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那裡走(3)

那裡走(3)

　　上海本是享樂的地方；所謂「十裡洋場」，常為人所豔稱。她因商業繁盛，成了資本集中的所在，可以說是Bourgeoisie的中國本部；一面因國際交通的關係，輸入西方的物質文明也最多。所以享樂的要求比別處都迫切，而享樂的方法也日新月異。這是向來的情形。可是在這號為兵連禍結，民窮財盡的今日，上海又如何？據我所知，革命似乎還不曾革掉了什麼；只有踵事增華，較前更甚罷了。如大華飯店和雲裳公司等處的生涯鼎盛，可見Bourgeoisie與Petty Bourgeoisie的瘋狂；而且，假使我所聞的不錯，雲裳公司還是由幾個Petty Bourgeoisie的名士主持著，在這回革命後才開起來的。他們似乎在提倡著這種享樂的風氣。假使衣食住可以說是文化的一部分，大華飯店與雲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面。你說這是美化的人生。但懂得這道理的，能有幾人？還不是及時行樂，得過且過的多!況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帶著階級味？然而無論如何，在最近的將來，這種情形怕只有蒸蒸日上的。我想，這也許是我們的時代的迴光返照吧？北京沒有上海的經濟環境，自然也沒有她的繁華。但近年來南化與歐化——南化其實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歐化；總之，可說是Bourgeoisie化——一天比一天流行。雖還只跟著上海走，究竟也跟著了；將來的運命在，這一點上，怕與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還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是文學。新文學的作家，有許多住在上海；重要的文學集團，也多在上海——現在更如此。近年又開了幾家書店，北新，開明，光華，新月等——出的文學書真不少，可稱一時之盛。北京呢，算是新文學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多；兩三年來，有現代評論，語絲，可作重要的代表。而北新總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紹了不少的新作家。所以頗有興旺之象。不料去年現代評論，語絲先後南遷，北新被封閉，作家們也紛紛南下觀光，一時頓覺寂寞起來。現在只剩未名，古城等幾種刊物及古城書店，暫時支撐這個場面。我想，北京這樣一個「古城」，這樣一個大都會，在這樣的時代，斷不會長遠寂寞下去的。

　　新文學的誕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這是近十年來這新時代的起頭——所以特別有著廣大長遠的勢力。直到兩三年前，社會革命的火焰漸漸燃燒起來，一般青年都預想著革命的趣味；這時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緊張，欣賞的閒情，只好暫時擱起。他們要的是實行的參考書；社會革命的書籍的流行，一時超過了文學；直到這時候，文學的風起雲湧的聲勢，才被蓋了下去。記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們的六月》剛在亞東出版。郢有一天問我銷得如何？他接著說，現在怕沒有多少人要看這種東西了吧？這可見當時風氣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後的這一年間，文學卻不但沒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復興的樣子。只看一看北新，開明等幾書店新出版的書籍目錄，你就知道我的話不是無稽之談。更奇怪的，社會革命燒起了火焰以後，文學因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務，所以被擱置著；但一面便有人提倡革命文學。革命文學的呼聲一天比一天高，同著熱情與切望。直到現在，算已是革命的時代，這種文學在理在勢，都該出現了；而我們何以還沒有看見呢？我的見聞淺陋，是不用說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壇的朋友與我說起，也以千呼萬喚的革命文學還不出來為奇。一面文學的復興卻已成了事實；這復興後的文學又如何呢？據說還是跟著從前Petty Bourgeoisie的系統，一貫地發展著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寫，分析這時代革命生活的小說；但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謂同行者的情調罷了。真正的革命文學是，還沒有一些影兒，不，還沒有一些信兒呢！

　　這自然也有辯解。真正革命的階級是只知道革命的：他們的眼，見的是革命，他們的手，做的是革命；他們忙碌著，緊張著，革命是他們的全世界。文學在現在的他們，還只是不相干的東西。再則，他們將來雖勢所必至地需要一種文學——許是一種宣傳的文學——，但現在的他們的趣味還浮淺得很，他們的喉舌也還笨拙得很，他們是不能創作出什麼來的。因此，在這上面暫時留下了一段空白。而Petty Bourgeoisie，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丟了他們的學術，文學，藝術，想去一試身手的；但到了革命開始以後，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濃厚的興趣的。此外的大概觀望一些時，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廢然而返了。他們的精神既無所依據，自然只有回到學術，文學，藝術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襲來。所以文學的復興，也是一種當然。一面革命的書籍似乎已不如前幾年的流行；這大約因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緣故吧。因而文學書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時代潮流所激蕩，加以文壇上革命文學的絕叫，描寫革命氣氛的作品，現在雖然才有端倪，此後總該漸漸地多起來的吧。至於真正的革命文學，怕不到革命成功時，不會成為風氣。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過切，忍耐過久而失望，絕望，因而詛咒革命的文學，我想也不免會有的，雖然不至於太多。總之，無論怎樣發展，這時代的文學裡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ty Bourgeoisie的氣氛，是將愈過愈顯然的。

　　胡適之先生真是個開風氣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學，又提倡新國學。陳西瀅先生在他的《閒話》裡，深以他正向前走著，忽又走了回去為可惜。但我以為這不過是思想解放的兩面，都是疑古與貴我的精神的表現。國學成為一個新運動，是在文學後一兩年。但這原是我們這爿老店裡最富裕的貨色，而且一向就有許多人捧著；現在雖加入些西法，但國學到底是國法，所以極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說「一般人」，因為從前的國學還只是一部分人的專業，這一來卻成為普遍的風氣，青年們也紛紛加入，算是時髦的東西了。這一層胡先生後來似頗不以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懇親會的席上，曾說研究國學，只是要知道「此路不通」，並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丟了要緊的工夫不做，都來擁擠在這條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但直到現在，我們知道，研究學術原不必計較什麼死活的；所以胡先生雖是不以為然，風氣還是一直推移下去。這種新國學運動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歷史癖與考據癖」一語括之。不過現在這種「歷史癖與考據癖」要用在一切國故上，決不容許前人尊經重史的偏見。顧頡剛先生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詞》裡，說這個意思最是明白。這是一個大解放，大擴展。參加者之多，這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運動盛於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勢力。它雖然比新文學運動起來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優勢與新增的範圍，不久也就趕上前去，於是乎與後者並駕齊驅了。新文學銷沉的時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銷沉著；但現在似乎又同樣地復興起來了——看年來新出版的書目，也就可以知道的。國學比文學更遠于現實；擔心著政治風的襲來的，這是個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後的參加者或者還要多起來的。

　　此外還有一件比較小的事，這兩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論留心與否，總該覺著的。這就是繪畫展覽會，特別是國畫展覽會。你只要常看報，或常走過中山公園，就會一次兩次地看見這種展覽會的記載或廣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覽，我推想高興去看的人大約很多。而國畫的售值不斷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證據。上海雖不及北京熱鬧，但似乎也常有這種展覽會，不過不偏重國畫罷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慶先生，劉海粟先生兩個展覽會，可以作例。藝術與文學，可以說同是象牙塔中的貨色；而藝術對於政治，經濟的影響，是更為間接些，因之，更為安靜些。所以這條路將來也不會冷落的。但是藝術中的繪畫何以獨盛？國畫又何以比洋畫盛？我想，國畫與國學一樣，在社會裡是有根柢的，是合於一般人脾胃的。可是洋畫經多年的提倡與傳習，現在也漸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這回「海粟畫展」，竟有人買他的洋畫去收藏的（見北京《晨報·星期畫報》）。至於同是藝術的音樂，戲劇，則因人才，設備都欠缺，故無甚進展可言。國樂，國劇雖有多大的勢力，但當作藝術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現在，也還極少。這或者等待著比較的研究，也未可知。

　　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ourgeoisie，與Petty Bourgeoisie裡的非革命者——特別是這種人——現在所走的路。自然，學術，藝術的範圍極廣，將來的路也許會多起來。不過在這樣擾攘的時代，那些在我們社會裡根柢較淺，又需要浩大的設備的，如自然科學，戲劇等，怕暫時總還難成為風氣吧？——我說的雖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這時代精神的一面——文化。我們若可以說廣州，漢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這種大都市的生活樣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響會迅速地伸張到各處。你若承認從前京式的靴鞋，現在上海式裝束的勢力，你就明白現在上海，北京的風氣，將會並且已經怎樣彌漫到別的地方了。

　　在這三條路裡，我將選擇那一條呢？我慚愧自己是個「愛博而情不專」的人；雖老想著只選定一條路，卻總丟不下別的。我從前本是學哲學的，而同時舍不下文學。後來因為自己的科學根柢太差，索性丟開了哲學，走向文學方面來。但是文學的範圍又怎樣大！我是一直隨隨便便，零零碎碎地讀些，寫些，不曾認真做過什麼工夫。結果是只有一點兒——一點兒都沒有！駁雜與因循是我的大敵人。現在年齡是加長了，又遇著這樣「動搖」的時代，我既不能參加革命或反革命，總得找一個依據，才可姑作安心地過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鑽了進去，消磨了這一生。我終於在國學裡找著了一個題目，開始像小兒的學步。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樂意這麼走，也就沒有法子。不過我又是個樂意弄弄筆頭的人；雖是當此危局，還不能認真地嚴格地專走一條路——我還得要寫些，寫些我自己的階級，我自己的過，現，未三時代。一勁兒悶著，我是活不了的。胡適之先生在《我的歧路》裡說，「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我想套著他的調子說：「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這便是現在我走著的路。至於究竟能夠走到何處，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沒有把握的。我的才力短，那不過走得近些罷了；但革命期的破壞若積極進行，報紙所載的遠方可怕的事實，若由運命的指揮，漸漸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麼，我的身家性命還不知是誰的，還說什麼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計窘迫的關係，也許讓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專用在衣食住上，那卻是真的「死路」，實在也說不上什麼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們全階級的沒落就將開始，那是更用不著說什麼路的！但這一層究竟還是「出乎意表」的事，暫可不論；以上兩層卻並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將來，是從現在的事實看，說來就「來了」的。所以我雖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卻依舊要慮到「那裡走？」「那裡走！」兩個問題上去！我也知道這種憂慮沒有一點用，但禁不住它時時地襲來；只要有些餘暇，它就來盤據心頭，揮也揮不去。若許我用一個過了時的名字，這大約就是所謂「煩悶」吧。不過前幾年的煩悶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溫馨著的；這時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齡，更為實際的，糾紛的。我說過陰影，這也就是我的陰影。我想，便是這個，也該是向著滅亡走的我們的運命吧？

　　1928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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