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談新詩》指導大概(3)_朱自清

胡適《談新詩》指導大概(3)

　　本篇第二段裡，胡先生曾舉他自己的《應該》作例，說「這首詩的意思神情都是舊體詩所達不出的」。那詩道：

　　他也許愛我，——也許還愛我，——
　　但他總勸我莫再愛他。
　　他常常怪我；
　　這一天，他眼淚汪汪的望著我，
　　說道：「你如何還想著我？
　　想著我，你又如何能對他？
　　你要是當真愛我，
　　你應該把愛我的心愛他，
　　你應該把待我的情待他。」
　　他的話句句都不錯；——
　　上帝幫我！
　　我「應該」這樣做！

　　這裡好像是在講道理，可是這道理只是這一對愛人中間的道理，不是一般的；「應該」只是他倆的「應該」，不是一般人的。這道理，這「應該」，是伴著強度的感情——他倆強度的愛情——的，不只是冷冰冰的一些概念。所以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本文所舉「具體的寫法」的例子中，乍看像沒有這一種，細看知道不然。這是暗示愛情和禮教和理智的衝突——愛情上的一種為難。「衝突」或「為難」是境地的特殊性或個性，是抽象的。這首詩從頭到尾是自己對自己說的一番話，比平常對第三者的口氣自然更親切些，更具體些。那引號裡的一節是話中的話。人的話或文字，即使是間接引用，只要有適當的選擇和安排，也能引起讀者對於人或事（境地）的明瞭的影像。而通常所謂描摹口吻，口吻畢肖，便是話引起了讀者對於人的明瞭的影像。——從以上各節的討論，便知本文「具體的」第一義還是暗示著某種抽象的性質，並不只是明瞭的影像或感覺。

　　本文「具體的」第二義是特殊的或個別的事件，暗示抽象的一般的情形的。文中所謂「抽象的材料」（狹義）便是這一般的情形。《伐檀》所暗示的「社會不平等」⑨是「詩人時代」一般的情形。胡先生在《中國古代哲學史》裡也說到這篇詩。他說，「封建時代的階級雖然漸漸消滅了，卻新添上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那時社會漸漸成了一個貧富很不平均的社會，富貴的太富貴了，貧苦的太貧苦了。」「有些人對著黑暗的時局腐敗的社會，卻不肯低頭下心的忍受。他們受了冤屈，定要作不平之鳴的。你看那《伐檀》的詩人對於那時的『君子』，何等冷嘲熱罵！」又，杜甫的《石壕吏》⑩：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生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⑩

　　胡先生在《論短篇小說》裡說：「這首詩寫天寶之亂，只寫一個過路投宿的客人夜裡偷聽得的事，不插一句議論，能使人覺得那時代徵兵之制的大害，百姓的痛苦，壯丁死亡的多，差役捉人的橫行：一一都在眼前。捉人捉到了生了孫兒的祖老太太，別的更可想而知了。」

　　白樂天的《新樂府》⑾有序說：「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一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豐折臂翁》的「標目」是「戒邊功」，那詩道：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須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

　　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雲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雲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

　　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錘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使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塚上哭呦呦。

　　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

　　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論短篇小說》裡說這是「新樂府」中最妙的一首。「看他寫『是時翁年二十四，……偷將大石錘折臂』，使人不得不發生『苛政猛於虎』的思想。」又說，「只因為他有點迂腐氣，所以處處要把做詩的『本意』來做結尾（所謂『卒章顯其志』）；即如《新豐折臂翁》篇末加上『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一段，便沒有趣味了。」但《賣炭翁》卻不如此。這一首「標目」是「苦宮市」，詩道：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兩騎翩翩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余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

　　這是宮官仗勢低價強買老百姓辛苦作成靠著營衣食的東西。買炭如此，買別的也可想而知。《新樂府》的具體性，這兩首便可代表，《上陽白髮人》從略。這兩首和杜甫的《石壕吏》也都是從特殊的或個別的事件暗示當時一般的情形。

　　白樂天的《新樂府》標明「樂府」，序裡又說明他作那些詩的用意；他是採取「《詩》三百之義」的。他取「《詩》三百之義」，不止於「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並且真個要作到《詩大序》裡解釋《風》詩的話，「下以風刺上，主文（按舊解，是合樂的意思）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杜甫的《石壕吏》等詩也是樂府體，不過不「標目」「顯志」，也不希望合樂罷了。在漢代，樂府詩大部分原是民歌，和三百篇裡的風詩確有相同的地方。但風詩多是抒情詩，樂府卻有不少敘事詩。《伐檀》是抒情的，《石壕吏》、《新豐折臂翁》、《上陽白髮人》都是敘事的。風詩大部分只是像《詩大序》說的「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並不是「譎諫」，漢樂府也只如此。固然也有「卒章顯其志」的，如《魏風·葛屨》的「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孔雀東南飛》的「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之類，可是很少。杜甫的樂府體的敘事詩也只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同《伐檀》一類的風詩和漢樂府的一些敘事詩一樣，都只是從特殊的或個別的事件，暗示或見出一般的情形。這一般的情形滲透在那特殊的個別的事件裡，並不是分開的，所謂「暗示」，要顯得是無意為之。白樂天的《新樂府》卻不如此。他是有意的「借」特殊的個別的事件來暗示——有時簡直是表明——一般的情形。這有意的「借」，使他往往忽略事件的本身，結果還是抽象的議論。如本文所舉的《七德舞》，「標目」是「美撥亂，陳王業」，是歌頌唐太宗的功德的，詩中列舉了太宗許多事實，但都是簡單的輪廓，具體的不夠程度，又夾雜了些抽象的說明，弄得那些簡單的具體的事實都成了那些抽象的道理的例子。《司天臺》、《采詩官》兩首更其如此。現在只舉《采詩官》，「標目」是「鑒前王亂亡之由」：

　　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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