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平自傳(2)_張資平

二

　　燕卿先生雖然是一個和厚的人，但有時也未免感情用事，先入為主，處罰學生，常多偏頗失當的地方。不服輸他的學生，因為他瞎了左眼，便背後罵他：「單邊哥，沒凳坐！」當然，我對他也是無好感的。因為他日常對我的批評是：「行動越軌，性質頑皮，頭腦遲鈍，面貌不揚！」有時還叫我擔板凳到他面前去給他打屁股。在那時，我雖然只是九歲，但亦知道是受了一種侮辱。

　　到了十二月的中旬，我們從「公孚當」把桌椅搬回家裡來了。我以為從此可以從張燕卿先生的威壓之下解放出來了，從此可以和他脫離師生的關係了。有一天下午，北風吹得很緊，祖母把十文小錢給我，要我到「公孚當」旁邊的的一家小豆腐店裡去買四塊豆腐乾。我買了四塊豆腐乾後，遠遠地望見燕卿先生帶著紅風帽朝這邊走來。我想罵罵他消消一年來打我的屁股的氣憤。於是我向著他高叫起來：

　　「張燕卿，單邊哥，沒凳坐！」

　　叫完了兩次，便拔腳飛跑，逃回自己家裡來。但到了第二年春，才真悔恨自己之有這樣的輕舉妄動。因為過了新年，父親又對我們說：

　　「還是回『公孚當』，去再混一年吧。」

　　照族譜上的系統，燕卿先生要叫我們做叔父。這位老侄兒，到了開學後的第三天，擎著一根竹板，走到我的書桌前來，在我頭上敲了三下，算報復了我罵他「單邊哥」的仇。

　　「我雖是你的侄輩，但是老師還是老師。將來你入學中舉時，我還得坐首席呢！」

　　他的態度這時是很誠摯的。他的這樣輕的責罰，也叫我喜出望外。首先我以為一定要挨幾十板的屁股呢。

　　在「公孚當」兩年，只是念死書，完全等於失學。到了壬寅年的十一月杪，因為有一個同學打了我，父親便叫我把書桌搬回家裡來了。父親的意思是，我在「公孚當」差不多隔天就要和同學吵鬧或打架，不如早日放學回來，可省是非。但燕卿先生則以為是父親怪他沒有處罰那一個同學，因此生氣而叫我搬學的。他幾次托人來向父親說，他可以處罰那個同學，而明年他也決意不在「公孚當」坐蒙塾了，希望父親送我回「公孚當」去，等到臘月中旬再搬回去不遲。

　　張燕卿先生到底是一個善人。在中國的善人盡都是境遇坎坷的。燕卿先生和我的父親都是在那個時代沒落中的intelligentsia。【英文，知識分子】

　　癸卯年，父親在家中教我讀《左傳》。在這時候，改科舉為學校的聲浪非常之高。本年的科考因有位堂叔和堂兄入了學。父親說，只有明年一年有科考，過後便取消科舉了。他要我們開筆寫文章，——「義」和「論，」——和練習小楷。父親是在做夢。我想，明年我縱令會寫文章，並且也只十二歲，怎麼會進場考試呢？

　　但是父親真個叫我們開始學寫文章了。第一次出的題目是「父母唯其疾之憂義」。同時也叫我們每天早上起來寫字，大楷和小楷同時並進。父親也不限時刻，不分晝夜，一有空暇，便為我們講釋《左傳》和《四書》，而講前者的次數多於後者。第一次講給我們聽的是，鄭莊公的故事。未審是何道理，我當時對於《左傳》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我因為讀《左傳》，曾創作了許多有系統的圖表以資記憶，大得了父親的讚賞。

　　甲辰年，父親也決意出來教蒙館了。他在鄰村的廖屋崗，開設了蒙熟。照例也在學塾的外牆上，貼上了一張長方形的紅條子「張××館」。我望著這個條子，心裡有說不出來的愉快。但看父親的神色，似乎是無可奈何般的。於是我又悶悶不樂了。其次，我還因為「張××館」四個字和父親爭論了一次。因我看見其他的蒙塾多用「書館」兩字，何以父親只用一個「館」字，那不是和城市裡的什麼和珍館、清華館等席店（酒樓）沒有區別了麼？

　　「你懂什麼！」

　　父親苦笑著對我說。隨後他解釋給我聽。在外面，如汕頭、香港、上海等大埠的校書住家，都是寫「××書館」或「××書寓」。所以書館這兩個字要不得。父親又說，最好是不貼那樣的條子。但因為招報學童，又不能不貼這樣的招牌。

　　在這村裡，因為有三家蒙塾，所以進父親的學館來的，只有二十多個學生。學生的束修是由他們的家長隨意捐題。過了正月半後開館。到了二月杪或三月初，有所謂議關。即是請學生們的父兄到來吃一餐晚飯，請東家們中的一人執筆寫關。即是由他們聯合起來關聘這位塾師的意思。當塾師的當然不便啟口要求東家們多捐束修，所以需要一位執筆的人為之代言。可憐父親第一年在廖屋崗所得的束修金只有五十四元半。有幾個由貧農家中來的破學的兒童名為捐題一元的束修，其實到了年終，只收到五角。故父親常笑著歎氣說：

　　「替人家看一年的牛羊也不止這一點點的工銀啊！」

　　但是打聽了一下其他的兩家蒙塾的束修全額，只有值四十元左右。然則父親的蒙塾，在這小村中，還算是占最優的地位。

　　第二年父親的學生增加至二十五六人了，束修全額也增加至六十餘元，近七十元了。

　　在祖父當家的時候，父親只是一位少爺，並且是進了學的少爺，又因沒有職業，每天只是和那些有功名熱的老童或秀才們交遊。結果學會了抹牌的習慣。但不是麻雀，只是一種我們故鄉所特有的紙牌（葉子）。他輸了錢，便把衣服拿到當店裡去。最值錢的是圓領（前清秀才穿的制服）。父親是常靠這件制服來做金融的周轉。但到後來他覺悟了，故有赴南洋謀生的決心。自祖父死後負了一家的責任了，父親不會再到賭場中去了。而蒙塾的束修又增加了十餘元。因此我們的生活便也改善了些了。

　　但是父親還是喜歡買彩票。他以為單買一二張票（每張一角五分），按公算計，極少中彩的可能。父親對於數學頗有研究，他考究了一種買彩票的科學方法，——即是用與代數裡面Combination相似的方法——以之遊說族人，集資買三四百張的彩票，這比較有中彩的可能，即不能中頭二彩，亦有三四彩可以彌縫。第一次果然發生了效力，即投資二十餘元而得獎達五十餘元之多，——足與父親坐一年蒙塾所得報酬相匹敵。——於是不單震動了全留餘堂，也誘惑了全農村。第二次加股的人便突增了。

　　父親的這種平民化的經濟方法，特別是買彩票性質與賭博相類似，不免引起了他的叔父和堂兄們，所謂紳耆的側目。但現在回想起來，父親的這種調劑金融的方法，似乎比士劣的包攬訴訟要光明磊落些。

　　那年學台又來了。但父親審查了一下我們一年來的成績，確無投考的資格。他便放棄了要我做一名秀才的野心了。

　　父親漸次和城市社會發生了關係，金錢的周轉比從前靈活了許多。有許多家商店可以記帳賒貨品給我的父親了。

　　那年冬我們總算穿上了新制的粗藍布的大褂兒了。

　　但是父親的樣子似乎是一天疲勞一天。他那時候，只有三十二三歲而蒼老得似五十許人。

　　在廖屋崗的兩年間，《左傳》繼續著念至「定公」了。父親一方面教我們念《左傳》，為我們改削文章，一方面又要教我們習算術。因為他看見了由北京城禮部頒發下來的小學課程中，是有讀經、講經、歷史、地理、算術等科目。為子弟的日後出身計，非趕緊灌注一些這類科學的知識進去，將來恐怕要落人之後。故父親又找出一部《瀛環志略》來講給我們聽。至於歷史，他不惜重資買了兩大部《御批通鑒輯覽》來叫我們趕快念下去。父親對於我們的希望這樣急，而他的苦心則決不是當子弟的人所能領會的啊。

　　乙巳年，即父親在廖屋崗的第二年，在我們城裡，陸續地開辦幾家小學堂。聽說明年即要開辦全州的最高學府——官立中學堂了。

　　父親受了新學潮流的推動，知道對於子侄的教育，再不能像科舉時代由他一手包辦下去了。然則等到明年春李嘉應五屬官立中學麼？第一恐怕考不進去。縱令考上了，而每年每人二十元大洋的學費，對於父親實在一種極大的威嚇。因為若我和一位堂兄一同考進了中學，每年單學費一項，就要大洋四十元，還要制服、膳、宿，在當時真是駭人聽聞。父親坐蒙塾一年間的收入究幾何啊？

　　因為我們求學的問題，父親恐怕有幾星期沒有好好的睡覺吧。

　　「一、七、三、九、五」是蒙塾出課題的日子，即是說，在每月中，逢初一、初七、十三、十九、廿五便不念書，由塾師出課題或對子給學生們去做。父親雖然仍按「一、七、三、九、五」的日子出課題，但我們所作的義和論，多壓積著沒有加以改削了。因為父親實在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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