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平自傳(8)_張資平

八

　　林先生的意識雖然是買辦階級的。但他完全是為我設想。根據他的經驗而誠摯地為我指示出路。他的用心是至可感的啊。

　　接教羅先生的算術的是在高工預科數學教員盧先生，亦是一個很慈和的好先生。他接著教授我們的四則和比例。

　　「一定要照這樣計法。要是這樣，就不得了啊！」

　　這是他在講壇上慣說的一本調子。他瘦得像吃鴉片的人，並且穿得十分儉樸，故外觀不甚好看。他看了我的答案後，便說：

　　「你該進工業學校呢。因為你的算法甚熟。」

　　方表校長走後，巡警道派了他的第一科長黃伯樵（伯樵是他的別字，他的名叫什麼榮）來當校長。他好像是一名舉人，為人也非常和氣。他不常來校，只是掛掛名而已。但不久，他又去職了。巡警道改委了王廣齡來做監督。王廣齡是比較有才幹的人。在由帝制轉變至共和的過渡期中，學校是由王先生負責。

　　我從香港回來後，第二天便到學校裡來，果然學校當局也在出佈告，要學生回堂上課。學校當局大概是一面實行上課，一面向新政府接頭。有人說王監督是屬保皇黨，恐怕遲早要撤換的。我個人是不管那些，因為閑著無事，便每天從城外跑來上課了。不過，看見學校的情形大非昔比了，也不免發生了許多傷感。現行刑律和大清會典當然要廢講了。其他好點的教授多不來上課了。每天至少有三四個教員請假，上一課便玩一堂，而來上課的又是像譚教務長那類的教員。撫今追昔，不勝感慨。因是對於學業的前途也感著幻滅，同時即是對於革命，感著失望。

　　城裡的秩序逐漸恢復了。我們又從城外搬回城裡來。聽說新校長發表了，姓韋名榮熙，是由革命政府警察廳長陳景華委派的。他們把「高等巡警學堂」改為「高等警察學校」了。我在當時的感想是，「警察」二字確比「巡警」二字好，但是以「學校」代替「學堂」，似乎不甚冠冕了。

　　韋校長還很年輕，至多不到三十歲，他在外觀上不甚莊嚴。他初就職召集我們訓話時，也格格地說不出什麼話來。所以同級的一位廩生看見了他後，回來頻頻地對我歎氣。

　　「愈弄愈糟了。你看那些青頭仔肚子裡有半點墨汁麼？我差不多可以做他們的父親呢！革命革什麼屁！」

　　這位廩生歎夠了氣，發夠了牢騷，便倒臥在床裡了。

　　的確，新的人物大都比舊的人物骨頭輕。縱令他們有高深的新學問，但總趕不上舊時的科名出身的監督教授們態度沉著，言行穩重。

　　但是，新校長的尚武精神確實令人佩服。他和他帶來的一班朋友，不是穿反領西裝便穿武裝，決沒有拖著長衫馬褂的。

　　我是最守規則、最重紀律的學生，對於新來的學校當局便表示不抵抗了。由韋校長新聘的教員中，有好的，也有壞的。我們以為譚教務長的位置這趟必定要掉了。但他竟那樣的神通廣大，依然無恙。

　　我們又把辛亥年下學期匆匆地讀滿了。學校當局說，從今後，校曆改用陽曆了。我當下想盡改就算了，何必如此大驚小怪。改用陽曆的結果，第一學期試驗提前在陽曆十二月杪舉下，第二舊曆新年不准放假。前者的變更於我無大關係。後者的變更，卻妨害了我的歸省。那年冬是光復的一年，我更想回家去看一看。於是我便請了假回梅縣去。

　　在家裡剛過新年，就聽見省城發生了戰亂。民軍與民軍間的矛盾日見尖銳化的消息，居然傳到梅縣來了。但我因為假期滿了，只向父親要了十餘元，急急地趕出省城來上課。

　　在教務處銷了假，走向課堂裡來時，看見上課的還是寥寥無幾。我看見又有些失悔不該來得太早了。並且外面的謠言的確不好。有的說陸蘭清和陳炯明要衝突了。有的說王和順要和陳炯明決勝負了。

　　這次，我困在城裡聽了兩日三夜的槍炮聲。最初很害怕，到後來一點也不驚恐了。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戰爭是怎樣的一回事。

　　在辛亥年冬有一位同學來約我到他的父親營部去當一名連長，——前翼中隊長。他本人是當軍醫。——他只是高小畢業，略識初步的化學，便敢掛名軍醫。——我聽見當連長，便戰戰兢兢地不敢答應。在他們的意思，只是想找一個略知教練的人來充當連長。但找了許久都找不著。因為想當連長的不一定懂教練，而懂教練的卻不願意當連長。在那時代，人才是何等的難覓啊。那位同學又說，他們是準備應援姚雨平北伐的。聽見要出發，我更加害怕了。到後來，我薦了一個朋友去代了我的連長的位置。

　　同級的王廩生，豐順人，在同級中他算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確是一個好人，有名士風，在級中落落寡合。他也只和我一個人說得來。以外的同學都不在他的眼中。他對於光復後的警校深感不滿。的確，在形式上雖改新了些，但在實質上仍然是非常腐敗。從前的好教員都辭了職，而換了一批根底粗淺的教授來教課。比較能使我們滿意的，只是陳日平氏的統計學。他的國學雖淺，但他的科學尚可以使我們佩服。至於其他的年輕教授，編起講義來，文章是支離滅裂，講起理論來，又漫無系統，使我們未能相信他們真有徹底的研究。並且在那時代，國學程度稍淺，便會給學生看不起的。特別是王廩生，每談到從前的教授，便有些似白頭宮女回味當年的情景，雖未歔欷流涕，但也為之太息不止。他以為高警自光復後，總不及從前莊嚴神聖了。他所最討厭的是那幾位年歲不滿三十的哥兒教授之橫行闊步。我「懷憶從前」的程度雖不及王廩生之深，但也覺得高警不如舊日之足懷戀了。其實我是有些想乘革命的機會，出社會去投投機。找著了一個相當的職業時，便從高警退學也無足惜。但是最好是能夠一面工作，一面上課。把這個意思告訴了王廩生。在那時，也確是只有他（是）可以和我商量的朋友。

　　「人事變幻無常。你找著了的職業，知道什麼時候會掉？沒有一塊敲門磚，——一個資格，——是不容易在社會上做事的，……一面工作，一面上課麼？何苦呢？恐怕也辦不到吧。你每天要告假了。那你不單保不住首名，恐怕學校也不答應。……」

　　王廩生確是比我老練，他所說的也是經驗之談。其實找職業的事，在那時候，我一點把握也沒有。但自反正以來，級中的同學走了不少了。有的當排長北伐去了，有的當營書記去了。有的在某機關當司書了。有的又在某學校當庶務了。同級的堂兄弟也跟了一個小同鄉當一名營書記北伐去了，氣得他的舉人父親怒駡他做叛賊，他說：

　　「父為清臣，子為叛賊。」這是如何的反動的思想。

　　父子的衝突是在社會轉變期中至尋常的現象。在二十年前已經見著了。德國表現主義作家們所描寫的，由我們看來並不算希奇。但是兒子成功了。他從北伐歸來，有了數千元和數擔白皮箱，父親也便恕宥了他的叛逆的罪過。

　　我想，同學們都在活躍。這一個說進行什麼職位，那一個又說在運動某要人，甚至於有想獵取縣長的。自己何以這樣無能，這樣的不活動？我也試去訪問過幾位新在教育界做小官的朋友，但他們的態度都變了，非常倨傲的，使我不敢把來意說出口了。也有幾個態度圓熟一點的人便以教訓的口吻來勸我，歲數尚小，當努力求學。這話是不錯的。我在辛亥年冬，才滿十八周年呢。嗣後，我便不再作何種野心了，決意在高警畢了業再說。

　　我在那時候，學識欲非常高熾，精神體力也極強健。可惜沒有許多書給我讀。我覺得那些法政講義只是貧弱的食物，不足於厭我的饑腸。我聽了一個友人的勸告，除多讀古文之外，便學習公牘。一部分的餘剩的精神則消耗于稗史小說方面了。我從小就愛讀小說。舊小說差不多都翻完了。在辛亥革命前後，我對文藝的鑒賞力也進步了一點，鑒賞的對象由石印的《紅樓夢》、《品花寶鑒》、《花月痕》等改變為《茶花女史遺事》、《迦茵小傳》，及《東方雜誌》上的《碎琴樓》了。我覺得興業何諏的《碎琴樓》，實可以和日本德富蘆花的《不如歸》並稱，並且同是用新體文言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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