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鄭振鐸

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

　　我主張在新文學運動的熱潮裡，應有整理國故的一種舉動。

　　我所持的理由有二：第一，我覺得新文學的運動，不僅要在創作與翻譯方面努力，而對於一般社會的文藝觀念，尤須徹底的把他們改革過。因為舊的文藝觀念不打翻，則他們對於新的文學，必定要持反對的態度，或是竟把新文學誤解了。譬如他們先存一個凡是詩必是五七言的，或必是協韻的傳統觀念在心中，則對於現在的新詩，必定要反對要攻擊了。或是他們先存一個凡新出之物，古代都已有之的意見，把我們作的及譯進來的東西都誤解了；把《魔俠傳》（即Don Quixote）當做《笑林廣記》看了，把莫柏桑之性欲描寫的作品，當做《金瓶梅》等類的書看了，或是以為白話詩古已有之，把漢高祖、賈寶玉的說話也都當做白話詩看了。這是何等不幸的事！但我們要打翻這種舊的文藝觀念，一方面固然要把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詩，以及其它等等的文學原理介紹進來，一方面卻更要指出舊的文學的真面目與弊病之所在，把他們所崇信的傳統的信條，都一個個的打翻了。譬如他們相信《毛詩序》的美刺之義，把蘇東坡的「缺月掛疏桐」一詞，也句句都解成「刺明微也」，「幽人不得志也」；又相信「文以載道」的主張，以為文章不能離經義以獨存，把所謂周漢經師的傳授表也都列入文學史裡。我們拿了抽象的幾個文學定義和他們說，是決說不通的；必須根本的把《毛詩序》打倒，或把漢儒傳經的性質辯白出來，使他們失了根據地，他們的主張才會搖動，他們的舊觀念才會破除。正如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舊教中人藉托《聖經》以愚蒙世人，路德便抉《聖經》的真義，以攻擊他們。路德之成功，即在於此。我們現在的整理國故，也是這種意思。「擒賊先擒王」，我們把他們的中心論點打破了，他們的舊觀念自然會冰消瓦解了。這是我的理由之一。第二，我以為我們所謂新文學運動，並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國的故有的文藝作品。這種運動的真意義，一方面在建設我們的新文學觀，創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卻要重新估定或發現中國文學的價值，把金石從瓦礫堆中搜找出來，把傳統的灰塵，從光潤的鏡子上拂拭下去，譬如元明的雜劇傳奇，與宋的詞集，許多編書目的人都以他們為小道，為不足錄的；而實則它們的真價值，卻遠在《四庫書目》上所著錄的元明人詩文集以上。又如《水滸傳》，《西遊記》，《鏡花緣》，《紅樓夢》諸書，也是被所謂正統派的文人所不齒的，而它們的真價值，也遠在無聊的經解及子部雜家小說家及史部各書以上。又如向來無人知道方玉潤，他的《詩經原始》，見解極為超卓，其價值也遠在朱熹、魏源、毛奇齡之上。而知者卻極少。這都是我們所不能不把他們從瓦礫堆中找出來的。還有如言詩者必宗宋，言文者必宗桐城與唐宋八家。而中國詩文的真假，乃為宋與桐城的灰塵掩蔽得看不見了；又有以《紅樓夢》為影射某人某人的，以《西遊記》為修養煉丹之書等類的主張，而《紅樓夢》《西遊記》的本來面目，遂也被他們幕上一層黑布了。這又是我們所不能不把它們的光耀從灰塵底下恢復出來的。而這種工作，都需要一種新的研究。我們現在的整理國故的呼聲，所要做的，便是這種事。這是我的理由之二。

　　我這二個理由，似乎已把國故在現在有重新研究的必要與國故之整理與新文學建設的關係說得很明白了，底下且略談我們的國故的新研究之必要的條件。

　　近來我在日報和雜誌上看到許多談論國故的文字，但能得到滿意的，不過二三篇而已。他們的通病有三：一，沒有新的見解；二，太空疏而無切實的研究態度；三，喜引歐美的言論以相附會。

　　我以為我們的國故新研究，非矯正這種通病，決不能有成功的希望。所以——

　　我們須有切實的研究，無謂的空疏的言論，可以不說。我們須以誠摯求真的態度，去發見沒有人開發過的文學的舊園地。我們應以採用已公認的文學原理與關於文學批評的有力言論，來研究中國文學的源流與發展；但影響附會的論調，如所謂史格德的文筆似太史公或以陶淵明為中國的托爾斯泰之類，我們必須絕對避免。

　　總之，我的整理國故的新精神便是：「無徵不信」，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前人未開發的文學園地。

　　我們懷疑，我們超出一切傳統的觀念——漢宋儒乃至孔子及其同時人——但我們的言論，必須立在極穩固的根據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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