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論誦讀_學達書庫

論誦讀

　　最近魏建功先生舉行了一回「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參加的有三十人左右，座談了三小時，大家發表的意見很多。我因為去診病，到場的時候只聽到一些尾聲。但是就從這短短的尾聲，也獲得不少的啟示。昨天又在北平《時報》上讀到李長之先生的《致魏建功先生書》，覺得很有興味。自己在接到開會通知的時候也曾寫過一篇短文，說明誦讀教學可以促進「文學的國語」的成長，現在還有些補充的意見，寫在這裡。

　　抗戰以來大家提倡朗誦，特別提倡朗誦詩。這種詩歌朗誦戰前就有人提倡。那時似乎是注重詩歌的音節的試驗；要試驗白話詩是否也有音樂性，是否也可以悅耳，要試驗白話詩用那一種音節更聽得入耳些。這種朗誦運動為的要給白話詩建立起新的格調，證明它的確可以替代舊詩。戰後的詩歌朗誦運動比戰前擴大得多，目的也擴大得多。這時期注重的是詩歌的宣傳作用，教育作用，也許尤其是團結作用，這是帶有政治性的。而這種朗誦，邊誦邊表情，邊動作，又是帶有戲劇性的。這實在是將詩歌戲劇化。戲劇化了的詩歌總增加了些什麼，不全是詩歌的本來面目。而許多詩歌不適於戲劇化，也就不適於這種朗誦。所以有人特別寫作朗誦詩。戰前戰後的朗誦運動當然也包括小說散文和戲劇，但是特別注重詩；因為是精煉的語言，彈性大，朗誦也最難。

　　朗誦的發展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教學，也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上口，促進「文學的國語」成長。但是兩個時期的朗誦運動，都並不以語文教學為目標；語文教學實際上也還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現在魏建功先生，還有黎錦熙先生，都在提倡誦讀教學，提倡向這一方面的自覺的努力，這是很好的。這不但與朗誦運動並行不悖，而且會相得益彰。黎先生提倡的誦讀教學，據報上他的談話，似乎注重白話，魏先生的座談，卻包括文言。這種誦讀教學自然是以文為主，不以詩為主；因為教材是文多，習作也是文多，應用還是文多。這就和朗誦運動的出發點不一樣。

　　誦讀是一種教學過程，目的在培養學生的瞭解和寫作的能力。教學的時候先由教師範讀，後由學生跟著讀，再由學生自己練習著讀，有時還得背誦。除背誦外卻都可以看著書。誦讀只是誦讀，看著書自己讀，看著書聽人家讀，只要做過預習的工夫，當場讀得又得法，就可以瞭解的，用不著再有面部表情和肢體動作。這和戰前的朗誦差不多，只是朗誦時聽眾看不到原作；和戰後的朗誦卻就差得多。朗誦是藝術，聽眾在欣賞藝術。誦讀是教學，讀者和聽者在練習技能。這兩件事目的原不一樣。但是朗誦和誦讀都是既非吟，也非唱，都只是說話的調子，這可是一致的。

　　吟和唱都將文章音樂化，而朗誦和誦讀卻注重意義，音樂化可以將意義埋起來，或使意義滑過去。戰前的朗誦固然可以說是在發現白話詩的音樂性，但是有音樂性不就是音樂化。例如一首律詩，平仄的安排是音樂性，吟起來才是音樂化，讀下去就不是的。現在我們注重意義，所以不要音樂化，不要吟和唱。我在別處說過「讀」該照宣讀文件那樣，但是這句話還未甚顯明。李長之先生說的才最乾脆，他說「所謂誦讀一事，也便只有用話的語調（平常說話的語調）去讀的一途了」。宣讀文件其實就用的是說話的語調。

　　誦讀雖然該用說話的調子，可究竟不是說話。誦讀趕不上說話的流暢，多少要比說話做作一些。誦讀第一要口齒清楚，吐字分明。唱曲子講究咬字，誦讀也得字字清朗；儘管抑揚頓挫，清朗總得清朗的。李長之先生注重詞匯的讀出，也就是這個意思。座談會裡潘家洵先生指出私塾兒童讀書固然有兩字一頓的，卻也有一字一頓的；如「孟-子-見-梁-惠-王」之類的讀法，我們是常常可以聽到的。大概兩字一頓是用在整齊的句法上，如讀《千字文》、《百家姓》、《龍文鞭影》、《幼學瓊林》、《千家詩》之類；一字一頓是用在參差的句法上，如讀《四書》等。前者是音樂化，後者逐字用同樣強度讀出，是讓兒童記清每一個字的形和音，像是強調的說話。這後一種誦讀，機械性卻很大，不像說話那樣可以含胡幾個字甚至吞咽幾個字而反有姿態，有味兒。我們所要的字字清朗的誦讀，性質上就近於這後一種，不過頓的字數不一定，再加上抑揚頓挫，跟說話多相像一些罷了。

　　用說話的調子誦讀白話文，自然該最像說話，雖然因為言文總有些分別，不能等於說話。但是現在的白話文是歐化了的，誦讀起來也還不能很像說話。相信誦讀教學切實施行若干時後，誦讀可以幫助變化說話的調子；那時白話文的誦讀雖然還是不能等於說話，總該差不離兒了。誦讀白話詩，現在是更不像說話；因為詩是精煉的說話，跟隨心信口的說話本差著些程度，加上歐化，自然要差得更多。用說話的調子讀文言，不論是詩是文，是駢是散，自然還要差得多；但是比吟或唱總近於說話些。從前學習文言乃至欣賞文言，好像非得能吟會唱不可。我想吟唱固然有益，但是誦讀也許幫助更大。大概詩詞曲和駢文，音樂性本來大些，音樂化的去吟唱可以獲得音樂方面的受用，但是在瞭解和欣賞意義上，吟唱是不如誦讀的。至於所謂古文，本來基於平常說話的調子，雖然因為究竟不是口頭的語言，不妨音樂化的去吟唱，然而受用似乎並不大；倒是誦讀能見出這種古文的本色。所以就是文言，也還該以說話調的誦讀為主。但是誦讀總得多讀熟讀，才有效用；「曲不離口」，誦讀也是一樣道理。

　　誦讀口語體的白話文（這種也可以稱為白話），還有誦讀小說裡的一些對話和話劇，應該就像說話一樣，雖然也還未必等於說話。說是未必等於說話，因為說話有聲調，又多少總帶著一些面部表情和肢體動作，寫出來的說話雖然包含著這些，卻不分明。誦讀這種寫出來的說話，得從意義裡去揣摩，得從字裡行間去揣摩。而寫的人雖然想著包含那些，卻也未必能包羅一切；揣摩的人也未必真能盡致。這就未必相等了。所以認真的演出話劇，得有戲譜，詳細注明聲調等等。李長之先生提到的趙元任先生的《最後五分鐘》就是這種戲譜。有了這種戲譜，還得再加揣摩。但是舞臺上的臺詞也還是不等於平常的說話。因為臺詞不但是戲中人在對話，並且是給觀眾聽的對話，固然得流暢，同時也得清朗。所以演戲需要專業的訓練，比誦讀難。

　　寫的白話不等於說話，寫的白話文更不等於說話。寫和說到底是兩回事。文言時代誦讀幫助寫的學習，卻不大能夠幫助說的學習；反過來說話也不大能夠幫助寫的學習。這時候有些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會寫卻說不好，或者會說卻寫不好，原不足怪。可是，現下白話時代，誦讀不但可以幫助寫，還可以幫助說，而說話也可以幫助寫；可是會寫不會說和會說不會寫的人還是有。這就見得寫和說到底是兩回事了。大概學寫主要得靠誦讀，文言白話都是如此；單靠說話學不成文言也學不好白話。現在許多學生很能說話，卻寫不通白話文，就因為他們誦讀太少，不懂得如何將說話時的聲調等等包含在白話文裡。他們的作文讓他們自己念給別人聽，滿對，可是讓別人看就看出不通來了。他們會說話到一種程度，能以在誦讀自己作文的時候，加進那些並沒有能夠包含在作文裡的成分去，所以自己和別人聽起來都合式；他們自己看的時候，也還能夠如此。等到別人看，別人憑一般誦讀的習慣，只能發揮那些作文裡包含得有的，卻不能無中生有，這就漏了。至於學說話，主要的得靠說話；多讀熟白話文，多少有些幫助，多少能夠促進，可是主要的還得靠說話。只注重誦讀和寫作而忽略了說話，自然容易成為會寫而說不好的人。至於李長之先生提到魯迅先生，又當別論。魯迅先生是會說話的，不過不大會說北平話。他寫的是白話文，不是白話。長之先生讚美座談會中顧隨先生讀的《阿Q正傳》，說是「覺得魯迅運用北平的口語實在好極了」。我當時不在場，想來那恐怕一半應該歸功於顧先生的誦讀的。

　　再說用說話的調子誦讀白話詩，那是比誦讀白話文更不等於說話。如上文所說詩是精煉的語言，跟平常的說話自然差得多些。精煉靠著暗示和重疊。暗示靠新鮮的比喻和經濟的語句；重疊不是機械的，得變化，得多樣。這就近乎歌而帶有音樂性了。這種音樂性為的是集中注意的力量，好像電影裡特別的鏡頭。集中了注意力，才能深入每一個詞匯和語句，發揮那蘊藏著的意義，這也就是詩之所以為詩。白話詩卻不要音樂化，音樂化會掩住了白話詩的個性，磨損了它的曲折處。白話詩所以不會有固定的聲調譜，我看就是為此。白話詩所以該用說話調誦讀，也是為此。一方面白話詩也未嘗不可以全不帶音樂性而直用平常說話的調子寫作。但是只宜於短篇如此。因為短篇的精煉可以不靠重疊，長些的就不成。蘇俄的瑪耶可夫斯基的詩，按說就只用平常說話的調子，卻宜於朗誦。他的詩就是短篇多，國內也有向這方面努力的，田間先生就是一位。這種詩不用說更該用說話調誦讀，誦讀起來也許跟口語體的白話文差不多，但要強調些。因為篇幅短，要是讀得太流暢，一下子就完了，沒有了，所以得滯實些才成。其實詩的誦讀一般的都得滯實些。一方面有彈性，一方面要滯實，所以難。兩次朗誦運動都以詩為主，在藝術上算是攻堅。但是誦讀只是訓練技能，還該從容易的文的誦讀下手。

　　《大公報》，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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