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革命|鄭振鐸

文學與革命

　　我前幾天接到我的朋友費覺天君的一封信，使我受了非常大的感觸。他說：

　　「……我告訴你吧，今日一般青年底熱潮不是又都下去麼！什麼犧牲哪，以前雖不對，倒還有人亂嚷，現在連亂嚷的人都沒有了。今日一般青年，不但消極，而且轉入悲觀。我不知有多少人要自殺，要墮落，或是潔身去學佛。這種現象，在你們研究文學的，怎樣答解呢？在那些研究哲學的，又是怎樣答解呢？在我國人研究社會科學的看來，也不能有怎麼很好的答解。不過我有點很大感觸，就是我們要作件甚麼事，不能全靠理性的批評，必得注重感情的激動。好比文學革命，其成功所以這麼快，難道真是批評的結果麼？不然，大謬不然！實在是『五四』的鼓動。這就是那般青年所以現在又轉入消極，悲觀的道理。因為他們當先立起來，也就是一種感情，所以便不能堅持到底。因為這個道理，所以我想，現在講改造的，講社會革命的，要有一種覺悟。要說單從理性的批評方面，攻擊現制度，而欲以此說服眾人，達到社會改造底目的，那是辦不到的。必得從感情方面著手。好比俄國革命吧，假使沒有托爾斯泰這一批的悲壯、寫實的文學，將今日社會制度，所造出的罪惡，用文學的手段，暴露於世，使人發生特殊感情，那所謂『布爾什維克』恐也不能作出什麼事來。因此當今日一般青年沉悶時代，最需要的是產生幾位革命的文學家，激刺他們底感情，激刺大眾底冷心，使其發狂、浮動，然後才有革命之可言。你以我話為荒謬絕倫嗎？咳！我相信，在今日的中國，能夠擔當改造底大任，能夠使革命成功的，不是什麼社會運動家，而是革命的文學家。今日中國有麼？我未曾見。我相信今日中國革命能否成功，全視在此期間能否產出幾個革命的文學家。你以為我這話太過麼？你既是研究文學的，你平素對於新文學又是怎樣熱於進行，因此我對於你，你們諸位的期望是很大呵！好吧，再見。空時，請給我個回信。我還是住在舊地方。暑假時，你能否來北京，給我們見見呢！念念。謙之快要走了，他會打你們那兒過。我當說，謙之底主義我是不敢贊成。但他底人格，我卻很佩服。西諦呵！你曉得，我日間所接觸的青年，都是害了名利狂，我真怕見他們。」

　　我對於費君的話，表示極大的同情。以前，我就有這種感想了。我看見現在大家的革命的熱氣，漸漸的蒸散淨盡，覺得非常悲哀。「五四」的精神多少奮發呀！「六三」的運動，多少悲壯呀！當時的奮鬥情形，我們到現在談起來還要感泣呢！然而此已都如隔世事。照現在的情形看來，全國一致，向同一目標進行，摧殘不畏，愈壓愈伸之氣概，恐怕不能再見於中國了。許多青年，變節的變節，消極的消極，甚至有把熱烈的感情不移於革命方面，而注射於別一方面，為無謂的意氣之爭的。革命之歌消沉，革命之幟不揚。如果不有以起其「沉屙」，恐怕就要「病入膏肓」了。

　　理性是難能使革命之火複燃的。因為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一方面是為要求光明的熱望所鼓動，一方面是為厭惡憎恨舊來的黑暗的感情所驅使。因為痛恨人間的傳襲的束縛，所以起了要求自由的呼聲；因為看了被壓迫的輾轉哀鳴，所以動了人道的感情。大部分的社會主義者都是感情極強盛的人，都是看不慣舊的齷齪，所以希冀新的光明的。至於因確信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而趨向於社會革命的路上走的，恐怕是很少，大部分的俄國的虛無主義者也是如此。他們恨怒政府，恨怒官吏，恨怒法律，恨怒道德，乃至恨怒一切束縛，一切事務；所以他們只是消極的作破壞事業。

　　現在中國青年所以不去作革命事業，大概是因為他們的憎惡舊穢的感情不大盛的原故。他們平常所過的生活，都是水平的，都是波平浪靜，沒有什麼變化的。除了家庭，學校以外社會上一切的齷齪黑暗的情形他們都沒有知道。所以他們現在所討論的都是些家庭問題。對於全體社會怎樣改造的辦法，他們卻沒有很深刻徹底的議論，——並且對之非常冷淡。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沒有很密切的接觸，自然不能引起十分的厭惡的感覺了。

　　怎樣才能使他們在現在的時候對於舊的黑暗會發生出一種非常憎厭的感情，這也是非常要討論的問題。

　　我確實的相信：這種引起一般青年的憎厭舊穢的感情的任務，只有文學，才能擔任。

　　文學本是感情的產品。在文學裡，雖然也含有許多別的元素，雖然也有時不免帶有些理性的分子；但是無論如何，感情的元素總是滿盈盈的充塞於其中。不含有理性的分子的作品，不失其為文學，如果不含有感情的分子，那末，這個作品就不配稱為文學了。這個道理，在他的《文學批評原理》（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書裡講得非常詳細。這裡可以不必詳說。

　　因為文學是感情的產品，所以他最容易感動人，最容易沸騰人們的感情之火。擺倫（Byron）的《哀希臘》詩，無論比什麼人的論文，史書都來得效力大。迦爾洵（Garchin）的《四天》，和安得列夫（Anderlaf）的《紅笑》，也比空談——從理性方面空談——廢止戰爭的文章感動人得多。我看了《灰色馬》，有時便不知不覺的哭了起來；譯克洛林科（Krolenko）的《林語》的時候，也掉了兩回眼淚。有時看了一段小說，竟難受了好幾天。至於看小說的時候心頭常是撲撲的跳動，與書中人同樂同憂，那更是無論什麼人都經過的情形了。文學的感動力的偉大由此可以看出（這種偉大的感動力，完全是因為他不從理性方面，叫人去思索，而從感情方面，叫人不假思索而能引起本心的同情與憤怒之來）。

　　所以如果有描寫舊的黑暗的情形的文學作品出現，一般人看了以後，就是向沒有與這個黑暗接觸過的，也會不期而然的發生出憎惡的感情來。至於曾受此黑暗所磨折的人，則更是對之涕泣不禁了。

　　革命就是需要這種感情，就是需要這種憎惡與涕泣不禁的感情的。所以文學與革命是有非常大的關係的。費君說：在「今日的中國，能夠擔當改造的大任，能夠使革命成功的，不是什麼社會運動家，而是革命的文學家。」這句話我卻很相信。所以一個文學家在現在革命時期所負的使命是非常重大的。俄國的革命雖不能說是完全是灰色的文學家的功勞，然而這班文學家所播下的革命種子卻著實不少。就是法國的大革命，福祿特爾（Voltaire）的作品對於它也是顯很大的能力的。所以——

　　把現在中國青年的革命之火燃著，正是現在的中國文學家最重要最偉大的責任。

　　現在的文學家似乎不應該輕輕的把這個責任放過去吧！

　　（革命的文學家，「現在有嗎？」我敢回答一句：「沒有！」現在所有的不是鴛鴦蝴蝶派變相的小說家，詩家，就是空談愛自然的填塞風雲月露，山水花木等字的作者。最高等的不過是家庭黑暗，婚姻痛苦，學校生活，與純粹的母愛的描寫者。至於敘述舊的黑暗，如兵士之殘殺，牢獄之慘狀，工人農人之痛苦，鄉紳之橫暴等等情形的作品可稱得是「絕無僅有」。就是偶然有一二篇，也是表面的膚淺的描寫，從沒有能使人感到極深刻真切的影像而哭泣、而痛恨的。「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的生活也是簡單的，平凡的，和易的。凡是一種痛苫的情形，非身入其中的人決不能極真切極感動的把它寫出。他們沒有身入其中，又如何能寫出，更如何能極真切極感動的寫出呢？我想：我們理想的革命文學家決不是現在的一般作家，而是崛起於險難中的詩人或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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