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的治學精神|鄭振鐸

魯迅先生的治學精神

　　——為魯迅先生周年紀念作

　　魯迅先生不僅是一位最熱情的戰士，也是一位最冷靜的學者。他本來是學醫的；他的受過近代科學洗煉的精神在他的著述裡隨處表現出來。

　　他是一位現代最偉大的小說家，他的散文，他的詩，都是卓越的。但一般人往往忘記了他是一位學者，一位極有成就的留下不少已成未成的著作的學者。他的舊學問的根底很深，他所涉獵的部門很廣。他曾受業于章太炎先生；當然受有相當的影響。

　　一般人都知道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但他的研究範圍很廣，固不限於小說史。他是近代收藏漢魏六朝以來碑刻最豐富者之一，直到最近一二年，他還托北平的友人們在搜購。他對於文藝批評的介紹曾盡了好幾年的時力。他編印《蕗谷虹兒畫選》，《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集》，以及《北平箋譜》，《木刻紀程》等等。他纂輯過《古小說鉤沉》（三十六卷）及謝承《後漢書》（五卷），校訂過《嵇康集》及劉恂的《嶺表錄異》。在最後幾年內，他有意於寫作中國文學史，材料已搜集了不少，很可惜「死亡」奪去了他的筆，使我們不能見到這一部大著作的出現。

　　他的治學精神，和他的最勇敢的戰士的精神一樣，黑白分別得很清楚。他嫉惡如仇，但卻以最公正的態度出之。他有最公平的判斷，但決不作依違兩可之論。他以最深刻的研究，最尖銳的觀察，來作這種判斷的基礎。他在學問上也是決不妥協的！

　　他的最後所寫的雜文裡，有一篇《死》，其中有幾句話最足以表現他的精神：

　　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在學問上，他也是不寬恕的。他掘發，他研討，他觀察，都是以冷靜的尖銳的頭腦出之的。他如果要研究什麼，他便把握住了它，絲毫不肯放鬆。我們看，自從介紹了新藝術的理論到中國來以後，從根本上介紹得最多最好的還只有他一個人。他有許多出版的書籍，自校對至封面的裝璜，全都是出於他自己的一手。他校對時，一個個字的細校，決不苟且，決不馬胡放過，決不肯半點放鬆。校書如對仇敵，決不肯寬恕一點。這便是他的治學精神。

　　我們可以舉一兩個例。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為近十餘年來治小說史者的南針。雖然只是三百四十多頁，篇幅並不算多，但實是千錘百煉之作。自第三篇《〈漢書·藝文志〉所載小說》，到第七篇《〈世說新語〉與其前後》，都是從一部細針密縫的三十六卷《古小說鉤沈》的搜輯的結果裡勾稽出來的。第八篇《唐之傳奇文》到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傳奇文》，乃是研究了五百卷的《太平廣記》和《青瑣高議》，《顧氏文房小說》等等古籍而後寫下的，其態度最為謹慎小心，一舉而廓清了明清以來《唐人百家小說》，《唐代叢書》以及《龍威秘書》等的謬誤與淺陋。近來對於唐宋傳奇文的認識比較清楚，全是魯迅先生之力（他別有一部《唐宋傳奇集》，用力也極劬）。自第十二篇《宋之話本》以下到最後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譴責小說》，其材料也全是新鮮的，不知費了多少的搜訪之力。他的《小說舊聞鈔》一書可以證明：其對於材料的真偽，取捨的不苟，和蔣瑞藻諸人的《小說考證》等書大為不同。

　　其判斷之最為精銳而不可移動者，如以吳承恩《西遊記》為有所本；後來發見了《永樂大典》裡的《西遊記》一則，果然證明了他的理論。如對於馮夢龍所輯的《三言》的論斷，今日發見的材料雖比他所見到的多，卻一點也沒有搖動了他的定論。因為不輕於下定論，所以定論一下來便不大能變動。

　　當許多人在提倡明末小品文的時候，他確實有的看不過。他們都以袁中郎、王季重諸人之小品為最高之作，讚歎之不已，而又紛紛的仿效之。但魯迅先生雖起而呵斥這個倒流的傾向；他卻並沒有一筆抹煞了中郎、季重的文壇上的地位。他以最公平的眼光看出：袁、王諸人，一方面是寫些小品文，同時一方面也大有「方巾氣」的大文章在著。

　　他的《選本》一文（見《集外集》）裡，曾有幾句話，說道：「即以《文選》為例罷，沒有嵇康《家誡》，使讀者只覺得他是一個憤世嫉俗，好象無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潛《閒情賦》，掩去了他也是一個既取民間《子夜歌》意而又拒以聖道的迂士。」

　　他在任何方面都是能見其大，能見其全的。

　　他是最精密的考據家、校訂家。他的校訂的工夫是不下於顧千里，黃蕘圃他們的；而較他們更進步的是，他不是考據，校訂為止境。

　　他是在根本上做工夫的。他打定了基礎，搜齊了材料，然後經過了尖銳的考察，精密的分析，而以公平的態度下判斷。

　　不麻胡，不苟且，從根本上做工夫，這便是他治學的精神。

　　學問家的成功從沒有僥倖的事；而魯迅先生的成功，便是他刻苦努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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