒》文，愚庵當是康白情先生（文中引康先生評他的詩「自具一種有以異乎人的美」，即《年選》裡愚庵評語）。

　　《年選》後有《一九一九年詩壇略紀》，署名「編者」，其中有云：

　　戊戌以來，文學革命的呼聲漸起。至胡適登高一呼，四遠響應，而新詩在文學上的正統以立。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可不是麼？

　　又云：

　　最初自誓要作白話詩的是胡適，在一九一六年，當時還不成什麼體裁。第一首散文詩而具備新詩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月夜》，在一九一七年。繼而周作人隨劉複作散文詩之後而作《小河》，新詩乃正式成立。最初登載新詩的雜誌是《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繼之。及到五四運動以後，新詩便風行於海內外的報章雜誌了。

　　所記尚翔實。《月夜》見《新青年》四卷一號，詩云：

　　霜風呼呼的吹著，

　　月光明明的照著，

　　我和一株頂高的樹並排立著，

　　卻沒有靠著。

　　愚庵評「其妙處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但是我吟味不出。第三行也許說自己的渺小，第四行就不明白。若說的是遺世獨立之概，未免不充分——況且只有四行詩，要表現兩個主要意思也難。因此這回沒有選這首詩。——《年選》所錄，在當時算謹嚴的：他們有時還刪節原作。

　　《年選》以後的新詩選本，還有《時代新聲》，那是在民十七了。編者盧冀野先生論新詩的普遍缺點有六：一，不講求音節，二，無章法，三，不選擇字句，四，格式單調，五，材料枯窘，六，修辭摻雜。又說他所謂「新聲」的標準云：

　　求其成誦，求其動人，有情感，有想像，有美之形式，蛻化詩之沉著處，詞之空靈處，曲之委婉處，以至歌謠鼓詞彈詞，有可取處，無不采其精華。

　　這可算得舊詩為體，新詩為用了。這時候新詩已冷落下來，以後便沒有選本了；聖陶和我理想的周啟明先生也終於不曾動手。

　　這回《新文學大系》的詩選，會輪到我，實在出乎意外。從前雖然也寫過一些詩，民十五《詩鐫》出來後，早就洗了手了。鄭振鐸兄大約因為我曾教過文學研究的功課吧，卻讓趙家璧先生非將這件事放在我手裡不可；甚至說找個人多多幫些忙也成。我想幫忙更是纏夾，還是硬著頭皮自己動起手來試試看。本來想春假里弄出些眉目的，可是春假真是一眨眼就過去了；直挨到暑假，兩隻手又來了個「化學燒」，動不得，耽誤了十多天。真正起手在七月半；八月十三日全稿成，經過約一個月。

　　《大系》樣本裡需要一點編選感想，又要像片。時間很匆促，便草草將「感想」寫出，卻未謄清；想著只是排印罷了，想不到會作鋅版的。不用說，我的手稿最糟，添注塗改，樣樣有。像片沒有最近單照的，起初未寄；後來也終於寄了，民國十九年的。像片裡那條領帶早已破了，眼鏡也已換了三年整了。「感想」裡先說早期新詩理勝於情的多，形式是自由的，所謂「自然的音節」。次說：

　　我們現在編選第一期的詩，大半由於歷史的興趣：我們要看看我們啟蒙期詩人努力的痕跡。他們怎樣從舊鐐銬裡解放出來，怎樣學習新語言，怎樣尋找新世界。

　　只是「歷史的興趣」而已，說不上什麼榜樣了。複次說：

　　為了表現時代起見，我們只能選錄那些多多少少有點兒新東西的詩。

　　「新東西」，新材料也是的，新看法也是的，新說法也是的；總之，是舊詩裡沒有的，至少不大有的。動手的時候並不忘記自己說過的話；假如不曾作到相當地步，那是力不從心，無可奈何的。——最先也是最後的鼓勵，是四月間南方來的一封信。那信是一位寫過詩的人寫的。他送詩集給我，和我商量選錄的事；他似乎很看重選詩的工作，這是可感謝的。

　　原先擬的規模大得多。想著有集子的都得看；期刊中《小說月報》、《創造季刊》、《週報月刊》、《詩》、《每週評論》、《星期評論》、《晨報副刊》、《時事新報·學燈》、《民國日報·覺悟》，也都想看。那時生怕最早的《晨報副刊》得不著，我愛那上面聖陶北行時念家的兩首小詩親切有味。聖陶本來有這副刊，在上海時讓我弄散失了；雖是十五年前的事，想起來還怪可惜的。《覺悟》在北平也很難得，自己倒有一份，卻塵封在白馬湖一間屋頂上。很想借此南行，將那一箱破書取回來；但路費太大，又不能教出版家認帳，只算胡思亂想罷了。《每週評論》我原也有，不知那一年給誰借走了，一直沒回來。暑中去看周啟明先生，他卻有一份全的；他說適之先生也有一份。第三份大約就找不出了。我的《星期評論》也在南方，但前年在冷攤上買著了半份，還可對付著。

　　清華大學圖書館收的新詩集真不少，我全借了出來。又查《開明》上載過的詩蠹所作新詩集目錄和別人所補的，加上開明版《全國出版物總目錄》裡所載的；凡清華未收各集，都想買來看看。但是看見周啟明先生的時候，他說他選散文，不能遍讀各刊物；他想那麼辦非得一年，至少一年。那天周先生借給我許多新詩集；又答允借《每週評論》、《晨報副刊》，——自己拿不了，說定派人去取。但是回來一核計，照我原擬的規模，至少也得三五個月，那顯然不成。況且詩集怕也搜不齊；《覺悟》雖由趙家璧先生代借了一些，但太少。——趙先生寄的《玄廬文存》、《新詩選》、《分類白話詩選》，卻是我未見過的書。《新詩選》我沒有用，別的都用了。有了《新詩年選》和《分類白話詩選》，《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國》裡沒有集子的作者，如沈尹默先生等，便不致遺漏了；像《三弦》等詩，是不該遺漏的。憑著這兩本書和我那「新文學綱要」的破講義，我變更了計劃。

　　我決定用我那破講義作底子，擴大範圍，憑主觀選出若干集子來看，期刊卻只用《詩》月刊和《晨報詩鐫》。這麼著大刀闊斧一來，《詩集》才選成了；要不然的話，咳，等著瞧吧！就這麼著，那一兩本手邊沒有的新詩集，買起來也夠彆扭的。譬如于賡虞先生的《骷髏上的薔薇》，我托了兩家書店，自己也走了幾處；好容易一家書店才在景山書社找著了，據說只有這一本了。所好者新書店不敲竹槓，雖然孤本，還只賣原價，兩毛來錢——大約按新書說，這種孤本，不打折扣賣出，就算賺了吧，最奇怪的，新月版《志摩的詩》也買不著！但更奇怪的，我教新文學研究，怎麼會連這本書也沒有呢？其實我有；現代評論社版我也有，可是借的別人的，長久不還，便歸自己了。這兩本書卻讓一個人先後借去；後來問起他，直搖頭笑著說「沒借」。他書是丟了，事情是忘了，只有搖頭和笑是確實的。按現代版那本說，算是「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按新月版那本說，只好算是「人弓人得」了。但是我要用是真的，還虧聞一多兄在他的「書桌」上找到了一本；我原想看看它與現代版的文字異同。但一看，一樣，滿一樣；自己笑自己，真是白費事。還有邵洵美先生的《天堂與五月》，到底沒有找著。趙家璧先生來信說上海也沒有。清華有，丟了。我托李健吾先生問過沈從文先生，同時自己寫信去；他寫過「我們怎樣去讀新詩」，該有這本書，我想——有是有的，可是，早讓誰拿走了。所好的《花一般的罪惡》裡還存著《天堂與五月》的詩。這樣選出了三十一家，五十種集子（也有看而未選的）；連兩種期刊裡所錄的，共五十九家，詩四百〇八首。

　　這兩種期刊裡，《晨報詩鐫》人人知道，不用說；《詩》月刊怕早被人忘了。這是劉延陵、俞平伯、聖陶和我幾個人辦的；承左舜生先生的幫助，中華書局給我們印行。那時大約也銷到一千外。劉夢葦和馮文炳（廢名）二位先生都投過稿。幾個人裡最熱心的是延陵，他費的心思和工夫最多。這刊物原用「中國新詩社」名義，時在民國十一年，後來改為「文學研究會刊物之一」，因為我們四個人都是文學研究會會員。刊物辦到七期為止；結束的情形卻記不甚清了。從周啟明先生《論小詩》一文，和這刊物裡，我注意了何植三先生。他《農家的草紫》中的小詩，別有風味，我說是小詩裡我最愛的。

　　這回選詩，採取編年辦法，詳細條例另見。略感困難的是各家集中不但不一定編年排列，並且有全不記年月的。這裡頗用了些工夫作小小的考證；也許小題大做，我卻只是行其心之所安吧了。《大系》各集例有導言，我先寫的是詩話。為的是自己對於詩學判斷力還不足，多引些別人，也許妥當些。寫導言的時候，怕空話多，不敢放手，只寫了五千來字就打住，但要說的已盡於此，並無遺憾。這其間參考了些舊材料；其中也有自己《論新詩》一文，看看辭繁意少，真有悔其少作之意。也有「草川未雨」的《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那麼厚一本書，我卻用不上隻字。倒是Poetry雜誌中Acton論中國現代詩文中有些評徐志摩先生的話很好。說也湊巧，林庚先生將那本雜誌送給王了一先生，王先生借給我，就用上了。——這回所選的詩，也有作家已經刪去的。如適之先生的《一念》，雖然淺顯，卻清新可愛，舊詩裡沒這種，他雖刪，我卻選了。

　　1935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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