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文選》指導大概_朱自清

《胡適文選》指導大概(1)

　　本書是三集《胡適文存》的選本，選者是胡先生自己。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初版，二十二年二月三版。本篇便根據三版的本子。本書後方極少見，究竟已經出到幾版，現在還不能查出。這部選本是特意預備給少年人讀的，胡先生自己說得明白：

　　我在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適文存》，約計有一百四五十萬字。我希望少年學生能讀我的書，故用報紙印刷，要使定價不貴。但現在三集的書價已在七元以上，貧寒的中學生已無力全買了。字數近百五十萬，也不是中學生能全讀的了。所以我現在從這三集裡選出了二十二篇論文，印作一冊，預備給國內的少年朋友們作一種課外讀物。如有學校教師願意選我的文字作課本的，我也希望他們用這個選本。（《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面）

　　這個選本裡二十二篇論文代表胡先生各方面的思想。他顧念少年學生的財力和精力，苦心的從三集文存裡選出了這二十二篇足以代表他的各方面的思想的論文，成為這部文選，給少年學生作課外讀物，並希望學校教師選他的文字作課本的也用這個足以代表他的思想的選本。預備給少年學生讀的書雖然不算少，好的卻不多。本書是一部值得讀的好書。現在我們介紹給高中學生，作為略讀的書。書中論文，除第五組各篇有些也許略略深些之外，都合于高中學生的程度，相信他們讀了可以得著益處。全書約二十二萬字。

　　胡先生名適，號適之，安徽省績溪縣人，今年五十歲。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大思想家杜威先生的學生。回國後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多年，先後辦《新青年》雜誌，《每週評論》，《努力週報》，《獨立評論》等。現任駐美大使。他有一本《四十自述》（原由新月書店出版，版權現歸商務），是一本很有趣味的自傳，可惜沒有寫完就打住。他的著作很多，這裡只想舉出一部分重要的，高中學生可以看懂的。《胡適文存》，《胡適文存》二集，《胡適文存》三集（亞東版），包括各方面的論文，是本書的源頭。《中國古代哲學史》（原名《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商務）是第一部用西洋哲學作「比較的研究」（參看三三二至三三四面）而寫成的中國哲學史。《白話文學史》上卷（新月版，現歸商務）是第一部專敘近于白話的文學的中國文學史。《嘗試集》是第一部白話詩集。這些都可以說是劃時代的著作，影響非常廣大。還有他翻譯的《短篇小說》（亞東版），也有廣大的讀眾；差不多每種國文教科書都選了的《最後一課》和《二漁夫》，便出在這個譯本裡。

　　胡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新青年時代他的影響最大。文學革命，他可以說是主帥。他的《文學改良芻議》（《文存》）實在是文學革命的第一聲號角。在那篇論文裡，他提出了他的「八不主義」（參看一九三至一九四面，又二三五至二三六面），是單從消極的破壞的一方面下手（一九三面）。後來又作《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見本書）。但「這篇文章名為『建設的』，其實還是破壞的方面最有力」（二八七面）。胡先生說過：「文學革命的運動，不論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從『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語言文字文體等方面的大解放。……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談新詩》第二段，《文存》）解放正是消極的破壞的工作。胡先生的大成功就在他的破壞的工作達到了那解放的目的。胡先生又是思想革命的一員大將。他用評判的態度「重新估定一切的價值」（五七面）；他擁護科學，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頌揚西洋的近代文明（參看《介紹我自己的思想》第二段第三段）。這裡建設的比破壞的多。可是他的最大的建設的工作還在整理國故上。《中國古代哲學史》，《白話文學史》，以及許多篇舊小說的考證，都是「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六七面）。這些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給了一道新的光。胡先生「認定民國六年以後的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再造中國文明」（《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四面，參看正文六八面），以上種種便是他對於再造文明的貢獻。但是他從辦《努力週報》起，實際政治的興趣漸漸濃厚。那時他的朋友有反對他的，有贊成他的。他曾經寫過一篇《我的歧路》（《文存》二集），說明他的政治的興趣不致妨礙他在學術思想方面的工作。不過《努力週報》還附刊《讀書雜誌》，《獨立評論》卻差不多是純粹政治性的刊物，他顯然偏向那一條路了。現在作了駐美大使，簡直是在那一條路上了。他在文學革命和整理國故方面的功績，可以說已經是不朽的；對於實際政治的貢獻，目前還難於定論。

　　本書開端是《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先生專給本書寫的。他說：

　　我選的這二十二篇文字，可以分作五組。

　　第一組六篇，泛論思想的方法。
　　第二組三篇，論人生觀。
　　第三組三篇，論中西文化。
　　第四組六篇，代表我對於中國文學的見解。
　　第五組四篇，代表我對於整理國故問題的態度與方法。

　　為讀者的便利起見，我現在給每一組作一個簡短的提要，使我的少年朋友們容易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徑。（一至二面）

　　讀本書的自然該從這一篇入手。胡先生在第一段裡道：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瞭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三面）

　　科學方法是胡先生的根本的思想方法；他用科學方法評判舊有的種種思想學術以及東西文化，「重新估定一切的價值」。結果便是他的文存，哲學史，文學史等。——他創作白話詩，也是一種實驗，也是「科學的精神」；這是他的「文學的實驗主義」（正文二三二面）。他又說作詩也得根據經驗，這是他的「詩的經驗主義」（見《嘗試集》裡《夢與詩》的跋語）。在他，科學的精神真可以算得「一以貫之」。他編選這部書的用意，在篇尾說得很明白：

　　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斯、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這個「不受人惑的方法」便是科學的方法，也便是赫胥黎和杜威先生所教人的。

　　赫胥黎教人怎樣懷疑。懷疑是評判的入手處。胡先生在《新思潮的意義》裡的態度含有幾種特別的要求：

　　一、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二、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嗎？」

　　三、對於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個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嗎？」（五七面）

　　這是懷疑，這是「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存疑和懷疑不同，但「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的態度是從赫胥黎的存疑主義來的。胡先生道：

　　達爾文與赫胥黎在哲學方法上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他們的「存疑主義」。存疑主義這個名詞，是赫胥黎造出來的，直譯為「不知主義」。孔丘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話確是存疑主義的一個好解說。但近代的科學家還要進一步，他們要問，「怎樣的知，才可以算是無疑的知？」赫胥黎說，只有那證據充分的知識，方才可以信仰，凡沒有充分證據的，只可存疑，不當信仰。這是存疑主義的主腦。（《演化論與存疑主義》，七面）

　　又道：

　　赫胥黎是達爾文的作戰先鋒，從戰場上的經驗裡認清了科學的唯一武器是證據，所以大聲疾呼的把這個無敵的武器提出來，叫人認為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的唯一工具。自從這個「拿證據來」的喊聲傳出以後，世界的哲學思想就不能不起一個根本的革命——，哲學方法上的大革命。於是十九世紀前半的哲學實證主義就一變而為十九世紀末年的實驗主義了。（同上，一二面）

　　杜威先生教人怎樣思想。胡先生在《杜威先生與中國》裡特別指出：

　　杜威先生不曾給我們一些關於特別問題的特別主張——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戀愛之類——，他只給了我們一個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自己的特別問題。他的哲學方法，總名叫做「實驗主義」。（一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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