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面目|鄭振鐸

「文人」的面目

　　「文人」本來不是一個不祥的名辭，他們是人類社會裡的一小部分的人，以其寫作的技巧，被認識為專門的「作者」或詩人或小說家的，正和一部分人之以其特殊的才能與知識或技術，被認識為工程司，化學家，政治家，乃至汽車製造者等等的情形，沒有兩樣。

　　在古遠的社會裡，歌人很早的便是一個專門的職業。跛了足不能奔跑，在狩獵和作戰都不方便，便成了鐵匠；同樣的，盲了雙目的人，也只能成為歌人，歌詠英雄和神的傳說，以娛樂，以激勵同群。在希臘神話裡，天上的鐵匠海泛斯托士是一位瘸子。這並不是偶然的事實。而最大的史詩作家荷馬之為一個「盲詩人」，也決不是沒有原因。「盲詩人」大概是記憶力特別的好，想像力和瞭解力也似乎特別豐富和敏銳。人類最早的最偉大的文學的豐碑的樹立者，便只好讓給了一位偉大的「盲詩人」。——直到現在，在我們這個有趣的古老的國度裡，還有無數的盲歌人以歌唱彈詞等長篇故事詩曲為專門職業的呢！他們沉醉了無數的村姑農子的心，他們惹動了無數「婦孺」老幼的閒愁清淚。那不被人所注意的一群可敬的盲詩人，難道其中沒有一個才能傑出的大作家在著麼？卻如何的被忽視，被輕蔑！他們是自食其力的，是高尚的人，然而「拖裾侯門」的宮庭詩人們或准宮庭詩人們卻永遠的在排斥著他們！

　　社會漸漸的進化了，歌人和詩人便不一定是盲者專業。當初，歌人是屬整個社會的，是屬公共的。封建制度的出現，使歌人們變成了王侯家的豢養著的人物。一條線繼續著下來的，便是所謂「宮庭詩人」之類的文士們。

　　再後，隨了自由主義的發展，工商業的突飛的進步，中產階級的把握著政權，文人們便再度的為公共之所有。他們以定期刊物，或以單刊的小說，戲曲一類的寫作，博得了群眾的同情。他們的作品，無殊於可買賣的一切商品。他們享有著作「權」，而這著作「權」，也和他們的其他財產一樣，可以公然出讓的。

　　再後，便是社會主義的時代，文士們該為最大多數的人類而歌唱的了；他們是屬整個社會的；……而這時代還正在發展著。

　　所以，所謂文人也者，原是人們自己就性之所近所選擇的職業之一種，並不是一個「不祥」的名辭；更不足以借此自傲，自誇。文人們的筆，也便是他的斫柴的斧，種地的耙，……並不特別的可尊貴。

　　然而，在這個古老的國度裡，卻竟有自命為特殊階級的文人們。「士為四民之首」，他們是永遠的站在統治者的一邊的。而「文人」便也竟成了一個「不祥」的名辭！

　　正和我們走在街上，或埠頭同時可見到原始式的以肩荷物的運輸人和飛駛著的載重汽車；咿咿啞啞的推著的送女工上廠的獨輪車和疾馳而去，一塵不揚的一九三四年式的福特卡；獨木舟式的小艇和巍然屹立于水上象一座大城似的兩三萬噸的郵船，等等情形一樣，我們也可在同時見到古老的盲歌人們，新興的文士們，其中還走著算不清的極多的「封建餘孽」，「四民之首」的士大夫們。

　　所謂「士大夫」並不就是「文人」，然而很早的他們便已分別不清。很早的，我們的專制帝王們便發明了「以文取士」的制度，使才智之士皆敝其精神於無力之地。於是唐以詩、賦，宋以詩、賦、經義，明清以八股文、試帖詩，作為登庸士子之途徑。個個「士大夫」大概都是和文字有緣的。自然便也靠在「文學」的邊上走著了——何況詩，賦之流，其本身也便在文章流別之列。

　　於是，文人們必定會搖身一變而成為統治階級，——當然，也有終身變不成的，那便該唉聲歎氣的在訴窮訴苦了，於是「文學」便成了一種登庸的「階梯」而不是一種專門的技藝了，便成了一種敲門磚而不是一種自食其力的職業了。許許多多的文人們便這樣的跳不出「宮庭詩人」的圈子。「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宰相須用讀書人」一類的話，都是這種畸形現象的露骨的表白。「文人」之為世所詬病而視為一個「不祥」的名辭，豈無故哉！今日的文人們還不是有許多正在以「文學」為登庸的階梯麼？還不是以博得統治者的賞識為榮麼？還不是樂為「幫閒」之流的東方朔司馬相如而不自愧麼？……等而下之，乃竟有彼豢養于地頭蛇的土豪之大宅深院裡的。——其實這也並不特別的可恥！

　　「文人」的面目，假如，竟是這樣，那末，所謂「文人」的一個名辭誠然是「不祥」之稱了。

　　就文學的歷史看來，偉大的文人們是永遠不會因被豢養而遂歌頌「主上聖明」的：他們往往是帶著很濃厚的反抗的情緒的。就在十八十九世紀的商業社會裡也是如此。在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裡又何嘗不是如此。偉大的文人們，永遠的不會甘心的被人豢養的，他們永遠的憬憧著一個理想的社會，一個永是春天的世界。他們決不會以現狀為滿足的。他們決不會苟安於黑暗的地獄裡，他們大聲的呼喊，他們憎恨，悲憤，反抗。他們永遠是一個先驅者；他們常是「正義」的化身。

　　《伊裡亞特》裡是那樣的不替統治者亞加米農留面子；柏拉圖是那樣的憬憧著一個理想國；西塞羅是那樣的主持著正義和公道；白居易《新樂府》是那樣的在作著不平的呼號；屠格涅夫身為大地主，卻為可憐的農奴那樣的懇摯請命；史多活夫人是一個白種的婦人，他的《黑奴籲天錄》卻是如何的為尼格羅人說話。

　　凡是偉大的文人，殆無不是帶些幾分反抗性質的；凡是偉大的作品，也大多數是暴露黑暗，不安現狀，憬憧光明的。至於如何的「喜笑怒駡，皆成文章」，那是要靠作者們的技巧之所近的了。

　　偉大的文人往往要受迫害。盧騷的窮困，屠格涅夫之不見容於帝俄，勃蘭特斯之被守舊者所攻擊是其例，但又何損於他們呢？「整個社會」會漸漸的明白他們，擁護他們的。

　　而那些屈伏，諂諛，寫著《劇秦美新》的「文人」們呢，他們是那樣的細弱可憐！懨懨無生氣！

　　求偉大的文士於「諂諛」之群，那是根本就錯了的。

　　二三，八，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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