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文選》指導大概(5)_朱自清

《胡適文選》指導大概(5)

　　胡先生說：「『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瞭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三二〇至三二一面）他道：

　　「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裡，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所以我們現在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統一切，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便可以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三二〇至三二一面）

　　又道：

　　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宗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隻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國學研究的範圍。（同上，三二二面）

　　胡先生用歷史的眼光將整理國故的範圍擴大了（參看三三五面）。他「要教人知道學問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貫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二三面引《文存》三集裡的話）。他的《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二一面），都是本著這個意思寫的。他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和《白話文學史》上卷，固然是劃時代的，這些篇舊小說的考證也是劃時代的。而將嚴格的考據方法應用到小說上，胡先生是第一個人。他的收穫很多，而開闢了一條新路，功勞尤大。這擴大了也充實了我們的文學史。

　　這些小說考證的本身價值是不朽的。胡先生在《紅樓夢考證》的末尾道：

　　我自信，這種考證的方法，除了（孟蓴蓀先生的）《董小宛考》之外，是向來研究紅樓夢的人不曾用過的，我希望這一點小貢獻，能引起大家研究紅樓夢的興趣，能把將來的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四一二面）

　　這便是這種考證本身的價值。但胡先生更注重「這種考證的方法」，也就是科學方法，他說：

　　少年的朋友們，莫把這些小說考證看作我教你們讀小說的文字。這些都只是思想學問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這些文字裡，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二四面）

　　胡先生的考證文字裡創見——「大膽的假設」——頗多；可是真能嚴格的做到「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真能嚴格的做到「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的，似乎得推這些小說考證為最。他在《紅樓夢考證》裡道：「自從我第一次發表這篇考證以來，我已經改正了無數大錯誤了——也許有將來發見新證據後即須改正的」（四一二面）。又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裡舉曹雪芹的生卒年代問題作例，說「考證兩個年代，經過七年的時間，方才得著證實」（二一至二三面）。這才真是「小心的求證」。這種小說考證，高中學生乍一翻閱，也許覺得深奧些。其實只是生疏些。若能耐心順次讀下去，相信必會迎刃而解，他們終於會得著受用的。

　　胡先生的小說考證還有一個重大的影響，便是古史的討論。這是二十年來我們學術界一件大事，發難的是顧頡剛先生。胡先生道：

　　顧頡剛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自序裡曾說他從我的《水滸傳考證》和《井田辨》等文字裡得著歷史方法的暗示。這個方法便是用歷史演化的眼光來追求每一個傳說演變的歷程。我考證水滸的故事，包公的傳說，狸貓換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用這個方法。顧先生用這方法來研究中國古史，曾有很好的成績。（《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二〇面）

　　水滸的故事，包公的傳說，狸貓換太子的故事，都是小說考證。顧先生自己承認從這些文字和《井田辨》裡得著歷史方法的暗示，正見得「學問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貫的」。本書選了一篇《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胡先生說在他的「《文存》裡要算是最精彩的方法論」。「這裡面討論了兩個基本方法：一個是用歷史演化的眼光來追求傳說的演變，一個是用嚴格的考據方法來評判史料。」（《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九至二〇面）這第一個方法便是顧先生《古史辨》自序裡所提到的。他用這方法研究中國古史，得到「層累地造成的古史」這個中心的見解。顧先生自己說「層累地造成的古史」有三個意思：

　　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三四〇面）

　　胡先生將他的方法的細節總括成下列的方式：

　　一、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後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
　　二、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麼樣子的傳說。
　　三、研究這件史事的逐漸演進：由簡單變為複雜，由陋野變為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變為全國的，由神變為人，由神話變為史事，由寓言變為事實。
　　四、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三四二面）

　　關於第二個基本方法，就是評判史料的方法，這篇文字裡舉出五項標準。胡先生道：

　　我們對於「證據」的態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證據。但史家要問：（一）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尋出的？（二）什麼時候尋出的？（三）什麼人尋出的？（四）依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五）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有作偽（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三四五面）

　　研究古史，高中學生的程度是不夠的，他們知道這一些輪廓也就行了。

　　《文學革命運動》寫於民國十一年，胡先生在這段文字裡論到「五年以來白話文學的成績」，指出四個要點。第三是：「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二九九至三〇〇面）他自己的文字便是很顯著的例子。他早就「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二三四面引民國五年答任叔永先生的信），他的自信是不錯的。他的散文，特別是長篇議論文，自成一種風格，成就遠在他的白話詩之上。他的長篇議論文尤其是白話文的一個大成功。一方面「明白清楚」，一方面「有力能動人」，可以說是「達意達得好，表情表得妙」。胡先生以為「達意達得好，表情表得妙」的便是文學。文學有三個要件：一是「懂得性」，便是「明白清楚」，二是「逼人性」，便是「有力能動人」，三是「美」，是前二者「加起來自然發生的結果」（見《什麼是文學》，《文存》；參看本書一九六面）。這個文學的界說也許太廣泛些，可是，他的散文做到了他所說的。他在民國七年說過，我們今日所用的「標準白話」都是《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幾部白話的文學定下來的。他的文字用的就是這種「標準白話」。如「好漢」（《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二四面），「頂天立地的好漢」（一二三面），「列位」（一九七面），「一言表過不提」（一六七面），「一筆表過，且說正文」（一九三面）等舊小說套語，他有時都還用著。但他那些長篇議論文在發展和組織方面，受梁啟超先生等的「新文體」的影響極大，而「筆鋒常帶情感」，更和梁先生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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