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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的幾篇小說


  近來在《小說月報》裡讀了幾篇小說,覺得是一種新傾向,想來說幾句話。一茅盾先生的《幻滅》(《月報》18卷9、10號)

  《月報》八號最後一頁裡說:

  「下期的創作有茅盾君的中篇小說《幻滅》,主人翁是一個神經質的女子,她在現在這不尋常的時代裡,要求個安身立命之所,因留下種種可以感動的痕跡。」

  這便是本篇的大旨。作者雖說以那「神經質的女子」為主人翁,但用意實在描寫,分析「現在這不尋常的時代」;所謂「主人翁」,只是一個暗示的線索吧了。我們以這種眼光來讀這篇小說,那頭緒的紛繁,人物的複雜,便都有了辯解。我們與其說是一個女子生活的片段,不如說這是一個時代生活的縮影。

  這篇小說裡的人物實在很多:有「神經質的女子」,有「剛毅」,「狷傲」,「玩弄男性」的女子,有「一口上海白」,「渾名包打聽」的女子;有「受著什麼『帥坐』津貼的暗探」,有「把世間一切事都作為小說看的」「理性人」,有「忠實的政治的看熱鬧者」,有「為了自己享樂才上戰場去的」「少年軍官」。這些是多麼熱鬧的節目!你讀這篇小說,就像看一幕幕的戲。從前人說描寫要生動,須有戲劇性。所謂戲劇性,原不包括人物多而言;但本篇所寫人物雖多,卻大都有鮮明的個性,活潑的生氣,所以我們讀了,才能像看戲一般——這便是戲劇性了。至於本篇所寫的地方,是上海,武漢,牯嶺三處。上海,武漢,是這時代生活的中心,在這兩處才有那些人物;做了本篇的背景,是當然的。牯嶺卻是個如在「世外」的地方。作者在篇末將那「神經質的女子」和那以打仗為享樂的少年軍官,一對圓滿的夫婦,送到那「太高」的地方去;這樣似有意,似無意地將動和靜的兩極端對比著,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是的,至少是一件有趣的事,若我們不願倉卒地斷定作者另有深意存於其間。

  我以為在描寫與分析上,作者是成功的。他的人物,大半都有分明的輪廓。我對於這篇小說,只讀過一遍,翻過一遍,但幾個重要人物的性格,我都已熟悉;若你來考問考問我,我相信自己是不會錯了答案的。他們像都已成了我每天見面,每天談話的人。這是由於作者「選擇」的工夫,我想。他有時用了極詳盡的心理描寫來暗示一個人的歷史,這樣寫出他的為人,如第四節裡寫慧女士,便是如此。這還不算很好,也不算很難。但他有時用了極簡單的一句話,也能活畫出一個人。在第四節裡,他寫那「把世間一切事都作為小說看的短小精悍的李克」:

  「抱素每次侃侃而談的時候,聽得這個短小的人兒冷冷地說了一句『我又聽完一篇小說的朗誦了』,總是背脊一陣冷;他覺得他的對手簡直是一個鬼,不分日夜的跟蹤自己,偵察著,知道他的一切秘密,一切詭譎。」

  一句話寫出了怎樣冷的一個「理性人」!他又用了類似的筆鋒,借了別人的口,暗示著他的嚴肅的諷刺的氣氛。第十節裡寫的那場試,真令人又可笑,又可哀,直是一篇精悍的短劇。同節裡敘慧女士的請客:

  「『某夫人用中央票收買夏布,好打算呵!』坐在靜右首的一位對一個短須的人說。」

  「『這筆貨,也不過囤著瞧罷了。』一個光頭人回答。」

  淡淡的兩句話盡夠暗示一個「腐化」的傾向了。從以上兩個例,我們看出作者是個會寫對話的人。

  但這篇小說究竟還不能算是盡善盡美的作品,這因它沒有一個統一的結構。分開來看,雖然好的地方多,合起來看卻太覺得散漫無歸了。本來在這樣一個篇幅裡,要安插下這許多人物,這許多頭緒,實在只有讓他們這樣散漫著的;我是說,這樣多的材料,還是寫長篇合適些。作者在各段的描寫裡,頗有選擇的工夫,我已說過;但在全體的結構上,他卻沒有能用這樣選擇的工夫,我們覺得很可惜。他寫這時代,似乎將他所有的材料全搬了來雜亂地運用著;他雖有一個做線索的「主人翁」,但卻沒有一個真正的「主人翁」。我們只能從他得些零碎的印象,不能得著一個總印象。我們說得出篇中這個人,那個人是怎樣,但說不出他們一夥兒到底是怎樣。

  因此篇中頗有些前後不能一貫的地方:最明顯的是李克這個人。第四節裡既然將他寫成那樣一個玩世派,第十節裡卻又寫得他那樣熱心國事,還力勸靜女士到漢口去。這已是參差了。而靜女士到了漢口,竟不曾看見李克的影子——下文竟不提李克隻字。這不是更奇麼?既如此,第十節裡那番話,又何必讓他來說?還有,結束的地方,我看實在是「不了了之」。說是了,原也可以;但說是不曾了,或者更確當些。這不是一個有機的收場。自然,這與全篇結構是連帶著的;全體鬆懈,這兒便也收束不住。尤其是那「少年軍官」的重行從軍,與其說是一個故事的終局,還不如說是另一個故事的開始。從全篇的情調說,這或者是必要的,「幻滅」之終於是「幻滅」,或就在此。但從文字說,這只是另生枝節;——索性延長些,讓那少年軍官戰死,倒許好些。那才是真的「幻滅」。我並且覺得那「神經質的女子」和那「少年軍官」暫時的團圓,也可不必的;那樣,「幻滅」的力量,當更充足些。不過作者在這裡或者參加了本人的樂觀與希望,也未可知。這個是我們可以同情的;只就文論文,終覺不安罷了。此外,篇中敘述用的稱呼不一致,也是小疵,如靜女士,時而稱章女士,時而稱靜之類。

  據說本篇還是作者的處女作,所給與我們的已是不少;我想以後他會給我們更多的。二桂山先生的《夜》

  (《小說月報》18卷10號》)

  這是上海的一件黨案;但沒有一個字是直接敘述這件黨案的。

  一個晚上,一位老婦人獨自撫慰著哭叫「媽媽呀……媽媽呀……」的她的外孫;一壁等候著阿弟的關於她女兒的信息。阿弟回來了,說出一個「弟兄」帶著他在黑暗裡到野外去認了他的甥女甥婿的棺木的號數的事。他一面報告,一面想著适才可怕的經驗。自然,這些可怕的經驗,他是不能說給他姊姊的。可是老婦人已經非常激憤了;她是初次聽到兇信,就不時地憤激著的。她並不懂得做教員的、她的女兒女婿的事,只是覺得他們不該「那個」吧了。結局是阿弟拿出他倆托那「弟兄」轉交的一個字條,念給她聽:說「無所恨,請善視大男」——他們的孩子,老婦人在抱著的。婦人也看了字條,雖然她不識字。她找著了新路;她「決定勇敢地再擔負一回母親的責任」。這便是她今後的一切。

  我所轉述的,只算是沒有肉的骨架;但也可窺見一斑了。我說這真可稱得完美的短篇小說。佈局是這樣錯綜,卻又這樣經濟:作者借了老婦人、阿弟、「弟兄」三個人,隱隱綽綽,零零碎碎,只寫出這件故事的一半兒,但我們已經知道了這件故事的首尾,並且知道了那一批,一大批的黨案全部的輪廓;而人情的自然的親疏,我們也可深切地感著。

  作者巧妙地用了回想與對話暗示著一切。從老婦人的回想裡,我們覺得「那個」了的她的女兒女婿,真是怎樣可愛的一對,而竟「那個」了,又怎樣地可惜。最使老婦人難堪的,是那孩子的哭,當他叫著「媽媽呀……媽媽呀……」的時候:

  「這樣的哭最使老婦人傷心又害怕。傷心的是一聲就如一針,針針刺著自己的心。害怕的是屋牆很單薄,左右鄰舍留心一聽就會起疑念。然而給他醫治卻不容易;一句明知無效的『媽媽就會來的』,戰兢兢地說了再說,只使大男哭得更響一點,而且張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四望,看媽從那裡來。」

  這一節分析老婦人的心理,甚是細密。混合著傷心與害怕兩重打擊;她既想像著死者的慘狀,又擔心著這一塊肉的運命——至於她自己,我想倒是在她度外了吧——這是令人發抖的日子!所以「媽媽就會來的」一句話,她只有「戰兢兢地」說;在這一句話裡,蘊藏著無限委曲與悲哀。而她怕鄰舍的「疑念」,並教孩子將說熟了的「姓張」改為「姓孫」的「新功課」,顯示著一種深廣的恐怖的氣氛;似乎這種氣氛並非屬￿老婦人一個,而是屬￿同時同地一般社會的。這就暗示著那一大批的事件的全部輪廓了。篇中所敘老婦人的回想,大都是這種精密的分析;所舉一節只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老婦人與阿弟的對話,阿弟的回想,卻都是藉以敘事的。阿弟的心理並不繁複,無所用其描寫;而老婦人與阿弟的對話,照情節自然的轉變,也只要敘述事實,更來不及說別的。所以在這裡追敘一切,並不覺突兀或擁擠;與前文仍是相稱的。至於老婦人那一段很長的憤激的話,就中補敘了女兒女婿的年世;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卻閑閑寫來,若無其事一般。這也是作者用筆巧的地方。又在阿弟轉述那「弟兄」的話裡,如:

  「完了的人也多得很。」

  「況且棺木是不讓去認的。」

  也是暗示著一般的空氣的。

  老婦人整個心,整個生命寄託在女兒女婿身上,只有他們,沒有別的——若有,也只有「就是他們」的他們的孩子。阿弟便不然了:他有「感服」那「弟兄」的餘暇,他有「矜誇的聲調」和「真實的笑」,在一個緊張而悲慘的敘述中,他最後還有一些輕蔑他的甥女甥婿的意思,隱藏在他的心裡。阿弟是一個平常的商人,他也關切甥女甥婿的事,也多少同情於他們的不幸;但甥女甥婿到底是甥女甥婿,他不能像他姊姊將整個心交給他們,所以便有這些閑想頭了。這原是人之恒情,無所謂好壞;只作者能寫出來,可見其用筆之細。同樣,他寫那「弟兄」,又比阿弟冷靜得多。他一半可憐,一半可笑地敘述他們處治一對夫婦的事;一壁還悠然地吸著煙呢。然而這一段描寫,卻也是分析心理的;作者曲折地寫出不怕殺人的人也有怕殺人的時候,那時候他們心裡也有一種為難。這正是人性的一面,值得顯示出來的。下文濕地裡暗夜中認棺木的一段描寫,也很動人,因為森森有鬼氣。

  另外,作者穿插的手法,是很老練的;特別是中間各節,那樣的敘述,能夠不淩亂,不畸輕畸重,是不容易的。三魯彥先生的《一個危險的人物》

  (《小說月報》18卷10號)本篇寫一個叫「子平」的浪漫的人物,暑假中回到離開八年的故鄉林家塘去。他和他的鄉人相隔太久了,也太遠了,他的種種毫無顧忌的浪漫行為,他們是不能領略的,而且不能諒解的。他們由猜疑而鄙視,子平終於成了他們間唯一的注意人物了。恰巧子平有兩個在縣黨部裡的朋友來看過他一次,不久便有縣黨部、縣農民協會租穀打七折的「告示」貼到林家塘來;而林家塘的人「原是做生意的人最多」,這種辦法是全村極大的損失。他們覺得這是子平唆使的,因而鄙視之餘,又加以仇恨;子平從此便又成了「一個危險的人物」了。況且「幾百年不曾看見過的」掃帚星恰巧又於這時「出現在林家塘」,這所照的,大家明白,自然是子平無疑了。這時候城裡回來的人說起清黨的事:租穀打七折「是共產黨做的事」;共產黨是「共人家的錢,共人家妻子」的!大家於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危險人物」是更其覺得「危險」了。於是有些人便去諷示子平的叔叔,林家塘的大紳士「惠明先生」。「惠明先生」晚上叫子平,去問他知道共產黨否?回答是,「書上講得很詳細」。這使「惠明先生」失望、憤怒、恐懼。而子平又是沒有父母,兄弟,姊妹而卻有一份產業的人。於是「惠明先生」當夜邀了幾個地位較高的人密議一番,便差人往縣裡報告,請兵。第二天清早,子平在樹林裡打拳,兵來了;林家塘人說他有手槍。兵便先下手,開槍將他打倒。搜查的結果,「證據是一柄劍」!他抬到縣裡「已不會說話,官長命令……」

  我們第一得知道作者並不是在寫一個先驅者與群眾思想衝突的悲劇。子平只是一個浪漫的人物,似乎只是一個個人主義者。沒有絲毫「危險」在他身上。他的「危險」是從林家塘人的幼稚,狹隘,與殘酷裡生出來的。「莫須有」三字送了子平的命;作者所要寫的悲劇當在這一點上。但是這樣寫出的一幕悲劇,究竟給了些什麼呢?在我是覺得奇異的氣氛比嚴肅的氣氛多。老實說,我覺得這樣發展的事情,實際上怕是不會有的。子平這樣的人會有,「惠明先生」等人也會有;但其餘的鄉人,那樣的鄉人,我覺得怕不會有。我們看,魯迅先生所寫的鄉人性格,與魯彥先生所寫的,何其不同呢?在我,前者覺得熟悉,後者覺得生疏,生疏到奇異的程度。因為魯彥先生所寫的鄉人,似乎都是神經過敏的。幼稚,狹隘,與殘酷,我承認,確是鄉人的性格;但寫得過了分,便成了神經過敏。作者描寫子平的性格,是成功的;但他不知不覺又將某種浪漫的氣氛加在林家塘的人身上去,這便不真切了。我想這或者由於他描寫林家塘的人的地方太簡略與平直,因此便覺得有些誇張,誇張多少帶來了滑稽的意味,大足減少悲劇的力量。而「幾百年不曾見過的」掃帚星之出現,也太嫌傳奇氣,頗有舊小說裡「無巧不成書」之概,這也要減輕事件的重量。至於不知道舞劍,打拳,不知道西服,而卻知道手槍,也是小小的矛盾——雖然關於舞劍、打拳的林家塘人見解,可用恐懼的心情(神經過敏)來解釋,但究竟是勉強的。

  至於用筆一面,作者不為不細心。他記出各個鄉人的身份(或職業);各個鄉人確沒有個別的性格(在這裡原也是不必要的),但與「惠明先生」等一般紳士的不同,是顯然的。此外穿插與聯絡,詳寫與略寫或明寫與暗寫,作者都頗注意。但我覺得這樣平列的寫法,集合許多零碎的印象而成為一個總印象,究嫌單調些,散漫些;雖然其間還有時間的先後做一個線索,但終覺平直。作者似乎也慮到單調一層,所以他的角色有男有女,而職業沒有一個相同,不用說,這樣是表明全林家塘的愚蠢。但人太多了,每個人只能隨便簡略地敘述著。確然每個人情形似乎不同,但稍一留心,便覺有許多實是重複的。這樣以全示全,實不及以偏示全;那樣可以從容,可以多變化,可以深刻些。——篇中寫景諸節,俱能自然地寫出一種清幽的境略,卻是很好的句子。如:

  「新的思想隨著他(惠明先生)的煙上來,他有了辦法了。」

  「證據是一柄劍。」

  都很峭拔。但冗弱的句子卻很多。如結末:

  「不復記得曾有一個青年忄妻慘的倒在那裡流著鮮紅的血。」說得太詳細、太明白,反無餘味了。接著是最後的一語:

  「呵,多麼美麗的鄉村?」

  意思甚好,句子也嫌板滯些。——本篇的收場,筆調,實在是不甚圓熟的。

  從以上三篇小說裡,無論它們的工拙如何,可以看出一種新趨勢。這就是,以這時代的生活為題材,描寫這時代的某幾方面;前乎此似乎是沒有的。這時代是一個「動搖」的時代,是力的發展的時代。在這時代裡,不用說,發現了生活的種種新樣式,同時也發現了種種新毛病。這種新樣式與新毛病,若在文藝裡反映出來,便可讓我們得著一種新瞭解,新趣味;因而會走向新生活的路上去,也未可知。在另一面,文藝的力量使這些樣式與毛病,簡要的,深刻地印在人心上,對於一般的發展,間接也有益的。我並不想以功利來作文藝批評的標準,但這種自然會發生的副效用,我們也不妨預想著的。這三篇原都不曾觸著這時代的中心,它們寫的只是側面;但在我,已覺得是一種值得注意的新開展了。就中《幻滅》一篇,最近於正面的描寫,但只分析了這時代的角色的一兩部分之精神與態度而止,這似乎還覺著不夠的;我們還不能看出全部的進行來。《夜》的用意,原只要一面;即便一面,作者寫得很是圓滿。有人說,有些婆婆媽媽氣;這或者不錯。但我們知道,這是過渡的時代,舊時代的氣氛到底難以擺脫;我說這正是時代的一種特色呢。《一個危險的人物》雖也涉及時代的事情,但其中實是舊時代的人物——連主人翁也是——在動作;涉及這時代的地方,只是偶然,只是以之為空的骨架而已。而因描寫的不真切,亦不能給多少影響於人。只因既然涉及了這時代,便也稍加敘述罷了。

  (載1928年2月17日至3月30日《清華週刊》第29卷第2、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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