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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指導大概(1)


  本書是新潮社編輯的《新潮叢書》第四種,出版在民國九年。新潮社早已不存在,這部書也早已絕版了。但書的版權已歸開明書店所有,我們希望開明能夠繼續印行(刪去《致汪精衛書》和《華工學校講義》汪序),因為這是一部有益於青年——特別是中學生——的書,在文字上,也在思想上。本書分上下二冊,約十七萬字。前有凡例,第一條道:

  蔡先生的道德學問和事業,用不著我們標榜。不過我們知道國內外尚有許多急欲明白先生言行的人,極希望一部有系統的先生言行錄:這便是我們編印本書的一點微意。

  蔡先生去年死了。蓋棺論定,他老人家一生的道德學問和事業的確可以作青年人的模範;他的言行,青年人更該「急欲明白」。這部書的繼續印行真是必要的。聽說劉開渠先生還給他編了一部全集,似乎沒有付印。全集的篇幅一定很多,而且不免有些「與社會無甚關係的」(見凡例第四條)文字。為青年人——特別是中學生——閱讀,本書該是更適宜些。

  凡例第二條道:

  本書內容共計先生傳略一篇,言論八十四篇,附錄三篇。言論大別為六類。分類本是不容易的事;歸入甲類的,同時也與乙丙有關。故本書沒有標明分類的名目。不過我們可以在這裡略為說明的:第一類大約關於最重大普遍的問題;第二類關於教育;第三類關於北京大學;第四類關於中西文化的溝通;第五類為普通的問題;第六類為範圍較小,關係較輕的問題。「附錄」第一篇內《華工學校講義》四十小篇……為先生大部分道德精神所寄。其餘兩篇,系大學改制的提案,也與先生事業很有關係。

  第一類共十八篇,論世界觀與人生觀,哲學與科學,勞工神聖,國文的趨勢等等。第二類共十六篇,論教育方針,新教育與舊教育,美育,平民教育,「五四」運動等等。第三類共十八篇,說明辦北京大學的宗旨和對於學生的希望,還有提倡學生課外活動——音樂,畫法,新聞學等——的文字。關係重大的《致公言報並答林琴南君函》便在這一類裡。第四類共十一篇,所論以中法文化的溝通為主。第五類共十一篇,雜論修養,學術教育。第六類共十篇,雜論學術,時事,教育,其中有四篇是民國紀元前舊作。《華工學校講義》三十篇論德育,十篇論智育。這些文字差不多都和教育有關:教育是蔡先生的終生事業,所以他全神貫注,念念不忘。讀這部書不妨將第六類和附錄的二篇略去,別的都得細看。第三類都是些關於當時的北京大學的文字,似乎不能引起現在中學生讀者的興味。但是不然。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北京大學是領導者,那時正是蔡先生作校長。「五四」運動是政治運動,同時是新文化運動,影響的重大,青年人都知道。再說改進北京大學也是蔡先生平生最重大的教育事業,值得後來人景仰,所以這一類文字,興趣決不會在別的幾類以下。

  本書六類文字中,文言文五十六篇,白話文二十八篇,共八十四篇。《華工學校講義》四十篇,全是文言,連前共一百二十四篇,文言文共九十六篇,占全書百分之八十弱。全書按體裁分,又有論文,演說詞,序(包括發刊詞),書信,日記,啟事,等類。論文六十四篇,演說詞三十八篇,序十五篇,書信五篇,日記,啟事各一篇。這些又都只是說明文和論說文兩類。演說詞占全書百分之三十,卻是文言多於白話;三十八篇裡有二十四篇是文言,占百分之六十弱。這中間有三篇注明是別人筆記的,一篇是文言,兩篇是白話。還有一篇,題目下注著「八年十二月三日改定」,不知道是不是先經別人筆記後來再改定的。蔡先生是個忙人,該常有些文牘或秘書幫他擬稿。本書所收的文字,除注明別人筆記的三篇演說詞以外,原也不一定全出於他的親手,但大部分該是的。《華工學校講義》四十篇都是他「手撰」,有明文可據。論文,序,書信裡,至少那些重要的是他自己動筆。那篇日記和那條啟事更該是他自己寫的。別的即使有人擬稿,也該是他的意思,並且經他手定的。全書所收的文字,思想是如此一致,風格也是如此一致,他至少逐篇都下過工夫來看。無論如何,這問題並不影響本書的價值;在文字上,在思想上,本書無疑的是青年人——特別是中學生——有益的讀物。現在中學生的讀物裡最缺乏簡短的說明文和議論文,無論文言或白話。再說文言方面有的是古書,唐宋八家文,明人小品文,以及著述文等等,這些卻都不能幫助學生學習應用的文言。梁啟超先生的文言可以算是應用的了,但只在清末合式,現在看來,卻還嫌高古似的。只有本書的文言,樸實簡明,恰合現在的應用,現在報紙上的文言便是這種文言,這是最顯著的標準。我們說應用,蔡先生也說應用(《國文之將來》),又稱為「實用」(《論國文的趨勢及國文與外國語及科學之關係》),都是廣義的。一般所謂「應用文」卻是狹義的,指公文,書信,電報,商業文件等。那些都有一定的程式。程式為的求經濟,求確當,是一種經驗的傳統,滲透在我們所謂應用的文言裡。學會了應用的文言,學那些程式便不難。應用的文言才是真正的基礎。所以我們特別推薦這部書。

  蔡先生名元培,字孑民,浙江省紹興縣人,死時年七十四歲。本書裡的傳略,是江西黃世暉先生記的。黃先生是蔡夫人家裡人,記得很確實,雖說是「傳略」,卻也夠詳的。蔡先生曾做到清廷的翰林院編修,後來盡力教育,運動革命,又到德國遊學。辛亥革命後,回國任教育總長。他覺得和當時的總統袁世凱不能合作,不久便辭職再到德國遊學。後來又到法國遊學,並幫助李石曾先生等辦留法儉學會,組織華法教育會。民國六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五四」運動辭職出京,不久又回任。過了一年多,便出國考察,從此沒有回北京大學。國民革命後,任大學院院長。後來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直到去年逝世時止。本書出版在民國九年,所以傳略只記到北京大學校長時代。統觀蔡先生的一生事業,可以說他是一個革命家,又是一個教育家。辛亥以前,他是革命家。那時雖也盡力教育,卻似乎只將教育當手段,達到革命的目的。傳略裡說他以為戊戌變法康梁「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此後北京政府無可希望,故拋棄京職,而願委身於教育」(五面)。可見他的動機是在那裡。他辦教育,提倡民權(參看五面,八面,九面),提倡進化論(參看六面),提倡俄國的虛無主義(參看一四面,一七面)。但他當時雖以教育為手段,卻真相信教育的永久的價值。他的遊學便為的是充實自己的教育。他在德國研究哲學,文明史等,尤其注重實驗心理學和美學。曾進實驗心理學研究所參加實驗工作(一九面,二四面)。他傾向哲學,而對於科學的訓練也不忽略。辛亥以後,他是教育家。他特別提倡公民道德的教育,以及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他提倡中西文化的溝通,而特別注重歐化(參看第四類各篇)。他辦大學,主張純粹研究學問,思想自由(參看《北京大學開學式之演說》、《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辭》等)。對於中學,反對文理分科,主張「高等普通」的教育(《德國分科中學之說明》)。他又提倡工學(參看《工學互助團的大希望》)等,提倡平民教育(參看《在平民夜校開學日的演說》等)。他不但是個理想家,並且是個實行家。這些主張都曾相當的實現,留下強大的影響。他尤其注重砥礪德行,提倡進德會,《華工學校講義》裡有三十篇論德育,以及提倡公民道德的教育,是他一致的態度。他是個躬行實踐的人,能做到他所說的,他的話是有重量的。

  蔡先生雖做過翰林院編修,但在歐洲研究考察得很久,對於西洋文化認識得很清楚。他看出中國必須歐化。他說:

  吾國古代文明,有源出巴比侖之說,迄今尚未證實。漢以後,天方大秦之文物,稍稍輸入矣,而影響不著,其最著者,為印度之文明。漢季,接觸之時代也;自晉至唐,吸收之時代也。吾族之哲學,文學及美術,得此而放一異彩。自元以來,與歐洲文明相接觸,逾六百年矣,而未嘗大有所吸收,如球莖之植物,冬蟄之動物,恃素所貯蓄者以自贍。日趣羸瘠,亦固其所。至於今日,始有吸收歐洲文明之機會;而當其沖者,實為我寓歐之同人。(《文明之消化》)

  又說:

  西人之學術所以達今日之程度者,自希臘以來,固已積二千餘年之進步而後得之。吾先秦之文化無以遠過於希臘,當亦吾同胞之所認許也。吾與彼分道而馳,既二千餘年矣,而始有羨於彼等所等(得)之一,則循自然公例,取最短之途徑以達之可也。乃曰吾必舍此捷徑,以二千餘年前之所詣為發足點,而奔軼絕塵以追之,則無論彼我速率之比較如何,苟是由是而彼我果有同等之一日,我等無益於世界之耗費,已非巧曆所能計矣。不觀日本之步趨歐化乎,彼固取最短之徑者也。行之且五千年,未敢曰與歐人達同等之地位也。然則吾即取最短之徑以往,猶懼不及,其又堪迂道焉?(《學風雜誌發刊詞》)

  他主張歐化,而且主張急起直追的歐化。他也提到中印文化對於歐洲的影響(三六一面),也提到東西文化的媒合(四〇二面),但他總「覺得返憶舊文明的興會,不及歡迎新文明的濃至」(四〇三面)。——蔡先生所謂「文明」似乎和「文化」同一意思。——他尤其傾慕法國的文化,因為法國沒有「紳民階級,政府萬能,宗教萬能等觀念」(三七八面),而「科學界之大發明家,多屬￿法,德人則往往取法人所發明而更為精密之研究」,「法人科學程度,並不下於德人」(三七八面,三七九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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