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指導大概(3)_朱自清

《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指導大概(3)

　　蔡先生引孔子的「匹夫不可奪志」，孟子的「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說就是自由，古時候叫做「義」（一九一面），仁義禮智信的「義」便是這個（三一九面）。他又引這兩句話說是堅忍（五二二面）。唯其堅忍，才能真自由。所以他又說：「人之思想不縛於宗教，不牽于俗尚，而以良心為准，此真自由也。」各種自由都為了個性的發展（二五六面），但都有一定的程度。「自由者，就主觀而言之也。然我欲自由，則亦當尊人之自由，故通於客觀」（一九一面）。自由和放縱是不同的：

　　自由，美德也。若思想，若身體，若言論，若居處，若職業，若集會，無不有一自由之程度。若受外界之壓制，而不及其度，則盡力以爭之，雖流血亦所不顧，所謂「不自由，毋寧死」是也。然若過於其度，而有愧於己，有害於人，則不復為自由，而謂之放縱。放縱者，自由之敵也。（《自由與放縱》）

　　蔡先生雖然信仰進化論，卻不提倡互競而提倡互助：

　　從陸謨克、達爾文等發明生物進化論後，就演出兩種主義：一是說生物的進化全恃互競，弱的競不過，就被淘汰了，凡是存的都是強的，所以世界上只有強權，沒有公理。一是說生物的進化全恃互助，無論甚（怎）麼強，要是孤立了沒有不失敗的。但看地底發見的大鳥大獸的骨，他們生存時何嘗不強，但久已滅種了。無論甚（怎）麼弱，要是合群互助，沒有不能支持（的）。但看蜂蟻也算比較的弱極了，現在全世界都有這兩種動物。可見生物進化，恃互助不恃強權。（《黑暗與光明的消長》）

　　他最佩服克羅巴金的《互助論》：

　　克氏集眾說的大成，又加以自己歷史的研究，於一千八百九十年公佈動物的互助，於九十一年公佈野蠻人的互助，九十二年公佈未開化人的互助，九十四年公佈中古時代自治都市之互助，九十六年公佈新時代之互助，於一千九百零二年成書。於動物中，列舉昆蟲鳥獸等互助的證據。此後各章，從野蠻人到文明人，列舉各種互助的證據。于最後一章，列舉同盟罷工，公社，慈善事業，種種實例，較之其他進化學家所舉「互競」的實例更為繁密了。……克氏的互助主義，主張聯合眾弱，抵抗強權，叫強的永不能淩弱的。不但人與人如是，即國與國亦如是了。（《大戰與哲學》）

　　承認「凡弱者亦有生存及發展之權利，與強者同，而且無論其為各人，為各民族，在生存期間，均有互助之義務」，就是人道主義（三七三面），也是蔡先生所提倡的。

　　蔡先生的政治思想和經濟思想都跟互助主義聯繫著。他不大談政治，但我們可以看出，他主張人道主義，反對帝國主義。他論第一次歐洲大戰，以為「與帝國主義及人道主義之消長，有密切關係」，「使協約方面而勝利，則必主張人道主義而消滅軍國主義，使世界永久和平」。他說：「吾人既反對帝國主義，而渴望人道主義，則希望協約國之勝利也，又複何疑？」（五五面、五六面）協約國果然勝利了，他又說這是「武斷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展」。「從美國獨立，法國革命後，世界已增加了許多共和國。國民雖知道共和國的幸福，然野心的政治家，很嫌他不便。」大戰中俄國已改為共和國了。大戰停止，德國也要改共和國了。「這就是武斷主義的末日，平民主義的新紀元了」（八七至八八面）。所謂「平民」的意思，便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二八二面）。平等只是破除階級，「決非減滅個性」（二五三面）。說到破除階級，就牽涉到蔡先生的經濟思想。他的理想的社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各文中常常提及（一七五面，一七九面，三八六面，四六六面）。

　　盡所能，便是工；不管他是勞力，是勞心，凡是有益於人類的生存，文化的進步的，都是。所需有兩種：一是體魄上的需要，如衣食住等是。一是精神上的需要，如學術是。現在有一部分的人，完全不作工；有一部分的人，作了不正當的工；所以正當的工人不能不特別勞苦，延長他工作時間。而且除了正當的工人以外，都是靠著特殊的勢力，把人類所需的，逾量攫取，逾量的消耗。所以正當的工人，要取所需，常恐不足。就是體魄上的需要勉強得到了，精神上的需要，或者一點沒有。這不是文化的大障礙麼？我們要除去這個障礙，就要先來實行工學並進的生活。（《國外勤工儉學會與國內工學互助團》）

　　他感覺現在的經濟組織不合理，「為了貧富不均，與財產權特別佔有，不知犧牲了多少人的權利與生命」（四六六面）。他主張人人作工，「人不是為生而工，是為工而生的」（一七〇面）。「勞工神聖！」「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一六八面，一六九面）。他所謂勞工，兼包用體力的和用腦力的（一六八面，並參看上引一節），所以工學並重。工而且學才是新生活：

　　要是有一個人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人；有一個團體裡面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團體；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我的新生活觀》）

　　蔡先生的思想系統，大概如此。他的教育主張便以這個系統為根據。他說：

　　教育有二大別：曰隸屬於政治者，曰超軼乎政治者。專制時代（兼立憲而含專制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標準教育，常為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

　　他將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德育主義列為隸屬於政治之教育，世界觀，美育列為超軼政治之教育，說這五者都是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廢的（一九八面）。他雖覺得今日之中國不能不採用軍國民教育，原則上卻並不以國家主義的軍國民教育為然。他還反對紳士教育，宗教教育，資本家教育，而主張教育平等。教育平等，同時得兼顧個性的發展和群性的發展。

　　群性以國家為界，個性以國民為界，適於甲國者不必適於乙國。於是持軍國民主義者，以軍人為國民教育之標準。持貴族主義者，以紳士為標準。持教會主義者，以教義為標準。持實利主義者，以資本家為標準。個人所有者，為「民」權而非「人」權；教育家所行者，為「民權的」教育而非「人格的」教育。自人類智德進步；其群性漸溢乎國家以外，則有所謂世界主義若人道主義；其個性漸超乎國民以上而有所謂人權若人格。科學研究也，工農集會也，慈善事業之進行也，既皆為國際之組織，推之於一切事業將無乎不然。而個人思想之自由，則雖臨之以君父，監之以帝天，囿之以各種社會之習慣，亦將無所畏葸而一切有以自申。蓋群性與個性之發展相反而適以相成，是今日完全之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標準也。持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不顧群性，持極端的社會主義者，不顧個性。是為偏畸之說，言教育者其慎之。（《教育之對待的發展》）

　　蔡先生對於語言文字的意見，很有獨到的地方，值得詳細研究一番。現在卻只想介紹他自己的一些話。關於白話與文言的競爭，他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但文言是否絕對的被排斥，尚是一個問題」。照他的觀察，「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一五六面）。應用文他又稱為實用文：

　　實用文又分兩種：一種是說明的。譬如對於一樣道理，我的見解與人不同，我就發表出來，好給大家知道。或者遇見一件事情，大家討論討論，求一個較好的辦法。或者有一種道理，我已知道，別人還有不知道的，因用文章發表出來，如學校的講義就是。一種是敘述的。譬如自然界及社會的現象，我已見到，他人還沒有見到的，因用文章敘述出來，如科學的記述和一切記事的文章皆是。（《論國文的趨勢及國文與外國語及科學之關係》）

　　應用文「只要明白與確實，不必加新的色彩，所以宜於白話」。司馬遷記古人的事，改用今字。譯佛經的人，別創一種近似白話的文體。禪宗的語錄全用白話，宋儒也如此。「可見記載與說明，應用白話，古人已經見到，將來的人自然更知道了」（一五六至一五七面）。

　　美術文大約可分為詩歌小說劇本三類。小說從元朝起多用白話。劇本，元時也有用白話的，現在新流行的白話劇，更不必說了。詩歌如《擊壤集》等，古人也用白話，現在有幾個人能做很好的白話詩，可以料到將來是統統可以用白話的。但是美術有兼重內容的，如圖畫，造像等。也有專重形式的，如音樂，舞蹈，圖畫等。專重形式的美術，在乎支配均齊，節奏調適。舊式的五七言律詩與駢文，言調鏗鏘，合於調適的原則，對仗工整，合乎均齊的原則，在美術上不能說毫無價值。就是白話文盛行的時候，也許有特別傳習的人。譬如我們現在通行的是楷書，行書，但是寫八分的，寫小篆的，寫石鼓文或鐘鼎文的，也未嘗沒有。將來文言的位置，也是這個樣子。（《國文之將來》）

　　不過中學校或師範學校學生都是研究學問的，是將來到社會上做事的。「因研究學問的必要，社會生活上的必要」，他們的國文應以實用為主（一四六面）。蔡先生這一個意見是很切實的，但當時學生都愛創作，都將工夫費在美術文的嘗試上，成為風氣，他的話沒有發生影響。直到現在，大家漸能看出中等學校學生不訓練應用文寫作，便不能適應實際的需要，風氣已在轉變。蔡先生的話值得我們仔細吟味；我們佩服他的先見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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