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張資平 > 資平自傳 | 上頁 下頁 |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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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的成績發表了。我的成績列第十名,平均點數尚未滿八十分,這使我心裡有些鬱鬱不樂。又看見考第一名的陳君,是比我小一歲的高小畢業生。我便想那些年紀比我大的廩秀們壓在我的頭上還可恕。給這些小孩子們考在我的前面,卻有點不好意思。讀者諸君試想想,我在當時的頭腦是如何的頑固啊。那時候,我若能作上表的統計,就不難決定高小畢業生才是最新進的英俊,也是在我們級中占最多數的份子。我自己呢,是准高小畢業生,只差沒有得廩、增、附的獎勵而已。 我有一個從堂兄也同我一路進了這個高警學堂,他是從中學官立中途退學出來的。有一天,快要到第二天學期試驗的一天,他對我說: 「那個考第一名的陳君太傲慢了!只會暗誦講義,有什麼了不起?這趟,你努力一下,把他拖了下來吧!」 陳君本是一位很沉靜老成的青年。平心而論,我的氣質實在比他浮躁。對於校課我只鬧才子脾氣,不甚注意,而陳君之天資精力均不錯,且很努力,當然由他獨佔鰲頭。 「欲由第十名一躍而占第一名,不容易吧。」 我無論如何沒有自信,只笑著搖頭。 「一點不難。你的國、英、算三門都比他好。跳上去吧。」 他在我的屁股上拍了一下,這才豈有此理。 我雖不表示我願意去和陳君競爭第一名,但我暗暗地進行我的工作了。在暑期前二星期,我努力去熟讀那些現行刑律、大清會典等。「熟極生巧」,這句話真是不錯。我在這時候才會悟這些法政科學亦是具有科學性的。國家學和憲法有許多相通之點,刑法和現行刑律差不多是大同小異。而行政法和大清會典是可以互相比較參照的。不過前者是日本的行政法,而後者是清朝的行政法而已。一經觸悟,自己便產生出批判力來了。我打倒了陳君,奪得了錦標,不是在熟讀講義,而是在我的幼稚的,——其實是大膽的批判力,並且在答案之後,還附加些老古詞藻上去,作餘波的唱歎。教授們便給我的文章籠絡住了。 一直到我出國為止,我都占住了我的級首席,而陳君也紮住了他的副首席。級中再無人能奪他的第二名的榮冠了。 從那時起,我便目空一世,看不起同級的同學了。後來細心地觀察他們的行動和氣質,才知道他們盡是好人,——無邪的青年,只是染有一點少爺公子的習氣,不能刻苦用功而已。但是,不問他們是滿人,或候補老爺的少爺,盡是可愛的青年。 我不相信只有這些功課便達到了法政科學的大成,而在這級裡考第一名便盡了天下的能事。我想,最少,我習這些功課要趕上那些教授們。最初,我決意學習法律,特別是刑法,準備當刑名師爺或律師。我對民法,亦感著興趣。 「畢業後出社會上做兩三年事,弄些錢後,就到日本去,把招牌加漆一下,漆得光亮亮地回來,這學堂和法政學堂的教授也有我的份兒了吧。」 我對於教授們的生活也相當地羡慕。毫不費力地每星期上十餘點鐘的課,每月便可以拿二百元以上的月薪。我想天下那有這樣好的職業呢? 在辛亥年的上半年,發生了兩件值得我們注目的革命事件。第一是溫生才之暗殺孚琦;第二是三月廿九日黨人之進攻督署。 封建社會正是在這時候開始崩潰。一般對於科名大都失了信仰。在省會的重要官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由捐納出身的人們充任。他們對於那一班候補的名流,——進士出身的榜下知縣,——還得敷衍敷衍。故當局叫他們來辦學,或當校長,或任教授。這些科舉出身的師長,當然常以名器鼓勵學生,而學生的大部分亦是為日後得獎副榜或舉人而來的。當然也有一部分的教授和學生是受了民族革命洗禮的同盟會會員。但在袁樹勳時代他們的行動是十分秘密的。 高警學堂裡面的人物現象卻和其他的學堂相反。監督(校長)是一位日本留學生,由捐納出身的候補知縣。最多他的科名只是一個秀才吧。所以重科名的學生,不能以戴這個校長為滿意。但他是袁樹勳的私人,卻以日本留學生的資格做了高警的校長。教授之中,也很少舉人以上的人物,盡都是留日的速成學生。在學生方面或許有一二個和同盟會發生了關係的人,但大多數只是想畢了業後出去當警官。還有許多功名熱的學生,因畢業後沒有功名的獎勵,竟主張派代表進京,要求民政部,准我們高警學生要和法政的專門部(三年畢業的特別科)受同樣的待遇,獎以副榜出身。 有人說,在各校的滿人學生便是統治階級的偵探,看見有革命嫌疑的,便向當局告密。我們聽見,有些害怕起來,在教室裡,對於說話也謹慎起來了。可惜行刺孚琦代理將軍的溫生才,是嘉應州人。一般便說,嘉應州產出最多的革命黨。我們級裡有一個姓門名安藻的同學是旗下人,並不是偵探。不過他有偏見,似乎有些恨嘉應州人。有一天,他在黑板上大書特書地寫了一行字: 「嘉應子的心又硬又黑!」 廣州人叫梅子做嘉應子。他所謂心,是指核的意思。我看見了,只是笑了一笑。但是姓門的這種態度,——侮辱嘉應州人的態度,卻激怒隔鄰教室的兩個嘉應州籍的學生。他們走過來,一面責備我沒有血性,一面捉著姓門的手,要他同到學監處去理論,並拉我一同去作證人。 「我是說好吃的嘉應子呢。」 姓門的看見嘉應州的學生聲勢洶洶的,也有點害怕了,只是這樣無邪地抵賴。我們疑他是偵探完全是冤枉了好人。雖然說是由於清廷的昏憒,沒有注意到用偵犬的政策,但對於沒有革命行動的黨人,似乎是取寬大的政策。因為那些當局仍然是相信「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教訓。不幸的是內部完全腐化了,縱令取如何的寬大政策,也無法挽救大局了。 在增祺代理總督的期內,不特別制設什麼緊急條令去壓抑黨人,所以在省垣也平靜無事。自庚戌年冬張鳴岐來署理兩廣總督後,對於鎮壓革命的方法特別嚴厲,搜查黨人的事實也時有所聞了。壓力愈大,革命的風潮亦愈高。剿除得愈猛烈,黨人的數也愈增加,溫生才之行刺孚琦,三月廿九黃花崗之役,及陳敬嶽等之炸李准,都是在張鳴岐任內發生的事。張鳴岐來廣州後之作威作福,完全是欲犧牲多數有覺悟的青年,以向清廷獻媚,要功,同時表他鎮壓革命的手腕之高明。 孚琦之死,及三月廿九日之役以後的張鳴岐,按例是應該革職查辦的了。但是,清廷卻加實了他的職守,改「署理」為「實任」了。由此可以知道清廷在那時之無力了。 三月廿九日的革命失敗後,大多數的學生以為從茲又可以長享太平,繼續他們的學業。當然我也是其中的渾渾噩噩的一個。 但是到了下學期,革命的風聲更加急迫了。在鳳山被炸以前,便聽見在白鵝潭泊著有許多外國的兵船,列強不日就要瓜分中國了。為什麼要瓜分中國?因為清廷政治太腐敗了。要怎樣才可以挽救危亡?當然是要從速革命,要求那些貴族把政權歸還給我們平民!於是像我一類的渾渾噩噩的學生也漸次知道革命的需要了。不過怕危險,不敢去參加實際的工作,而只是希望革命成功而已。到革命成功之後,可以來幫忙一份的工作。大多數的人皆如此,獨能怪我麼?到後來,我的希望終於達成了。即以胡漢民為都督,以鐘榮光為教育司的革命政府,送了我們一批新人才到日本去留學。 革命黨人之炸鳳山,那是在九月裡的一天。早晨,我們正在上英文課(由八點至九點之第一課)。炸彈爆發時,我們的教室亦震動得很厲害,像地震一樣。隨後又聽見幾十響的槍聲。我們都驚駭起來,特別是教職員們,個個都幾乎嚇得至面無人色。我們便停了課,全校都浮動起來。還是我們的英文教員(福州閩候人)膽大些,極力勸告我們要鎮靜。不一刻,號房來報告,炸彈是炸新任的將軍鳳山的,地點在大南門外太平沙。現在全城的商店都關了門,恐怕官兵和革命党衝突起來,發生巷戰。請諸位先生暫時莫出去,等過一下再看外面的情形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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