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指導大概(4)_朱自清

《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指導大概(4)

　　蔡先生以為白話文是自然的進化：

　　文章的開始，必是語體。後來為要便於記誦，變作整齊的句讀，抑揚的音韻，這就是文言了。古人沒有印刷，抄寫也苦繁重，不得不然。孔子說言之不文，不能行遠，就是這個緣故。但是這種句調音調，是與人類審美的性情相投的，所以愈演愈精，一直到六朝人駢文，算是登峰造極了。物極必反，有韓昌黎，柳柳州等提倡古文，這也算文學上一次革命，與歐洲的文藝中興一樣。看韓柳的傳志，很看得出表示特性的眼光與手段，比東漢到唐初的碑文進步得多了。這一次進步，仿佛由圖案畫進為山水畫實物畫的樣子，從前是拘定均齊節奏與顏色的映照，現在不拘此等，要按著實物實景來安排了。但是這種文體，傳到宋元時代，又覺得與人類的性情不能適應。所以又有《水滸》、《三國演義》等語體小說與演義。羅貫中的思想與所描寫的模範人物，雖然不見得高妙，但把他所描的同陳承祚的原文或裴注所引的各書對照，覺得他的文體是顯豁得多。把《水滸》同唐人的文言小說比較，那描寫的技能，更顯出大有進步。這仿佛西洋美術從古典主義進到寫實主義的樣子，繪影繪光，不像從前單寫通式的習慣了。但是許多語體小說裡面，要算《石頭記》是第一部。……《石頭記》是北京語，雖不能算是折衷的語體，但是他在文學上的價值，是沒有別的書比得上他。（《在國語講習所的演說》）

　　蔡先生主張「折衷的語體」，說現在通行的白話文就是這一體，這也就是吳稚暉先生所謂「近文的語」。蔡先生以為國語便該以此為標準，「決不能指定一種方言」（一六〇面）：

　　用那一種語言作國語？有人主張用北京語。但北京也有許多土語，不是大多數通行的。有人主張用漢口話的（章太炎）。有主張用河南話的，說洛陽是全國的中心點。更有主張用南京話的，俗語有「蘭青官話」的成語，「蘭青」就是南京。也有主張用廣東話的，說是廣東話聲音比較的多。但我們現在還沒有一種方言比較表，可以指出那一地方的話確是占大多數，就不能武斷用那一地方的。且標準地方最易起爭執，即如北京是現在的首都，以地方論，比較的可占勢力，但首都的話不能一定有國語的資格。德國的語言是以漢堡一帶為准，柏林話算是土話。北京話沒有入聲，是必受大多數反對的。（同上）

　　後來政府公佈以北平語為國語，但是通行的白話文還只是所謂「近文的語」，直到如今。

　　蔡先生在民國紀元前十年就已注意「文變」，他選了一個總集，就用這兩個詞作名字。序言道：

　　先儒有言，「文以載道。」道不變也，而見道之識，隨世界之進化而屢變；則載道之言，與夫載道之言之法，皆不得不隨之而變。……自唐以來，有所謂古文專集，繁矣。拔其尤而為纂錄，評選之本，亦不鮮。自今日觀之，其所謂體格，所謂義法，糾纏束縛，徒便摹擬，而不適於發揮新思想之用；其所載之道，亦不免有迂謬窒塞，貽讀者以麻木腦筋，風痹手足之效者焉。……不揣固陋，擇當世名士著譯之文，匯為一冊，而先哲所作于新義無忤者，亦間錄焉。讀者尋其義而知世界風會之所趨，玩其文而知有曲折如意應變有方之效用，以無為三家村夫子之頭巾氣所範圍，則選者之所厚望焉爾。

　　「新義」便是那「隨世界之進化而屢變」的「見道之識」，「曲折如意，應變有方」便是那隨見道之識而變的「載道之言與夫載道之言之法」。清末文體的變化從「新名詞」起頭。新事物新知識輸入了，帶來了大批新詞匯，就是所謂新名詞。古文裡還可以不用這些新名詞；用的大概只為了好奇。但是應用的文言裡便無法避免。從前應用的文言跟古文原沒有多大差別，只不打起調子，不做作情韻就是了。自從新名詞夾雜到應用的文言裡以後，應用的文言跟古文的差別便一天大似一天。古文家雖然疾首蹙額，只落得無可奈何。到了梁啟超先生，提倡「新文體」（詳見他的《清代學術概論》），不但用新名詞，還用新句調。新文體風靡一時，古文反倒黯淡起來。梁先生的新文體，「筆鋒常帶情感」（見同書），又多用典故。他的情感是奔放的，跟古文裡的蘊藉的情韻迥乎不同。因為情感奔放達意便不免有粗疏的地方。而一般讀者在古典的訓練上下的工夫，也漸漸不能像從前人那樣深厚，對於那些典故，往往不免茫然。我們所謂一般讀者，是以中等學校畢業生為標準。本書所收的蔡先生的文言，都是應用的文言，也是新文體之一。但只重達意的清切，不帶感情，又不大見典故，便更合用些。白話文興起以來，古文的勢力越見衰微，真可以說不絕如縷。應用的文言暫時還能生存，卻都只以達意清切為主；這一體差不多成了文言的正宗。而本書的文言正是當行的樣本。

　　本書正編裡的文字大部分因事而作，自由發揮的極多。附錄的《華工學校講義》四十篇卻可以說全是自由發揮的。因事而作的文字，貼切事情是第一著。如《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演說詞》，可說的話很多，所謂千頭萬緒。但蔡先生只舉出三件事告學生：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友。又舉出所計劃的兩件事：一曰改良講義，二曰添購書籍。這些都針對著當時北京大學的缺點說話，雖然並不冠冕堂皇，卻切實有重量。但如《勤工儉學傳序》，原傳各自成篇，一一的貼著說，便不能成為一篇序。於是只可先行概論勤工儉學，次說勤工儉學會，最後說到傳。作傳的用意本在鼓起勤工儉學的興會，先從概論入手，也還是貼切的。不過說到傳的部分就不能再作概括語。原文道：

　　其（李石曾先生）所演述，又不僅據事直書，而且於心跡醇疵之間，觀察異同之點，悉之（？）以至新至正之宗旨，疏通而證明之，使勤工儉學之本義，昭然揭日月而行，而不致有歧途之誤，意至善也。

　　這便貼切各篇，跟前面的概論部分相調劑相勻稱了。接著道，「餘既讀其所述樊克林、敷來爾、盧梭諸傳，甚贊同之，因以所見述勤工儉學會之緣起及其主義，以為之序。」勤工儉學會是樞紐，概論部分是它的緣起和主義，並非泛泛落筆，傳的部分是它的例證或模範人物。這樣，全篇便都貼切事情了。

　　貼切事情的另一面是要言不煩，得扼要，才真貼切。還就上引兩例看。第一例「抱定宗旨」項下道：「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全節只就這一義發揮下去。「砥礪德行」項下道，「為諸君計，莫如以正當之娛樂，易不正當之娛樂，庶于道德無虧，而于身體有益」，指給學生砥礪德行的一條積極的路。第二例論勤工的「勤」和儉學的「儉」道：

　　現今社會之通工易事，乃以工人之工作，取得普遍之價值，而後以之購吾之所需。兩者之間，往往不能得平均之度；於是以吾工之所得，易一切之需要，常惴惴然恐其不足焉。吾人於是濟之以勤。勤焉（也）者，冀吾工之所得，倍蓰于普通，而始有餘力以求學也。儉勤之度終有際限，而學之需要或相引而日增，則其道又窮。吾人於是又濟之以儉。儉焉（也）者，得由兩方而實行之。一則於吾人之日用，務撙節其不甚要者，使有以應用於學而不匱。……一則於學問之途，用其費省而事舉者。……

　　這種勤儉是有特殊性的，跟一般的勤儉不盡同。第一例裡的「抱定宗旨」、「砥礪德行」也是有特殊性的，而「抱定宗旨」一項尤其如此。指出事情的特殊性，而不人云亦云，是扼要；能扼要，貼切才算到家，貼切是綱，扼要是目。

　　得體是貼切的另一目。得體是恰合分際的意思。一方面得恰合說話人或作者的身分，一方面得恰合話中人或文中人的身分，一方面也得恰合聽話人或讀者的身分。不亢不卑，不驕不諂，稱讚人得給自己留地步，責備人得給人家留地步，這才成。如《北京大學授與班樂衛氏等名譽學位禮開會辭》第二段道：

　　北京大學第一次授與學位，而受者為班樂衛先生，可為特別紀念者有兩點：第一，大學宗旨，凡治哲學文學及應用科學者，都要從純粹科學入手。治純粹科學者，都要從數學入手。所以各系次序，列數學為第一系。班樂衛先生為世界數學大家，可以代表此義。第二，……北京大學既設在中國，于世界學者共通研究之對象外，對於中國特有之對象，尤負特別責任。班樂衛先生最提倡中國學問的研究，又可以代表此義。

　　第一點，「凡治哲學文學及應用科學者，『都』要從純粹科學入手」不一定是普遍的真理，但「大學宗旨」不妨如此。從此落到班樂衛氏身上，便很自然。一方面提出「大學宗旨」，也見出大學校長的身分。第二點不但給自己占身分，同時更給北京大學和中國占身分。又如《法政學報周年紀念會演說辭》第二段道：

　　兄弟將貴報第一期翻閱，見劉先生及高先生的發刊詞，都是對於社會上看不起法政學生發出一番感慨。社會上所以看不起法政學生，也有原故的。但觀一年來的《法政學報》，也可以去從前的病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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