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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文選》指導大概(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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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嘗試集自序》裡道： 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學；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要有新思想做裡子。但是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學體裁的大解放，方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我們認定白話實在有作文學的可能，實在是新文學的唯一利器。（《嘗試集自序》，二三九面） 文學革命是得從「文學體裁的大解放」下手，真是一針見血。胡先生的大成功就在他能看出這個「先後的程序」。他和他的朋友們集中力量在這一步上，加上「五四」運動的影響，兩三年間白話文的傳播便已有一日千里之勢（參看二九四至二九五面）。胡先生所謂「文學」，範圍是很廣的。他主張「用白話作各種文學」，說：「我們有志造新文學的人，都該發誓不用文言作文：無論通信、做詩、譯書、做筆記、做報館文章、編學堂講義、替死人作墓誌、替活人上條陳……都該用白話來做。」（二〇四面）這裡「文學」和「文」只是一個意義。「用白話作各種文學」也是解放文字體裁的工作。但是一節話中所舉的「各種文學」，除做詩和譯書外，其實都是應用的文字；這神種文字體裁的解放卻遠在詩、小說戲劇、小品散文以及長篇議論文之後，直到近年才開始。胡先生自己大體上倒在照他所主張的做著，但就一般社會而論，這部分文體的解放工作還須要努力才能完成。 文體的解放究竟只是破壞的工作。胡先生的文學革命論「其實還是破壞的方面最有力」（一八七面），他自己的評判沒有錯。但他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在「建設的」方面「也有一點貢獻」： 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國國語成立之時。試問我們今日居然能拿起筆來做幾篇白話文章，居然能寫得出好幾百個白話的字，可是從什麼白話教科書上學來的嗎？可不是從《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書學來的嗎？……我們今日所用的「標準白話」都是這幾部白話的文學定下來的。我們今日要想重新規定一種「標準國語」，還須先造無數國語的《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 所以我以為我們提倡新文學的人，盡可不必問今日中國有無標準國語。我們盡可努力去做白話的文學。我們可儘量採用《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白話，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夠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這樣做去，決不愁語言文字不夠用，也決不用愁沒有標準白話。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中國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制定標準國語的人。（一九七至一九九面） 胡先生說：這篇文章把從前他和陳獨秀先生的種種主張歸納到「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個字，「其實又只有『國語的文學』五個字。旗幟更明白了，進行也就更順利了。」（二八八面）這話是不錯的。他在破壞的解放文體的工作裡安置了製造將來的標準國語的基石；這是建設的工作。 他首先指出「我們今日所用的標準白話」是怎樣來的。在《文學革命運動》（這是《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末段，全文見《文存》二集）裡他有更詳細的說明： 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廣，勢力最大，影響最深的書……乃是那幾部「言之無文行之最遠」的水滸、三國、西遊、紅樓。這些小說的流行便是白話的傳播；多賣得一部小說，便添得一個白話教員。所以這幾百年來，白話的知識與技術都傳播的很遠，超出平常所謂「官話疆域」之外。試看清朝末年南方作白話小說的人，如李伯元是常州人，吳沃堯是廣東人，便可以想見白話傳播之廣遠了。……中國國語的寫定與傳播兩方面的大功臣，我們不能不公推這幾部偉大的白話小說了（二八〇面）。這種「家喻戶曉的水滸、西遊文字」（二三三面）確是我們的新文學的基礎，也是我們的標準國語的基礎。但是一個時代的大文學家至多只能把那個時代的現成語言，結晶成文學的著作；他們只能把那個時代的語言的進步，作一個小小的結束；他們是語言進步的產兒，並不是語言進步的原動力。……至於民間日用的白話，正因為文人學者不去干涉，故反能自由變遷，自由進化。（《國語的進化》，二五八面） 自由變遷之中，「卻有個條理次序可尋；表面上很像沒有道理，其實仔細研究起來，都是有理由的」；「都是改良，都是進化！」（二五八面）「白話是古文的進化呢？還是古文的退化呢？」——這個問題「是國語運動的生死關頭！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國語文與國語文學的價值便不能確定。」（二五二面）惟其白話是進化的，它的應用的能力在不斷的增加著，所以「國語的文學」才能成立和發展。胡先生教我們「莫要看輕了那些無量數的『鄉曲愚夫，閭巷婦稚』，他們能做那些文學專門名家所不能做又不敢做的革新事業！」（二六七面）那是不錯的。可是話說回來，要使國語成為「文學的國語」，還得「那些文學專門名家」努力做去。胡先生教人「努力去做白話的文學」，「儘量採用《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白話」，再用今日的白話和文言來補助。這便是到「文學的國語」的路。但他後來敘述《文學革命運動》，提到「直譯的方法，嚴格的儘量保全原文的文法與口氣」，說「這種譯法，近年來很有人仿效，是國語的歐化的一個起點」（二八九面）。他至少不反對「國語的歐化」。到了現在，這已經從「一個起點」發展為一個不可抵抗的趨勢，成了到「文學的國語」的一條大路了。 胡先生的文學革命論「只是進化論和實驗主義的一種實際應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八面），他的整理國故也「不過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實際應用」（同上，二一面）。他在《新思潮的意義》裡道： 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六七面） 他說明整理國故的意義道： 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為什麼要整理呢？因為古代的學術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故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因為前人研究古書，很少有歷史進化的眼光的，故從來不講究一種學術的淵源，一種思想的前因後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麼影響效果。因為前人讀古書，除極少數學者以外，大都是以訛傳訛的謬說，……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因為前人對於古代的學術思想，有種種武斷的成見，有種種可笑的迷信，……故第四步是綜合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六六至六七面） 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以及這四個步驟，正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的實際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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