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文選》指導大概(3)_朱自清

《胡適文選》指導大概(3)

　　胡先生說：「這便是最健全的個人主義。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把自己鑄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於社會。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把自己鑄造成了自由獨立的人格，你自然會不知足，不滿意於現狀，敢說老實話，敢攻擊社會上的腐敗情形，做一個『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鐸曼醫生。」（《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九面）他又很帶情感的指出：

　　這個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一面教我們學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鑄造成個人，一面教我們學斯鐸曼醫生，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少年的朋友們，不要笑這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的陳腐思想！我們去維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歐洲有了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於麵包，愛真理過於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同上，九至一〇面）

　　這也是胡先生所希望再造的文明。

　　胡先生思想的間架大概如此。存疑主義和實驗主義是他的方法論，自然主義和個人主義是他的人生觀。但他不是空談外來進口的偏向紙上的主義的人，他說主義應該和實行的方法合為一件事。他做到了他所說的。他指出：

　　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二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裡。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問題與主義》，三三至三四面）

　　他曾在《每週評論》裡說過，「現在輿論界的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又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三一至三二面引）所以他勸人：

　　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問題與主義》，五〇面）

　　在《新思潮的意義》裡，胡先生曾說新思潮的手段有兩項：「一方面是討論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種種問題。一方面是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前者是研究問題，後者是輸入學理。」（五九面）但是「新思潮運動的最大成績差不多全是研究問題的結果。新文學的運動便是一個最明白的例。」（六二面）而「從研究問題裡面輸入的學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對於學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受學理的影響。」所以他希望新思潮的領袖人物「能把一切學理應用到我們自己的種種切要問題上去，能在研究問題上面做輸入學理的功夫，能用研究問題的功夫來提倡研究問題的態度。」（六四面）他說「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六八面）

　　胡先生的貢獻，大部分也在問題的研究上。文學革命是一些具體問題，整理國故也是一些具體問題，中西文化，問題與主義，都是一些具體問題。他討論問題與主義，只因「當時（民國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後，國內正傾向於空談主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五面）。這問題「是與許多人有密切關係的」（六二面）。他討論中西文化，也只為「今日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譏貶西洋文明為唯物的，而尊崇東方文明為精神的」（一三九面）。他說：

　　這本是很老的見解，在今日卻有新興的氣象。從前東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壓迫，往往用這種見解來解嘲，來安慰自己。近幾年來，歐洲大戰的影響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對於近世科學的文化起一種厭倦的反感，所以我們時時聽見西洋學者有崇拜東方的精神文明的議論。這種議論，本來只是一時的病態的心理，卻正投合東方民族的誇大狂；東方的舊勢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氣焰。（《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三七面）

　　因此他覺得「不能沒有一種鮮明的表示」（一三七面）。他研究的結果是這樣：

　　東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知足的東方人自安於簡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質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於「不識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發見與技藝器械的發明；自安于現成的環境與命運，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樂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圖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順民。

　　這樣受物質環境的拘束與支配，不能跳出來，不能運用人的心思智力來改造環境改良現狀的文明，是懶惰不長進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這種文明只可以遏抑而決不能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

　　西方人大不然。他們說「不知足是神聖的」。物質上的不知足產生了今日的鋼鐵世界，汽機世界，電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產生了今日的科學世界。社會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產生了今日的民權世界，自由政體，男女平權的社會，勞工神聖的喊聲，社會主義的運動。神聖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進化的權力。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靈，來制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造物質的環境，來改革社會政治的制度，來謀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應該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這樣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義的文明，決不是唯物的文明。（同上，一五四至一五五面）

　　因此他說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不如人。「肯認錯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學人家。」他說「不要怕模仿，因為模仿是創造的必要預備工夫」（《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六面）。

　　胡先生的文學革命論的基本觀念是「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參看二二四面）。他有一篇《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見《文存》，本書未選）說得很詳細：

　　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抄襲；其完全抄襲者，決不成為真文學。……縱觀古今文學變遷之趨勢，……白話之文學，自宋以來，雖見摒於古文家，而終一線相承，至今不絕。……豈不以此為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吾輩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學之趨勢，而強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說不破，則白話之文學無有列為文學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將猶鄙薄之，以為小道邪徑而不肯以全力經營造作之。……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學而望文學之發生，此猶不耕而求獲，不食而求飽也，亦終不可得矣。施耐庵曹雪芹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賴其有特別毅力，能以全力為之耳。（《文學革命運動》引，二八三至二八四面）

　　這裡最重要的是將白話文學當作中國文學正宗（參看《文學改良芻議》，《文存》，又本書二八三面引）。這一點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裡說得更明白：「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這確是一個劃時代的看法，即使欠公平些。他說「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一九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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