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5)_朱自清

《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5)

　　李白詩，書中選五古三首，樂府三首，七古四首，樂府五首，五律五首，七律一首，五絕二首，樂府一首，七絕二首，樂府三首。各體都備，七古和樂府共九首，最多，五七絕和樂府共八首，居次。李白，字太白，蜀人，玄宗時作供奉翰林，觸犯了楊貴妃，不能得志。他是個放浪不羈的人，便辭了職，遊山水，喝酒，作詩。他的態度是出世的，作詩全任自然。當時稱他為「天上謫仙人」，這說明了他的人和他的詩。他的樂府很多，取材很廣；他其實是在抒寫自己的生活，只借用樂府的舊題目而已。他的七古和樂府篇幅恢張，氣勢充沛，增進了七古體的價值。他的絕句也奠定了一種新體制。絕句最需要經濟的寫出，李白所作，自然含蓄，情韻不盡。書中所收《下江陵》一首，有人推為唐代七絕第一。杜甫詩，計五古五首，七古五首，樂府四首，五七律各十首，五七絕各一首。只少五言樂府，別體都有。律詩共二十首，最多；七古和樂府共九首，居次。杜甫，字子美，河南鞏縣人。安祿山陷長安，肅宗在靈武即位。他從長安逃到靈武，作了左拾遺的官。後因事被放，輾轉流落到成都，依故人嚴武，作到「檢校工部員外郎」。世稱杜工部。他在蜀住的很久。他是儒家的信徒，一輩子惦著仕君行道；又身經亂離，親見民間疾苦。他的詩努力描寫當時的情形，發抒自己的感想。唐代用詩取士，詩原是應試的玩意兒；詩又是供給樂工歌妓唱來伺候宮廷和貴人的玩意兒。李白用來抒寫自己的生活，杜甫用來抒寫那個大時代，詩的境界擴大了，地位也增高了。而杜甫抓住了廣大的實在的人生，更給詩開闢了新世界。他的詩可以說是寫實的；這寫實的態度是從樂府來的。他使詩歷史化，散文化，正是樂府的影響。七古體到他手裡正式成立，律詩到他手裡應用自如——他的五律極多，差不多窮盡了這一體的變化。

　　王維詩，計五古五首，七言樂府三首，五律九首，七律四首，五絕五首，七絕和樂府三首，五律最多。王維，字摩詰，太原人，試進士，第一，官至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他會草書隸書，會畫畫。有別墅在輞川，常和裴迪去遊覽作詩。沈宋的五律還多寫豔情，王維改寫山水，選詞造句都得自出心裁。從前雖也有山水詩，但體制不同，無從因襲。蘇軾說他「詩中有畫」。他是苦吟的，宋人筆記裡說他曾因苦吟走入醋缸裡；他的《渭城曲》（樂府），有人也推為唐代七絕壓卷之作。他的詩是精緻的。孟浩然詩，計五古三首，七古一首，五律九首，五絕二首，也是五律最多。孟浩然，名浩，以字行，襄州襄陽人，隱居鹿門山，四十歲才游京師。張九齡在荊州，召為僚屬。他用五律寫江湖，卻不若吟，佇興而作。他專工五言，五言各體都擅長。山水詩不但描寫自然，還欣賞自然；王維的描寫比孟浩然多些。

　　韋應物詩，五古七首，五律二首，七律一首，五七絕各一首，五古多。韋應物，京兆長安人，作滁州刺史，改江州，入京作左司郎中，又出作蘇州刺史。世稱韋左司或韋蘇州。他為人少食寡欲，常焚香掃地而坐。詩淡遠如其人。五古學古詩，學陶詩，指事述情，明白易見——有理語也有理趣，正是陶淵明所長。這些是淡處。篇幅多短，句子渾含不刻畫，是遠處。朱子說他的詩無一字造作，氣象近道。他在蘇州所作《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詩開端道：「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詩話推為一代絕唱，也只是為那肅穆清華的氣象。篇中又道，「自漸居處崇，未睹斯民康」，《寄李儋元錫》（七律）也道，「邑有流亡愧俸錢」，這是憂民；識得為政之體，才能有些忠君愛民之言。劉長卿詩，計五律五首，七律三首，五絕三首，五律最多。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登進士第，官終隨州刺史。世稱劉隨州。他也是苦吟的人，律詩組織最為精密整煉；五律更勝，當時推為「五言長城」。上文曾舉過兩首作例，可見出他的用心處。

　　李商隱詩，計七古一首，五律五首，七律十首，五絕一首，七絕七首，七律最多，七絕居次。李商隱，字義山，河內人，登進士第。王茂元鎮河陽，召他掌書記，並使他作女婿。王茂元是李德裕同黨；李德裕和令狐楚是政敵。李商隱和令狐楚本有交誼，這一來卻得罪了他家。後來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綯作了宰相，李商隱屢次寫信表明心跡，他只是不理。這是李商隱一生的失意事，詩中常常涉及，不過多半隱約其辭。後來柳仲郢鎮東蜀，他去作過節度判官。他博學強記，又有隱衷，詩裡的典故特別多。他的七律裡有好些《無題》詩，一方面像是相思不相見的豔情詩，另一方面又像是比喻，詠歎他和令狐綯的事，寄託那「不遇」的意旨。還有那篇《錦瑟》，雖有題，解者也紛紛不一。那或許是悼亡詩，或許也是比喻。又有些詠史詩，如《隋宮》，或許不只是詠古，還有刺時的意旨。他的詩語既然是一貫的隱約，讀起來便只能憑文義、典故和他的事蹟作一些可能的概括的解釋。他的七絕裡也有這種詠史或遊仙詩，如《隋宮》、《瑤池》等。這些都是奇情壯采之作——一方面七律的組織也有了進步——，所以入選的多。他的七絕最著名的可是《寄令狐郎中》一首。杜牧詩，五律一首，七絕九首，幾乎是專選一體。杜牧，字牧之，登進士第。牛僧孺鎮揚州，他在節度府掌書記，又作過司勳員外郎。世稱杜司勳，又稱小杜——杜甫稱老杜。他很有政治的眼光，但朝中無人，終於是個失意者。他的七絕感慨深切，情辭新秀。《泊秦淮》一首也曾被推為壓卷之作。

　　唐以前的詩，可以說大多數是五古，極少數是七古；但那些時候並沒有體制的分類。那些時候詩的分類，大概只從內容方面看，最顯著的一組類別是五言詩和樂府詩。五言詩雖也從樂府轉變而出，但從阮籍開始，已經高度的文人化，成為獨立的抒情寫景的體制。樂府原是民歌，敘述民間故事，描寫各社會的生活，有時也說教，東漢以來文人仿作樂府的很多，大都沿用舊題舊調，也是五言的體制。漢末舊調漸亡，文人仿作，便只沿用舊題目；但到後來詩中的話也不盡合於舊題目。這些時候有了七言樂府，不過少極；漢魏六朝間著名的只有曹丕的《燕歌行》，鮑照的《行路難》十八首等。樂府多樸素的鋪排，跟五言詩的渾含不露有別。五言詩經過漢魏六朝的演變，作風也分化。阮籍是一期，陶淵明、謝靈運是一期，「宮體」又是一期。阮籍抒情，「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顏延年、沈約等注《詠懷詩》語），最是渾含不露。陶謝抒情、寫景、說理，漸趨詳切，題材是田園山水。宮體起于梁簡文帝時，以豔情為主，漸講聲調對偶。

　　初唐五古還是宮體餘風，陳子昂、張九齡、李白主張復古，雖標榜「建安」（漢獻帝年號，建安體的代表是曹植），實是學阮籍。本書張九齡《感遇》二首便是例子。但盛唐五古，張九齡以外，連李白所作（《古風》除外）在內，可以說都是陶謝的流派。中唐韋應物、柳宗元也如此。陶謝的詳切本受樂府的影響。樂府的影響到唐代最為顯著。杜甫的五古便多從樂府變化。他第一個變了五古的調子，也是創了五古的新調子。新調子的特色是散文化。但本書所選他的五古還不是新調子，讀他的長篇才易見出。這種新調子後來漸漸代替了舊調子。本書裡似乎只有元結《賊退示官吏》一首是新調子；可是散文化太過，不是成功之作。至於唐人七古，卻全然從樂府變出。這又有兩派。一派學鮑照，以慷慨為主；另一派學晉《白紵（舞名）歌辭》（四首，見《樂府詩集》）等，以綺豔為主。李白便是著名學鮑照的；盛唐人似乎已經多是這一派。七言句長，本不像五言句的易加整煉，散文化更方便些。《行路難》裡已有散文句。李白詩裡又多些，如，「我欲因之夢吳越」（《夢遊天姥吟留別》），又如上文舉過的「棄我去者」二語。七古體夾長短句原也是散文化的一個方向。初唐陳子昂《登幽州台歌》全首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簡直沒有七言句，卻也可以算入七古裡。到了杜甫，更有意的以文為詩，但多七言到底，少用長短句。後來人作七古，多半跟著他走。他不作舊題目的樂府而作了許多敘述時事，描寫社會生活的詩。這正是樂府的本來面目。本書據《樂府詩集》將他的《哀江頭》、《哀王孫》等都放在七言樂府裡，便是這個理。從他以後，用樂府舊題作詩的就漸漸的稀少了。另一方面，元稹、白居易創出一種七古新調，全篇都用平仄調協的律句，但押韻隨時轉換，平仄相間，各句安排也不像七律有一定的規矩。這叫長慶體。長慶是穆宗的年號，也是元白的集名。本書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都是的。古體詩的聲調本來比較近乎語言之自然，長慶體全用律句，反失自然，只是一種變調。但卻便於歌唱。《長恨歌》可以唱，見於記載，可不知道是否全唱。五七古裡律句多的本可歌唱，不過似乎只唱四句，跟唱五七絕一樣。古體詩雖不像近體詩的整煉，但組織的經濟也最著重。這也是它跟散文的一個主要的分別。前舉韋應物《送楊氏女》便是一例。又如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裡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一方面說謝朓（小謝），一方面是比喻。且不說喻旨，只就文義看，「蓬萊」句又有兩層比喻，全句的意旨是後漢文章首推建安詩。「中間」句說建安以後「大雅久不作」（見李白《古風》第一首），小謝清發，才重振遺緒；「中間」、「又」三個字包括多少朝代，多少詩家，多少詩，多少議論！組織有時也變換些新方式，但得出于自然。如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七古）用夢遊和夢醒作綱領，韓愈《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用唱歌跟和歌作綱領，將兩篇歌辭穿插在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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