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封建論》指導大概(2)_朱自清

柳宗元《封建論》指導大概(2)

　　指導大概

　　本篇是議論文，而且是議論文中的辯論文。辯論的題目是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得失。辯論的對象是魏代的曹冏，他作《六代論》，晉代的陸機，他作《五等論》，都是擁護封建的人；還有唐代的杜佑等。曹、陸的論，《文選》裡有；杜佑等的意見，載在《唐書·宗室傳贊》裡——那「贊」裡也節錄了本篇的文字。本篇著重實際的政制，所以曆引周秦漢唐的事蹟作證。但實際的政制總得有理論的根據；曹、陸都曾舉出他們理論的根據。柳宗元是反對封建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哲學作根據，這便是「勢」。他再三的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①②⒁。這是全篇的主旨。柳宗元生在安史亂後，又親見朱泚、朱滔、李希烈、王武俊、吳少誠、吳元濟、王承宗諸人作亂。這些都是「藩鎮」，都是軍閥的割據。篇中所謂「叛將」，便指的這些人。他們委任官吏，截留稅款，全不把朝廷放在眼裡。這很像「春秋時代」強大的諸侯。柳宗元反對封建，是在這一種背景裡。他是因為對於當時政治的關心才引起了對於封建制的歷史的興趣；所以引證的事實一直到唐代，而且對於當時的局面還建議了一個簡要的原則⑾，供執政者參考。——柳宗元是唐朝的臣子，照例得避本朝帝王的諱。太宗諱「世民」，文中「世」作「代」，「民」作「人」——文中有兩個「民」字⑩，大概是傳刻的人改的。高宗諱「治」，文中作「理」。當時人都得如此，不獨柳宗元一個。今在想著該是避諱的字下，都用括弧注出應作的本字，也許看起來明白些。

　　曹、陸都以為封建是「聖人意」。《六代論》說，「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五等論》也說，「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同「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共憂樂，同安危，便是封建制的理論的根據。曹、陸都說這是「先王知」，可見是「聖人意」。這是封建論者共同的主要的論據。柳宗元反對封建，得先打破這個論據。這是本篇主要的工作①—⑥。「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便是針對著曹、陸的理論而發的。柳宗元還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①那麼，不但「封建非聖人意」，聖人並且要廢除封建，只是「勢不可」罷了。說到「勢」，便得從封建起源或社會起源著眼，這便是所謂「生人（民）之初」①。柳宗元似乎不相信古傳的「天作君師」說（《孟子》引《逸尚書》）；他以為「君長刑政」起於「爭」。人與人因物資而爭，其中「智而明者」給他們「斷曲直」，施刑罰，讓他們息爭。這就是「君長」。有「君長刑政」然後有秩序，然後有「群」。群與群又因物資相爭，息爭的是兵強德大的人；於是乎有諸侯。諸侯相爭，息爭的是德大的人；於是乎有方伯、連帥。方伯、連帥相爭，息爭的是德更大的人；於是乎有天子。「然後天下會於一」②。群的發展是自小而大，自下而上。這是柳宗元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學。所謂「勢」，就指這種自然的發展而言。他的理論大概是從《荀子》來的。《荀子·禮論》篇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君道》篇又說：「君者，何也？曰，能群也。」這便是「君長刑政」起於「爭」的道理，不過說得不成系統罷了。「假物」也是借用《荀子·勸學》篇「君子……善假於物」的話，篇中已提明荀卿。至於那種層次的發展，是恰和《墨子·尚同》篇所說翻了個個兒。《尚同》篇以為「正長」「刑政」起於「亂」；而封建的社會的發展是自天子至於「鄉里之長」，是自大而小，自上而下。柳宗元建立了他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接著就說「自天子至於裡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②。這是說明封建的世襲制的來由，但未免太簡單化了些。

　　可是社會的自然發展是「勢」，聖人的「不得已」也是「勢」。篇中論湯武不革除封建制的緣故道：「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⒀「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不免是姑息，不免是妥協。所以接著便說，「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⒀。這種「不得已」出於私心，雖然也是「勢」，卻跟那聖人也無可奈何的「生人（民）之初」的「勢」不一樣。但是無論怎麼樣，封建「非聖人之意」是一定的。在封建的世襲制下，「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⒁。聖人那會定下這種不公的制度呢？本篇除辯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這個主旨以外，還設了三個難。末一難是「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覆議也」。柳宗元便舉出「湯、武之所不得已」來破這一難，已見上。中一難是「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⑿。《六代論》開端就說「昔夏、殷、周之曆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杜佑也以為封建制「主祚常永」，郡縣制「主祚常促」。但這也是封建論者一般的意見，因為周歷年八百，秦二世而亡，可以作他們的有力的證據。柳宗元卻只舉魏晉唐三代作反證。魏晉兩代，封建制還存著，「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唐代改了郡縣制，「垂二百祀，大業彌固」⑿。可見朝代的長短和封建是無關的。頭一難是：「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適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⑦這也是《五等論》裡一層主要的意思，而且是陸機自己的見解——他那「共憂樂，同安危」的論據是襲用曹冏的。這裡他說：「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征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民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眾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共憂樂，同安危」，是從治者方面看，「施化」的難易是從受治者方面看。這後一層的重要僅次於前者，也是封建論者一種有力的論據。所以本篇列為頭一難。別的兩難，柳宗元只簡單的駁了過去；只對於這一難，卻曆引周秦漢唐的事蹟，證明它的不正確。他對於「共憂樂，同安危」那個論據，除建立了新的替代的「勢」的理論外，也曾引周秦漢唐的事蹟作證。這一難的重要性由此可見。篇中兩回引周秦漢唐的事蹟，觀點卻不同。一回著重在「制」，在治者；一回著重在「政」，在被治者。但從實際的政治裡比較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得失，卻是一樣的。

　　照全篇所論，封建制有三失。一是「諸侯盛強，末大不掉」，天子「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③。二是「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治）國寡」⑧。三是「繼世而理（治）」，君長的賢不肖未可知，「生人（民）之理（治）亂未可知」⒁。因為「末大不掉」，便有陸機說的「侵弱之辱」，「土崩之困」；本篇論周代的末路「判為十二，分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③，正是這種現象。因為「列侯驕盈，黷貨事戎」，便不免「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的情形⑩。而這兩種流弊大半由於「繼世而理（治）」，便是所謂「世襲」。「生人（民）之初」，各級的君長至少是「智而明者」，此外「有兵有德」；越是高級的君長德越大②。雖然在我們看，這只是個理想，但柳宗元自己應該相信這是真的，他也應該盼望本篇的讀者相信這是真的。那麼，封建制剛開頭的時候，該是沒有什麼弊病的。弊病似乎起於「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②。這就是「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的嗣君不必是「智而明者」，更不必「有德」。這種世襲制普遍推行，世君之下，又有「世大夫」，使得「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⒁。這不是和「生人（民）之初」「智而明者」「有德」者作君長的局面剛剛相反了嗎？自然，事實上世襲制和封建制是分不開的，是二而一的。可是柳宗元直到篇末才將「繼世而理（治）」的流弊概括的提了一下，似乎也太忽略了這制度的重要性了？不，他不是忽略，他有他的苦衷。他生在君主世襲的時代，怎能明目張膽的攻擊世襲制呢？他只能主張將無數世襲的「君長」歸併為一個世襲的天子，他只能盼望這個世襲的天子會選賢與能去作「守宰」。篇中所論郡縣制之得有二。一是「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④，便是中央集權的意思。二是陸機所謂「官方（宜也）庸（同『用』）能」；按本篇的說法，便是「孟舒、魏尚之術」可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可得而行⑩——一方面也便是聖賢有以立於天下⒁。但本篇重在「破」而不在「立」，封建之失，指摘得很詳細，郡縣之得，只略舉綱目罷了。

　　本篇論歷代政制的得失，只舉周秦漢唐四代。「堯、舜、禹、湯之事遠」③，所以存而不論。堯舜禹湯時代的史料留傳的太少，難以考信。存而不論是很謹慎的態度。「及有周而甚詳」③，從周說起，文獻是足征的。不但文獻足征，周更是封建制的極盛時期和衰落時期。這裡差不多可以看見封建制的全副面目。這是封建制的最完備最適當的代表。而周代八百年天下。又是封建論者所豔羨的，並且是他們憑藉著起人信心的實證。秦是第一個廢封建置郡縣的朝代；這是一個革命的朝代。可是二世而亡，留給論史家許多爭辯。封建論者很容易的指出，這短短的一代是封建制的反面的鐵證。反封建論者像柳宗元這樣，卻得很費心思來解釋秦的速亡並不在郡縣制上——郡縣固然亡，封建還是會亡的。漢是封建和郡縣兩制並用；郡縣制有了長足的發展，封建制也經過幾番修正，漸漸達到名存實亡的地步。年代又相當長。這是郡縣制成功的時代，也是最宜於比較兩種制度的得失的時代。所以本篇說，「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⑤。漢可以代表魏晉等代；篇中只將魏晉帶了一筆，並不詳敘，便是為此。漢其實也未嘗不可代表唐。但柳宗元是唐人，他固然不肯忽略自己的時代；而更有關係的是安史以來的「藩鎮」的局面，那不能算封建卻又像封建的，別的朝代未嘗沒有這種情形，卻不像唐代的顯著和深烈，這是柳宗元所最關心的。他的反封建，不但是學術的興趣，還有切膚之痛。就這兩種制度本身看，唐代並不需要特別提出；但他卻兩回將本朝跟周秦漢相提並論，可見是怎樣的鄭重其事了。《唐書·宗室傳贊》說杜佑、柳宗元論封建，「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杜佑的全文不可見；以本篇而論，這卻是一個很確切的評語。「深探其本」指立封建起源論，「據古驗今而反復」正指兩回將唐代跟周秦漢一併引作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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