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鄭振鐸

《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

　　§ 一

　　編就了這部「偉大的十年間」的《文學論爭集》之後，不自禁的百感交集：劉半農先生序他的《初期白話詩稿》云：

　　「這十五年中，國內文藝界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動和相當的進步，就把我們當初努力於文藝革新的人，一擠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這是我們應當于慚愧之餘感覺到十二分的喜悅與安慰的。」

　　這是半農先生極坦白的自覺的告白。但一般被「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的人物，在那幾年，當他們努力於文藝革新的時候，他們卻顯出那樣的活躍與勇敢，使我們於今日讀了，還「感覺到十二分的喜悅與安慰」的！這不僅僅是因為憬憧於他們的時代，迷戀於歷史上的偉大的事業的成就，當然，那些「五四」人物的活動，確可使我們心折的。在那樣的黑暗的環境裡，由寂寞的呼號，到猛烈的迫害的到來，幾乎無時無刻不在興奮與苦鬥之中生活著。他們的言論和主張，是一步步的隨了反對者們的突起而更為進步，更為堅定；他們紮硬寨，打死戰，一點也不肯表示退讓。他們是不妥協的！

　　這樣的先驅者們的勇敢與堅定，正象徵了一個時代的「前夜」的光景。

　　當陳獨秀主持的《青年雜誌》于一九一五年左右，在上海出版時，——那時我已是一個讀者——只是無殊於一般雜誌用文言寫作的提倡「德智體」三育的青年讀物。

　　後來改成了《新青年》，也還是文言文為主體的，雖然在思想和主張上有了一個激烈的變異。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在一九一七年發表。這誠是一個「發難」的信號。可是也只是一種「改良主義」的主張而已。他所謂文學改良，只「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他所主張的只是淺近平易的文字，只是「不避俗字俗語」的文字。但他「以施耐菴，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正宗」，且以為「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不過他還持著商榷的態度，還不敢斷然的主張著非寫作白話文不可。

　　陳獨秀繼之而作《文學革命論》，主張便鮮明確定得多了。他以「明之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方劉姚」為「十八妖魔輩」，而斷然的加以排斥。「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均在排斥之列」。他高張著「文學革命軍」大旗，「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他答胡適的信道：「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

　　他是這樣的具著烈火般的熊熊的熱誠，在做著打先鋒的事業。他是不動搖，不退縮，也不容別人的動搖與退縮的！

　　革命事業乃在這樣的徹頭徹尾的不妥協的態度裡告了成功。

　　他們的影響漸漸的大了。陳獨秀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為文科學長。胡適剛由美國回來，也在北大教書。同事的教授們還有錢玄同，沈尹默，劉複，李大釗，周作人，魯迅等和他們互相呼應，互相討論。北大的學生傅斯年等也起而和之。

　　他們的主張因了互相討論的結果，更是確定鮮明了，且也進步了不少。錢玄同說：「語錄以白話說理，詞曲以白話為美文，此為文章之進化。實今後言文一致之起點。此等白話文章，其價值遠在所謂『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詩』之上。此蒙所深信而不疑者也。」（《與陳獨秀書》）劉半農的《我之文學改良觀》，也是一篇有力的文章。錢玄同不大贊成舊小說，尤惡舊劇，劉半農也以為「餘贊成小說為文學之大主腦，而不認今日流行之紅男綠女之小說為文學。」這都是一種具有很大的進步的言論。他們已經不單注重到形式的，且也注重到內容的問題了。

　　一九一八年出版的第四卷第一號的《新青年》，便實行他們自己的主張，完全用白話做文章。在這一卷裡，胡適有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兒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這一篇可算是他們討論了兩年的一篇總結論，也可以說是一篇文學革命的最堂皇的宣言。

　　§ 二

　　當他們在初期的二三年間討論著文學革命的問題的時候，同情者們固然是一天天的增多了，反對的人卻也不少。不過都不是很有力量的。當時有一班類乎附和的人們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不少的言論，卻往往是趨於凡庸的折衷論。曾毅說道：「昔之人欲售其主張，恒借其選本以樹之鵠，非如現在坊間選本之無甚深義也。僕以為足下既張革命之軍，突使一般青年觀之，茫然莫得其標準之所在。則莫妙於取古今忙人之詩文，與吾宗旨稍近者，詩如李陵、陶潛及《古詩十九首》之類，文如黃太沖《原君》、王守仁《祭瘞旅文》之類，選為課本，使人知有宗向。由是以趨於改進，似更易為功也。不知高明以為何如。」

　　餘元濬說道：

　　「由是觀之。鄙意對於胡先生之說。既不敢取絕對的服從。則有折衷之論在乎。曰有。即分授之說是也。對於小學生。則授以普通之應用文字。文理與白話二者可精酌而並取。中等以上之學者。則取純一文理。而示以深邃精奧之所在。如此則庶幾無人不識應用之文字。而所謂邃奧文理者。亦自有一般專門之學者探討。而使古來本有之經理藝術不因是而火其傳也。胡先生其首肯乎。」

　　方宗嶽的見解，尤為可笑：

　　「吾人既認白話文學為將來中國文學之正宗。則言改良之術。不可不依此趨向而行。然使今日即以白話為各種文字。以予觀之。恐矯枉過正。反貽人之唾棄。急進反緩。不如姑緩其行。歷代文字。雖以互相摹仿為能。然比較觀之。其由簡入繁。由深入淺。由隱入顯之跡。亦頗可尋。秦漢文學。異于三代文學。魏晉文學。異于秦漢文學。隋唐文學。異于魏晉文學。宋以後文學。異于隋唐文學。苟無時時復古之聲。則順日進之勢。言文相距日近。國民文學必發達而無疑。故吾人今日一面急宜改良道德學術。一面順此日進之勢。作極通俗易解之文字。不必全用俗字俗語。而將來合於國語可操預券。（白話小說詩曲自是急務）」

　　他們都是「改良派」，「恐矯枉過正，反貽人之唾棄。急進反緩。不如姑緩其行」的人物。這些折衷派的言論，實最足以阻礙文學革命運動的發展。

　　好在陳獨秀們是始終抱著不退讓，不妥協的態度的，對於自己的主張是絕對的信守著，「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遂不至上了折衷派的大當。

　　一九一八年的十二月，陳獨秀們又辦了一個白話文的週刊，名為《每週評論》。緊接著，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也辦了一個白話的月刊，名為《新潮》。他們都和《新青年》相應和著。

　　他們的勢力是一天天的更大，更充實；他們的影響是一天天的更深入於內地，他們的主張是一天天的更為無數的青年們所信從，所執持著了。

　　白話文的勢力更擴充到日報裡去。不久的時候，北京的《國民公報》，藍公武主持著的一個研究系的機關報，也起而響應之。以後，同系的一個日報，即在上海的《時事新報》，也便出來擁護他們的主張。

　　§ 三

　　這面「文學革命」的大旗的豎立是完全的出於舊文人們的意料之外的。他們始而漠然若無睹；繼而鄙夷若不屑與辯，終而卻不能不憤怒而咒詛著了。

　　在《新青年》的四卷三號上同時刊出了王敬軒的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和劉複的《複王敬軒書》。王敬軒原是亡是公烏有先生一流人物。托為王敬軒寫的那一封信乃是《新青年》社的同人錢玄同的手筆。

　　為什麼他們要演這一出「苦肉計」呢？

　　從他們打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以來，始終不曾遇到過一個有力的敵人們。他們「目桐城為謬種，選學為妖孽」。而所謂「桐城、選學」也者卻始終置之不理。因之，有許多見解他們便不能發揮盡致。舊文人們的反抗言論既然竟是寂寂無聞，他們便好象是盡在空中揮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

　　所謂王敬軒的那一封信，便是要把舊文人們的許多見解歸納在一起，而給以痛痛快快的致命的一擊的。

　　可是，不久，真正有力的反抗運動也便來了。

　　古文家的林紓來放反對的第一炮。他寫了一篇《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重要的主張是：「即謂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實則此種教法，萬無能成之理，吾輩已老，不能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辯之者。」

　　其實不必等到「百年」，林紓他自己已迫不及待的親自出馬來「正其非」了。他給了一封書給蔡元培：

　　「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為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為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嶽珂之《金陀萃篇》，《紅樓》亦不止為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若化孔子之言，為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為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須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一二語即算為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籀，證以鐘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為白話耶？果以篆籀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引漢唐之環燕與村婦談心，陳商周之俎豆為野老聚飲，類乎不類？弟閩人也，南蠻鴃舌，亦願習中原之語言。脫授我者以中原之語言，仍令我為鴃舌之閩語可乎？蓋存國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為客，以白話為主不可也！……

　　「大凡為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利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惟穆默德左執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願望。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為是！」

　　他的論點是很錯亂的。蔡元培的覆信，辭正義嚴，分剖事理，至為明白。他是沒有話可以反駁的。

　　但他衛道「正」文的熱情，又在另一個方向找到出路了。他連續的在報紙上寫了兩篇小說：一篇是《荊生》，一篇是《妖夢》，兩篇的意思很相同；不過一望之俠士，一托之鬼神罷了；而他希望有一種「外力」來制裁，來壓伏這個新的運動卻是兩篇一致的精神。謾駡之不已，且繼之以詛咒了！

　　同時，北京大學裡也另有一派守舊的學生們，則出版一個月刊《國故》，作擁護古典文學的運動。

　　當時是安福系當權執政。謠言異常的多。時常有人在散佈著有政治勢力來干涉北京大學的話，並不時的有陳胡被驅逐出京之說。也許那謠言竟有實現的可能，假如不是「五四運動」的發生。

　　林紓的熱烈的反攻《新青年》同人們乃是一九一九的二三月間的事。而過了幾月，便是「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安福系不久便坍了台，自然更沒有力量來對於新文學運動實施壓迫了。

　　「五四」運動是跟著外交的失敗而來的學生的愛國運動，而其實也便是這幾年來革新運動所蘊積的火山的一個總爆發。這一塊石片拋在靜水裡，立刻便波及全國。上海先來了一個猛烈的響應，總罷市，罷學，以為北京學生的應援。被認為攻擊目標的曹汝霖輩遂竟被罷免了，各地的學生運動，自此奠定了基礎。說是政治運動，愛國運動，其實也便是文化運動。

　　白話文運動的勢力在這一年裡突飛的發展著。反對者的口完全的沈寂下去了。「有人估計，這一年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文學研究會在這一年的冬天成立於北京。《小說月報》也在這時候改由沈雁冰編輯，完全把內容改革了過來，成為新文學運動中最重要的一個機關雜誌。新文學運動在這個時候方才和一般的革新運動分離了開來，而自有其更精深的進展與活躍。

　　《文學旬刊》，文學研究會的一個機關刊物，也附在《時事新報》裡開始發行。在第二期的新文學運動裡盡了很大的力。

　　日本留學生郭沫若，郁達夫等，也組織了一個文藝團體，名為創造社，刊行《創造季刊》。

　　這一個時期可以說是新青年社的白話文運動發展到最高的頂點。以後，這個運動便轉變了方向，成為純粹的新文學運動。同時，新青年社便也轉變而成為一個急進的政治的集團。

　　而初期的為白話文運動而爭鬥的勇士們，象錢玄同們，便都也轉向的轉向，沉默的沉默了。

　　只有魯迅，周作人還是不斷的努力著，成為新文壇的雙柱。他們刊行著《語絲》和《莽原》，組織未名社，在新文學運動裡繼續的盡著力，且更勇猛的和一切反動的勢力在爭鬥著。

　　一方面我們感覺得新勇士們的那末容易衰老，象大部分的《新青年》的社員們，同時卻也見到有不老的不妥協不退卻的勇士們在做青年們的指導者。

　　§ 四

　　文學研究會活躍的時期的開始是一九二〇年的春天。這時候，《小說月報》，一個已經有了十幾年的歷史的文學刊物，在文學研究會的會員們的支持之下，全部革新了；幾乎變成了另一種全新的面目。和《小說月報》相呼應著的有附刊在上海《時事新報》的《文學旬刊》，這旬刊由鄭振鐸主編，後來刊行到四百餘期方才停刊。這兩個刊物都是鼓吹著為人生的藝術，標示著寫實主義的文學的；他們反抗無病呻吟的舊文學；反抗以文學為遊戲的鴛鴦蝴蝶派的「海派」文人們。他們是比《新青年》派更進一步的揭起了寫實主義的文學革命的旗幟的。他們不僅推翻傳統的惡習，也力拯青年們于流俗的陷溺與沈迷之中，而使之走上純正的文學大道。

　　他們排斥舊詩舊詞，他們打倒鴛鴦蝴蝶派的代表「禮拜六」派的文士們。

　　他們翻譯俄國，法國及北歐的名著，他們介紹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安特列夫，易卜生以及莫泊桑等人的作品。

　　他們提倡血與淚的文學，主張文人們必須和時代的呼號相應答，必須敏感著苦難的社會而為之寫作。文人們不是住在象牙塔裡面的，他們乃是人世間的「人物」，更較一般人深切的感到國家社會的苦痛與災難的。

　　關於這一類的言論，他們在《文學旬刊》以及後來的《文學週報》（即《旬刊》的後身）上發表得最多。可惜這幾種初期的刊物，經過了「一·二八」的戰役，幾已散失無遺，很難得在這裡把他們搜集起來。

　　沈雁冰在《什麼是文學》裡把他們的主張說明了一部分：

　　「名士派重疏狂脫略，愈隨便愈見得他的名士風流；他們更蔑視寫真，譬如見人家做一篇詠陶然亭的詩，自己便以詩和之，名勝古跡，如蘇小小墓，岳武穆墓，雖未至其地，也喜歡空浮的寫幾句，如比干之墳，實在並沒有的，而偏要胡說，這真所謂有其文，不必有其事了（這兩句便是他們不注重真的供詞）。所以他們詩文中所引用的禽鳥草木之名，更加可以只顧行文之便，不必核實了。新文學的寫實主義，於材料上最注重精密嚴肅，描寫一定要忠實；譬如講佘山必須至少去過一次，必不能放無的之矢。

　　「名士派毫不注意文學於社會的價值，他們的作品，重個人而不重社會；所以拿消遣來做目的，假文學罵人，假文學媚人，發自己的牢騷。新文學的作品，大都是社會的；即使有抒寫個人情感的作品，那一定是全人類共有的真情感的一部分，一定能和人共鳴的，決不象名士派之一味無病呻吟可比。新文學作品重在讀者所愛的影響，對於社會的影響，不將個人意見顯出自己文才。新文學中也有主張表現個性，但和名士派的絕對不同，名士派只是些假情感或是無病呻吟，新文學是普遍的真感情，和社會同情不悖的。新文學和名士派中還有很不同的地方，新文學是積極的，名士派是消極的。新文學描寫社會黑暗，用分析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詩中多抒個人情感，其效用使人讀後，得社會的同情，安慰和煩悶。名士派呢，面上看來，確似達觀，把人間一切事務，都看得無足重輕，其實這種達觀不過是懶的結晶而已。」

　　所謂「描寫社會黑暗，用分析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便正是寫實主義者的描寫的手法。沈雁冰又有一篇《大轉變時期何時來呢》，對於文學的「積極性」尤加以發揮：

　　「所以近來論壇上對於那些吟風弄月的，『醉罷美呀』的所謂唯美文學的攻擊，是物腐蟲生的自然的趨勢。這種攻擊的論調，並不單單是消極的；他們有他們的積極的主張：提倡激勵民氣的文藝。

　　「我自然不贊成托爾斯泰所主張的極端的『人生的藝術』，但是我們決然反對那些全然脫離人生的而且濫調的中國式的唯美的文學作品。我們相信文學不僅是供給煩悶的人們去解悶，逃避現實的人們去陶醉；文學是有激勵人心的積極性的。尤其在我們這時代，我們希望文學能夠擔當喚醒民眾而給他們力量的重大責任，我們希望國內的文藝的青年，再不要閉了眼睛冥想他們夢中的七寶樓臺，而忘記了自身實在是住在豬圈裡，我們尤其決然反對青年們閉了眼睛忘記自己身上帶著鐐鎖，而又肆意譏笑別的努力想脫除鐐鎖的人們，阿Q式的『精神上勝利』的方法是可恥的！

　　「巴比塞說：『和現實人生脫離關係的懸空的文學，現在已經成為死的東西；現代的活文學一定是附著于現實人生的，以促進眼前的人生為目的了。』國內文藝的青年呀，我請你們再三的忖量巴比塞這句話！我希望從此以後就是國內文壇的大轉變時期。」

　　沈雁冰又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及《社會背景與創作》把那主張更闡發得明白。

　　「文學是時代的反映」，這是他們的共同的見解。「我覺得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是真文學，是於人類有關係的文學，在被迫害的國裡更應該注意這社會背景」。（《社會背景與創作》）「注意社會問題，愛被損害者與被侮辱者」（《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這便是他們的宣言。

　　他們曾在《小說月報》上出過《俄國文學專號》及《被壓迫民族文學專號》。並且他們在創作上也曾多少的實現過他們的主張。

　　不久，北平的一部分文學研究會會員也在《晨報》上附刊一種《文學旬刊》，廣州的一部分文學研究會會員也出版一種廣州《文學旬刊》。葉紹鈞，俞平伯，朱自清等又在上海創辦《詩》雜誌及《我們》。但他們的主張便沒有那末鮮明了。

　　和文學研究會立於反對地位的是創造社。創造社在一九二〇年的五月，刊行《創造季刊》，後又刊行《創造週刊》，又在上海《中華日報》附刊《創造日》。

　　創造社所樹立的是浪漫主義的旗幟；而其批評主張，且純然是持著唯美派的一種見解的。成仿吾在《新文學之使命》裡說道：

　　「所謂藝術的藝術派便是這般。他們以為文學自有它內在的意義，不能長把它打在功利主義的算盤裡，它的對象不論是美的追求，或是極端的享樂，我們專誠去追從它，總不是叫我們後悔無益之事……

　　「藝術派的主張不必皆對，然而至少總有一部分的真理。不是對於藝術有興趣的人，決不能理解為什麼一個畫家肯在酷熱嚴寒裡工作，為什麼一個詩人肯廢寢忘餐去冥想。我們對於藝術派不能理解，也許與一般對於藝術沒有興趣的人不能理解藝術家同是一轍。

　　「至少我覺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專求文學的全Perfection與美Beauty有值得我們終身從事的價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種美的文學，縱或它沒有什麼可以教我們，而它所給我們的美的快感與安慰，這些美的快感與安慰對於我們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們是不能不承認的。

　　「而且文學也不是對於我們沒有一點積極的利益的。我們的時代對於我們的智與意的作用賦稅太重了。我們的生活已經到了乾燥的盡處。我們渴望著有美的文學來培養我們的優美的感情，把我們的生活洗刷了。文學是我們的精神生活的糧食，我們由文學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歡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躍！

　　「我們要追求文學的全！我們要實現文學的美！」

　　他是反對文學的「功利主義」的。他以為文學對於我們的「一點積極的利益的」乃是由於這種「精神生活的糧食」使我們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歡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躍」。

　　但浪漫主義者究竟熱情的，他們也往往便是舊社會的反抗者。在郭沫若的詩集《女神》裡，這種反抗的精神是充分的表現著的。他有一篇《我們的文學新運動》：

　　「中國的政治生涯幾乎到了破產的地位。野獸般的武人之專橫，沒廉恥的政客之蠢動，貪婪的外來資本家之壓迫，把我們中華民族的血淚排抑成黃河揚子江一樣的赤流。

　　「我們暴露於戰亂的慘禍之下，我們受著資本主義這條毒龍的巨爪的蹂弄。我們渴望著和平，我們景慕著理想，我們喘求著生命之泉。

　　「但是，讓自然做我們的先生罷！在霜雪的嚴威之下新的生命醱酵，一切草木，一切飛潛蠕匍，不久便將齊唱凱旋之歌，歡迎陽春之歸至。

　　「更讓歷史做我們的先生罷！凡受著物質的苦厄之民族必見惠于精神的富裕，產生但丁的意大利，產生歌德許雷的日耳曼，在當時是決未曾膺受物質的惠恩。

　　「所以我們浩歎，我們懊悔，但是我們決不悲觀，決不失望！我們的眼淚會成新生命之流泉，我們的痛苦會成分娩時之產痛，我們的確信是如此。

　　「我們現在於任何方面都要激起一種新的運動，我們于文學事業中也正是不能滿足於現狀，要打破從來因襲的樣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現。」

　　這卻是「血與淚的文學」的同群了。成仿吾在一九二四年也寫了一篇《藝術之社會的意義》，已不復囿於「唯美」的主張；雖然也還是說道：「既是真的藝術，必有它的社會的價值；它至少有給我們的美感」。但緊接著便自白道：「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是社會的一個分子，我們自己知道我們在熱愛人類——絕不論他的善惡妍醜。我們以前是不是把人類社會忘記了，可不必說，我們以後只當更用了十二分的意識把我們的熱愛表白一番」。這便是創造社後來轉變為革命文學的集團的開始。

　　在這個時候，他們的主張和文學研究會的主張已是沒有什麼實質上的不同了。

　　§ 五

　　文學研究會對復古派和鴛鴦蝴蝶派攻擊得最厲害。當然也招致了他們的激烈的反攻。

　　復古派在南京，受了胡先驌，梅光迪們的影響，仿佛自有一個小天地；自在地在寫著「金陵王氣暗沈銷」一類的無病呻吟的詩。胡先驌們原是最反對新文學運動的。他對胡適的《嘗試集》曾有極厲害的攻擊。又寫了一篇《中國文學改良論》。梅光迪也寫了一篇《評提倡新文化者》。他們的同道昊宓，也寫著《論新文化運動》一文。他們當時都在南京的東南大學教書。仿佛是要和北京大學形成對抗的局勢。林琴南們對於新文學的攻擊，是純然的出於衛道的熱忱，是站在傳統的立場上來說話的。但胡梅輩卻站在「古典派」的立場來說話了。他們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藝理論來做護身符。聲勢當然和林琴南，張厚載們有些不同。但終於「時勢已非」，他們是來得太晚了一些。新文學運動已成了燎原之勢，決非他們的書生的微力所能撼動其萬一的了。

　　然而在南京的青年們竟也有一小部分是信從著他們的主張。

　　他們在一個刊物上，刊出一個《詩學專號》，所載的幾全是舊詩。《文學旬刊》便給他們以極嚴正的攻擊。這招致了好幾個月的關於詩的論爭。這場論爭的結果便是撲滅了許多想做遺少的青年人們的「名士風流」的幻想。同時也更確切的建立了關於新詩的理論。

　　鴛鴦蝴蝶派的大本營是在上海。他們對於文學的態度，完全是抱著遊戲的態度的。那時盛行著的「集錦小說」——即一人寫一段，集合十余人寫成一篇的小說——便是最好的一個例子。他們對於人生也便是抱著這樣的遊戲態度的。他們對於國家大事乃至小小的瑣故，全是以冷嘲的態度出之。他們沒有一點的熱情，沒有一點的同情心。只是迎合著當時社會的一時的下流嗜好，在喋喋的閒談著，在裝小丑，說笑話，在寫著大量的黑幕小說，以及鴛鴦蝴蝶派的小說來維持他們的「花天酒地」的頹廢的生活。幾有不知「人間何世」的樣子。恰和林琴南輩的道貌儼然是相反。有人諡之曰「文丐」，實在不是委屈了他們。

　　但當《小說月報》初改革的時間，他們卻也感覺到自己的危機的到臨，曾奪其酒色淘空了的精神，作最後的掙扎。他們在他們勢力所及的一個圈子裡，對《小說月報》下總攻擊令。冷嘲熱罵，延長到好幾個月還未已。可惜這一類的文字，現在也搜集不到，不能將他們重刊於此。《文學旬刊》對於他們也曾以全力對付過。幾乎大部分的文字都是針對了他們而發的。卻都是以嚴正的理論來對付不大上流的誣衊的話。

　　但過了一時，他們便也自動的收了場。《禮拜六》，《遊戲雜誌》一類的刊物，便也因讀者們的逐漸減少而停刊了。然而在各日報的副刊上，他們的勢力還相當的大。他們的精靈也還復活在所謂「海派」者的軀殼裡，直到於今而未全滅。

　　§ 六

　　在一九二五年的時候，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週刊》出版了。在這個「老虎」報上，突然出現了好幾篇的攻擊新文化運動及新文學的文字。章士釗寫了一篇《評新文化運動》，根本上否認白話文的價值。他說道：「從社會方面觀之，謂之社會運動，從文化方面觀之，謂之文化運動。」「要之，文化運動及社會改革之事而非標榜某種文學之事。」瞿宣穎也寫了一篇《文體說》。他以為「欲求文體之活潑，乃莫善於用文言。——世間難狀之物，人心難寫之情，類非日用語言所能足用，胥賴此柔韌繁複之言，以供噴薄。若泥於白話而反自矜活潑，是真好為捧心之妝，適以自翹其醜也。」

　　「甲寅派」這次的反攻，並不是突然的事，而是自有其社會的背景的。五四運動的狂潮過去之後，一般社會又陷於苦悶之中。

　　外交上雖沒有十分的失敗，而軍閥的內哄，官僚的誤國之情狀，卻依然存在。局勢是十分的混沌。一部分人是遠遠的向前走去了。拋下新文學運動的幾個元勳們在北平養尊處優的住著；有幾個人竟不自覺的擠到官僚堆裡去。

　　新文學運動在這時候早已進入了第二個階段之中，而「甲寅派」卻只認識著幾個元勳們，而懶揚揚的在向他們挑戰。而這種反動的姿態卻正是和軍閥，官僚們所造成的渾沌的局勢相拍合的。章士釗也便是那些官僚群中的重要的一員。

　　胡適寫了一篇《老章又反叛了》，吳稚暉也寫了一篇《友喪》也都是懶揚揚的在招架著他的。根本上不以他為心腹之患。倒是《國語週刊》的幾位作者卻在大喊著「打倒這只攔路虎！」

　　這一場辯論，表面上看來是很起勁，其實雙方都是懶揚揚的，無甚精采的見解，有許多話都是從前已經說過了的。

　　終於他們是聯合成了同一群。在這時候，白話文言的問題，已不成其為問題了。成問題的乃是別一種更新的運動。這新運動的出現威脅著官僚軍閥們乃至准官僚們，知識分子們聯合成為新的一個集團。故對於白話，文言之爭的事立刻也便渾然的忘懷了，不再提起了。

　　這可見這一場的爭鬥，雙方都不是十分有誠意的，都只是勉強的招架著的。

　　真實的衝突，卻是語絲社和章士釗及現代評論社的爭鬥。那倒是貨真價實的思想上的一種爭鬥。不過已不是純然的關於文學方面的問題了，故這裡也便不提。

　　這以後，便進入另一個時期了，——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一個時期。

　　五卅運動在上海的爆發，把整個中國歷史塗上了另一種顏色，文學運動也便轉變了另一個方面。

　　以另一方式來攻擊，來破壞傳統的文學乃至新的紳士文學的運動產生了。又恢復了五四運動初期的口號式的比較粗枝大葉的一種新文學運動的情態。新文學運動的「第一個十年」，便終止於這樣的一個「革命時代」裡。

　　§ 七

　　在這「偉大的十年間」，我們看出了不很遲緩的進步的情形來。這很可樂觀。在這短短的十年間，無論在詩，小說，戲曲以及散文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步。朱自清的《蹤跡》是遠遠的超過《嘗試集》裡的任何最好的一首。功力的深厚，已決不是「嘗試」之作，而是用了全力來寫著的。——周作人的《小河》卻終於不易超越！——在戲曲方面，象胡適《終身大事》那樣的淡泊無味的「喜劇」也已經無人再問津了。徐志摩在北平《晨報》上發刊了《詩刊》和《劇刊》，雖沒有多大的成就，卻頗鼓動了一時的寫作的空氣。

　　散文和小說更顯著極快的極明白的發展，尤其是小說，技巧更見精密了。《新潮》上所刊登的初期的短篇小說，幼稚的居多數。但立刻便有了極大的進步。冰心女士，落華生，葉紹鈞，郁達夫，淦女士的創作都遠遠的向前邁進而去。也還只有魯迅的諸作是終於還沒有人追越過去過！

　　長篇小說在這時期頗不發達，只有王統照，張資平在試寫著。楊振聲的《玉君》卻是舊氣息過重的一部東西。

　　關於舊文學的整理也逐漸的有著更深刻的成績表現出來。惟對於舊文學的重新估定價值，有時未免偏於一鱗一爪的著力。偉大的東西被遺漏了，而「沙礫」也有時不免被作為「黃金」而受著重視。到了「國學書目」的兩次三番的開列出來，這「估定價值」運動便更入了一個歧途。許多「妄人們」也趁火打劫的在開列書目，在標點古書。其結果，《古文觀止》和《古文辭類纂》的新式標點本，也竟煌煌然算作是「新文化」書之列之內的東西了！

　　然而有識者卻仍具著「有理性的裁判」的。對於小說，戲曲和詞曲的新研究，曾有過相當完美的成績。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乃是這時期最大的收穫之一，奠定了中國小說研究的基礎。

　　但這「偉大的十年間」的一切文壇上的造就，究竟不能不歸功於許多勇士們的爭鬥和指示，他們在荊棘叢中，開闢了一條大路，給後人舒坦的走去。雖然有的人很早的便已經沉默下去了，有的人竟還成了進步的阻力，但留在這一節歷史的書頁之上的卻仍是很可崇敬的勇敢的苦鬥的功績。

　　若把這「偉大的十年間」的論爭的大勢察看一下，我們便知道，那運動是可以劃分為兩期的。第一期是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運動。一方面對於舊的文化，傳統的道德，反抗，破壞，否認，打倒；一方面樹立起言文合一的大旗，要求以國語文為文學的正宗。就文學上說來，這初期運動者所要求的只是「文學」的形式上的改革。雖然也曾提到過黑幕小說等等的問題，卻未遑立刻和他們作殊死戰。這時所全力攻擊著的乃是頑固的守舊黨，和所謂正統派的古文家。討論得最熱鬧的只是舊戲劇的問題，他們對於舊式戲劇的種種不合理的地方，曾極不客氣加以指摘。錢玄同答張厚載道：

　　「我所謂『離奇』者，即指此『一定之臉譜』而言；臉而有譜，且又一定，實在覺得離奇得很。若雲『隱寓褒貶』，則尤為可笑。朱熹做《綱目》學孔老爹的筆削《春秋》，已為通人所譏訕：舊戲索性把這種『陽秋筆法』畫到臉上來了：這真和張家豬肆記畫形於豬鬣，李家馬坊烙圓印於馬蹄一樣的辦法。哈哈！此即所謂中國舊戲之『真精神』乎？」

　　他還一個更徹底的主張，主張「要建設平民的」戲劇，便非要把「中國現在的戲館全數封閉不可。」

　　「吾友某君常說道，『要中國的真戲，非把中國現在戲館全數封閉不可。』我說這話真是不錯——。有人不懂，問我『這話怎講？』我說，一點也不難懂。譬如要建設共和政府，自然該推翻君主政府；要建設平民的通俗文學，自然該推翻貴族的艱深文學。那麼，如其要中國有真戲，這真戲自然是西洋派的戲，決不是那『臉譜』派的戲。要不把那扮不象人的人，說不象話的話全數掃除，盡情推翻，真戲怎樣能推行呢？如其因為『臉譜』派的戲，其名叫做『戲』，西洋派的戲，其名也叫做『戲』，所以講求西洋派的戲的人，不可推翻『臉譜』派的戲。那我要請問：假如有人說，君主政府叫做『政府』，共和政府也叫做『政府』，既然其名都叫『政府』，則組織共和政府的人，便不該推翻君主政府。這句話通不通？」（錢玄同：《雜感》）

　　這樣痛快的話，後來是很少人說的了。在《今之所謂評劇家》一文裡，錢氏尤有明確的主張：

　　「中國的戲，本來算不得什麼東西。我常說，這不過是《周禮》裡『方相氏』的變相罷了，與文藝美術，不但是相去正遠，簡直是『南轅北轍』。若以此我輩所謂『通俗文學』，則無異『指鹿為馬』；適之前次答張傻子信中有『君以評戲見稱于時，為研究通信文學之一人；其贊成本社改良文學之主張，固意中事。』這幾句話，我與適之的意見卻有點反對。我們做《新青年》的文章，是給純潔的青年看的，決不求此輩『贊成』。此輩既欲保存『臉譜』，保存『對唱』『亂打』等等『百獸率舞』的怪相，一天到晚，什麼『老譚』『梅郎』的說個不了。聽見人家講了一句戲劇要改良，於是齗齗致辯，說『廢唱而歸於說白乃絕對的不可能』。什麼『臉譜分別甚精，隱寓褒貶』，此實與一班非做奴才不可的遺老要保存辮發，不拿女人當人的賤丈夫要保存小腳同是一種心理。簡單說明之，即必須保存野蠻人之品物，斷不肯進化為文明人而已。我記得十年前上海某旬報中有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尊屁篇》，文章的內容，我是忘記了。但就這題目斷章取義，實在可以概括一班『鸚鵡派讀書人』的大見識大學問。」

　　他是要打倒「臉譜」「對唱」「亂打」等等的怪相的。卻想不到幾年之後，《新青年》社中人也便有一變而成為公然擁護「梅郎」的！周作人論《中國舊戲之應廢》一文，直以「中國戲」為「野蠻」的，「凡中國戲上的精華，在野蠻民族的戲中，無不全備。」但更重要的，舊戲應廢的第二理由，是：

　　「有害于『世道人心』。我因為不懂舊戲，舉不出詳細的例。但約略計算，內中有害分子，可分作下列四類：淫，殺，皇帝，鬼神（這四種，可稱作儒道二派思想的結晶，用別一名稱，發現在現今社會上的，就是：一，『房中』，二，『武力』，三，『復辟』，四，『靈學』）。在中國民間傳佈有害思想的，本有『下等小說』及各種說書，但民間不識字不聽過說書的人，卻沒有不曾看過戲的人，所以還要算戲的勢力最大。希望真命天子，歸依玉皇大帝（及《道教搢紳錄》上的人物），想做『好漢』，這宗民間思想，全從戲上得來；至於傳佈淫的思想，方面雖多，終以戲為最甚；唱說之外，加以扮演，據個人所見，已很有奇怪的實例。皇帝與鬼神的思想，中國或尚有不以為非的人；淫殺二事，當然非『精神文明最好，的中國所應有，其為『世道人心』之害，毫無可疑，當在應禁之列了。中國向來固然也曾禁止，卻有什麼效果呢？固為這兩件，——皇帝與鬼神的兩件，也是如此，——是根本的野蠻思想，也就是野蠻戲的根本精神：做了這種戲，自然不能缺這兩件——或四件；要除這兩件也只有不做那種戲。」

　　這些話對於當時的青年人都是極大的刺激，驚醒了他們的迷夢，使他們把眼光從「皮黃戲」和「昆劇」的舞臺離開而去尋求一種新的更合理的戲曲。

　　後來，愛美的劇團曾有一時在大學校裡紛紛成立，競演著易蔔生，王爾德，梅德林克，郭哥裡諸人的戲曲。打先鋒的人們是已經盡了他們的責任了。

　　第二個時期是新文學的建設時代，也便是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時代。不完全是攻擊舊的，而且也在建設新的。不完全是在反抗，破壞，打倒，而也在介紹創作，整理。白話文的討論已經是成了過去的問題，在這時候所討論的乃是更進一層的如何建設新文學，或新文學向那裡去的問題。於是便有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歧向。這便是一種明顯的進步的現象。已知道所走的路線是決不能籠統的用「歐化」兩個字來代表一切的新的傾向的了，正象不能以「新文化運動」這個籠統的名辭來代表這時期的「文化」活動一般，新青年社和少年中國學會等團體之不能不分裂，不瓦解，也便是受這個必然律的支配的。

　　但新文學運動究竟還不能完全和一般的文化運動分離開去。文人們是更敏捷的感到社會的黑暗與各處的被壓迫的地位的危險的。無論寫實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對於當時的黑暗的環境和渾沌，沉悶的政局，以及無恥的官僚，專橫的軍閥，都是一致的抱著「深誅痛惡」的態度的。

　　這便開啟了第二次的革命運動的門鑰。當那革命運動發動的時候，曾有無數的文學青年是忠實于他們之所信，而「投筆從戎」，而「殺身成仁」的。

　　§ 八

　　敘述著這「偉大的十年間」的文學運動，卻也有不能不有些惆悵，悽楚之感！

　　當時在黑暗的迷霧裡掙扎著，表現著充分的勇敢和堅定的鬥士們，在這雖只是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間，他們大多數便都已成了古舊的人物，被「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了。紮硬寨，打死戰的精神一點也沒有了，他們只在「妥協」裡討生活，甚而至於連最低限度的最初的白話文運動的主張也都支持不住。他們反而成了進步的阻礙。無數青年們的呐喊的熱忱，只是形成了他們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他們踐踏著青年們的犧牲的軀體，一級一級的爬了上去。當他們在社會上有了穩固的地位時，便拋開了青年人而開始「反叛」。

　　最好的現象還算是表現著衰老的狀態的人物呢！所謂「三代以上的古人」者的人物，還是最忠實的人物；也還有更不堪的「退化」的，乃至「反叛」的人物呢。他們不僅和舊的統治階級，舊的人物妥協，且還擠入他們的群中，成為他們裡面最有力的分子，公然宣傳著和最初的白話文運動的主張正挑戰的主張的。

　　只有少數人還維持鬥士的風姿，沒有隨波逐流的被古老的舊勢力所迷戀住，所牽引而去。

　　更可痛的是，現在離開「五四運動」時代，已經將近二十年了，離開那「偉大的十年間」的結束也將近十年了，然而白話文等等的問題也仍還成為問題而討論著。仿佛他們從不曾讀過初期的《新青年》的文章或後期的《國語週刊》的一類文字似的。許多的精力浪費在反復，申述的理由上。連初期的新文化運動的信仰似乎也還有些在動搖著——這當然和反抗白話文運動有連帶的關係的——讀經說的跳樑，祀孔修廟運動的活躍以及其他種種，處處都表現著有一部分的人是想走回到清末西太后的路上去，乃至要走到明初，清初的復古的路上去。假如這些活動而有「時代的價值」和需要的話，那末五四運動乃至戊戌維新，辛亥革命，誠都是「多此一舉」的了！也究竟只是一場「白日夢」。一覺醒來時，還不是「花香鳥語」的一個清朗的世界！

　　然而話實在是浪費得多了。那許多浪費的話大部分是不必重說一遍的，只要叫他們去查查這「偉大的十年間」的許多舊案便夠了的——只可惜他們是未必肯去查。

　　把這「偉大的十年間」的「論爭」的文字，重新集合在一處，印為一集，並不是沒有意義的；至少是有許多話省得我們再重說一遍！

　　懶得去翻檢舊案的人，在這裡也可以不費力的多見到些相反或相同的意見。有許多話，也竟可以使主張復古運動的人們省得重說一遍的。——有許多話，過去的復古運動者們曾是說得那末透徹，那末明白過。

　　所以，再番重印舊文，誠不是沒有意義，不是沒有用處的。

　　我們相信，在革新運動裡，沒有不遇到阻力的；阻力愈大，愈足以堅定鬥士的勇氣，紮硬寨，打死戰，不退讓，不妥協，便都是鬥士們的精神的表現。不要怕「反動」。「反動」卻正是某一種必然情勢的表現，而正足以更正確表示我們的主張的機會。

　　三番兩次的對於白話文學的「反攻」，乃正是白話文運動裡所必然要經歷過的途程。這只有更鼓勵了我們的勇氣，多一個紮硬寨，打死戰的機會，卻絕對不會撼惑軍心，搖動陣線的。所以象章士釗乃至最近汪懋祖輩的反攻，白話文運動者們是大可不必過分的憂慮的——但卻不能輕輕的放過了這爭鬥的機會！有時候不願意重說一遍的話，卻也竟不能不說。

　　在本集裡，有許多舊文搜羅得不大完全，特別是《文學旬刊》等等，一時不能全部搜集到，竟空缺了一段很重要的「論爭」的經過，這是無任抱歉的事。——將來或可以另行重印出來。

　　最後該謝謝阿英先生，本集裡有許多材料都是他供給我的。沒有他的幫助，這一集也許要編不成。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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