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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箋雜記


  我搜求明代雕版畫已十餘年。初僅留意小說戲曲的插圖,後更推及於畫譜及他書之有插圖者。所得未及百種。前年冬,因偶然的機緣,一時獲得宋、元及明初刊印的出相佛道經二百餘種。於是宋、元以來的版畫史,粗可蹤跡。間亦以餘力,旁騖清代木刻畫籍。然不甚重視之。像《萬壽盛典圖》、《避暑山莊圖》、《泛槎圖》、《百美新詠》一類的畫,雖亦精工,然頗嫌其匠氣過重。至於流行的箋紙,則初未加以注意。為的是十年來,久和毛筆絕緣。雖未嘗不欣賞《十竹齋箋譜》、《蘿軒變古箋譜》,卻視之無殊于諸畫譜。

  約在六年前,偶於上海有正書局得詩箋數十幅,頗為之心動;想不到今日的刻工,尚能有那樣精麗細膩的成績。仿佛記得那時所得的箋畫,刻的是羅兩峰的小幅山水,和若干從《十竹齋畫譜》描摹下來的折枝花卉和蔬果。這些箋紙,終於捨不得用,都分贈給友人們,當作案頭清供了。

  這也許便是訪箋的一個開始。然上海的忙碌生活,壓得我透不過氣來,哪裡會有什麼閒情逸趣來搜集什麼。

  1931年9月,我到北平教書。琉璃廠的書店,斷不了我的足跡。有一天,偶過清秘閣,選購得箋紙若干種,頗高興,覺得較在上海所得的,刻工、色彩都高明得多了。仍只是作為禮物送人。

  引起我對於詩箋發生更大的興趣的是魯迅先生。我們對於木刻畫有同嗜。但魯迅先生所搜求的範圍卻比我廣泛得多了;他嘗斥資重印《士敏土》之圖數百部——後來這部書竟鼓動了中國現代木刻畫的創作的風氣。他很早便在搜訪箋紙,而尤注意于北平所刻的。今年春天,我們在上海見到了。他認為北平的箋紙是值得搜訪而成為專書的。再過幾時,這工作恐怕要不易進行。我答應一到北平,立即便開始工作。預定只印五十部,分贈友人們。

  我回平後,便設法進行刷印箋譜的工作。第一著還是先到清秘閣,在那裡又購得好些箋樣。和他們談起刷印箋譜之事時,掌櫃的卻斬釘截鐵地回絕了,說是五十部絕對不能開印。他們有種種理由:板片太多,拼合不易,刷印時調色過難;印數少,板剛拼好,調色尚未順手,便已竣工;損失未免過甚。他們自己每次開印都是五千一萬的。

  「那麼印一百部呢?」我道。

  他們答道:「且等印的時候再商量吧。」

  這場交涉雖是沒有什麼結果,但看他們口氣很鬆動,我想,印一百部也許不成問題。正要再向別的南紙店進行,而熱河的戰事開始了;接著發生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的爭奪戰。沿長城線上的炮聲、炸彈聲,震撼得這古城的人們寢食不安,坐立不寧。哪裡還有心緒來繼續這「可憐無補費精神」的事呢?一擱置便是一年。

  9月初,戰事告一段落,我又回到上海。和魯迅先生相見時,帶著說不出的淒惋的感情,我們又提到印這箋譜的事。這場可怖可恥的大戰,刺激我們有立刻進行這工作的必要。也許將來便不再有機會給我們或他人做這工作!

  「便印一百部,總不會沒人要的。」魯迅先生道。

  「回去便進行。」我道。

  工作便又開始進行。第一步自然是搜訪箋樣。清秘閣不必再去。由清秘閣向西走,路北第一家是淳菁閣,在那裡,很驚奇地發現了許多清雋絕倫的詩箋,特別是陳師曾氏所作的,雖僅寥寥數筆,而筆觸卻是那樣的瀟灑不俗。轉以十竹齋,蘿軒諸箋為煩瑣,為做作。像這樣的一片園地,前人尚未之涉及呢!我捨不得放棄了一幅。吳待秋、金拱北諸氏所作和姚茫文氏的《唐畫壁磚箋》、《西域古跡箋》等,也都使我喜歡。流連到三小時以上。天色漸漸地黑暗下來,朦朦朧朧的有些辨色不清。黃豆似的燈火,遠遠近近地次第放射出光芒來。我不能不走。那麼一大包箋紙,狼狽不堪地從琉璃廠抱到南池子,又抱到了家。心裡是裝載著過分的喜悅與滿意。那一個黃昏便消磨在這些詩箋的整理與欣賞上。

  過了五六天,又進城到琉璃廠去——自然還是為了訪箋。由淳菁閣再往西走,第一家是松華齋;松華齋的對門,在路南的,是松古齋。由松華齋再往西,在路北的,是懿文齋。再西,便是廠西門,沒有別的南紙店了。

  先進松華齋,在他們的箋樣簿裡,又見到陳師曾所作的八幅花果箋,說它們「清秀」是不夠的、「神采之筆」的話也有些空洞。只是讚賞,無心批判。陳半丁、齊白石二氏所作,其筆觸和色調,和師曾有些同流,唯較為繁稠燠暖。他們的大膽的塗抹,頗足以代表中國現代文人畫的傾向;自吳昌碩以下,無不是這樣的粗枝大葉的不屑屑於形似的。我很滿意地得到不少的收穫。

  帶著未消逝的快慰,過街而到松古齋。古舊的門面,老店的規模,卻不料售的倒是洋式箋。所謂洋式箋,便是把中國紙染了礬水,可以用鋼筆寫;而箋上所繪的大都是迎親、抬轎、舞燈、拉車一類的本地風光;筆法粗劣,且慣喜以濃紅大綠塗抹之。其少數,還保存著舊式的圖版畫。然以柔和的線條、溫茜的色調,刷印在又澀又糙的礬水拖過的人造紙面上,卻格外顯得不調和。那一片一塊的浮出的彩光,大損中國畫的秀麗的情緒。

  我的高興的情緒為之冰結,隨意地問道:「都是這一類的嗎?」

  「印了舊樣的銷不出去,所以這幾年來,都印的是這一類的。」

  我不能再說什麼,只揀選了比較還保有舊觀的三盒詩箋而出。

  懿文齋沒有什麼新式樣的畫箋,所有的都是光、宣時所流行的李伯霖、劉錫玲、戴伯和、李毓如諸人之作,只是諧俗的應市的通用箋而已。故所畫不離吉祥、喜慶之景物,以至通俗的著色花鳥的一類東西。但我仍選購了不少。

  第三次到琉璃廠,已是9月底。那一天狂飆怒號,飛沙蔽天;天色是那樣慘澹可憐;頂頭的風和塵吹得人連呼吸都透不過來。一陣的風沙,撲臉而來,趕緊閉了眼,已被細塵潛入,眯著眼,急速的睜不開來看見什麼。本想退回去。為了像這樣閒空的時間不可多得,便只得冒風而進了城。這一次是由清秘閣向東走。偏東路北,是榮寶齋,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箋肆,仿古和新箋,他們都刻得不少。我們在那裡,見到林琴南的山水箋、齊白石的花果箋、吳待秋的梅花箋,以及齊、王諸人合作的壬申箋、癸酉箋等,刻工較清秘為精。仿成親王的拱花箋,尤為諸肆所見這一類箋的白眉。

  半個下午便完全耗在榮寶齋,外面仍是卷塵撼窗的狂風。但我一點都沒有想到將怎樣艱苦地冒了頂頭風而歸去。和他們談到印竹箋譜的事,他們也有難色,覺得連印一百部都不易動工。但仍是那麼遊移其詞地回答道:「等到要印的時候再商量罷。」

  我開始感到刷印箋譜的事,不像預想那麼順利無阻。

  歸來的時候,已是風平塵靜。地上薄薄地敷上了一層黃色的細泥,破紙枯枝,隨地亂擲,顯示著風力的破壞的成績。

  從榮寶齋東行,過廠甸的十字路口,便是海王村。過海王村東行,路北,有靜文齋,也是很火的一家箋肆。當我一天走進靜文的時候,已在午後。太陽光淡淡地射在罩了藍布套的桌上。我帶著怡悅的心情在翻箋樣簿。很高興地發見了齊白石的人物箋四幅。說是仿八大山人的,神情色調都臻上乘。吳待秋、湯定之等二十家合作的梅花箋也富於繁賾的趣味。清道人、姚茫父、王夢白諸人的羅漢箋、古佛箋等,都還不壞,古色斑斕的彝器箋,也靜雅足備一格。又是到上燈時候才歸去。

  靜文齋的附近,路南,有榮祿堂,規模似很大,卻已衰頹不堪。久已不印箋。亦有箋樣簿,卻零星散亂,塵土封之,似久已無人顧問及之。循樣以求箋,十不得一。即得之,亦都暗敗變色。蓋擱置架上已不知若干年。紙都用舶來之薄而透明的一種,色彩偏重於濃紅深綠;似意在迎合光、宣時代市人們的口味,肆主人鬚髮皆白,年已七十餘,唯精神尚矍鑠。與談往事,娓娓可聽。但搜求將一小時,所得僅縵卿作的數箋。於暮色蒼茫中,和這古肆告別,情懷殊不勝其悽愴。

  由榮祿更東行,近廠東門,路北,有寶晉齋。此肆詩箋,都為光、宣時代的舊型,佳者殊鮮,僅選得朱良材作的數箋。

  出廠東門,折而南,過一尺大街,即入楊梅竹斜街。東行數百步,路北,有成興齋。此肆有冷香女士作的月令箋,又有清末為慈禧代筆的女畫家繆素筠作的花鳥箋;在光、宣時代,似為一當令的箋店。然箋樣多缺,月令箋僅存其七。

  再東行,有彝寶齋,箋樣多陳列窗間,並樣簿而無之。選得王昭作的花鳥箋十餘幅,頗可觀,而亦零落不全。

  以上數次的所得,都陸續地寄給魯迅先生,由他負最後選擇的責任。寄去的大約有五百數十種,由他選定的是三百三十餘幅,就是現在印出的樣式。

  這部《北平箋譜》所以有現在的樣式,全都是魯迅先生的力量——由他倡始,也由他結束了這事。

  說是訪箋的經過來,也並不是沒有失望與徒勞。我不單在廠甸一帶訪求。在別的地方,也嘗隨時隨地地留意過,卻都不曾給我以滿足。好幾個大市場裡,都沒有什麼好的箋樣被發現。有一次,曾從東單牌樓走到東四牌樓,經隆福寺街東口而更往北走。推門而入的南紙店不下十家,大多數隻售洋紙筆墨和八行素箋。最高明的也只賣少數的拱花箋,卻是那麼的粗陋浮躁,竟不足以當一顧。

  在廠甸,也不是不曾遇見同樣狼狽的事。廠甸中段的十字街頭,路南,有兩家規模不小的南紙店。一名崇文齋,在路東,有箋樣簿,多轉販自諸大肆者。一名中和豐,在路西,專售運動器具及紙墨。並詩箋而無之。由崇文東行數十步,路南,有豹文齋,專售故宮博物院出品,亦嘗翻刻黃癭瓢人物箋,然執以較清秘、榮寶所刻,則神情全非矣。

  但北平地域甚廣,搜訪所未及者一定還有不少。即在琉璃廠,像倫池齋,因無箋樣簿,遂至失之交臂。他們所刻「思古人箋」,版已還之沈氏,故不可得;而其王雪濤花卉箋四幅,刻印俱精,色調亦柔和可愛。惜全書已成,不及加入。又北平諸文士私用之箋紙,每多設計奇詭,繪刻精麗的。唯訪求較為不易。補所未備,當俟異日。

  選箋已定,第二步便進行交涉刷印。淳菁、松華、松古三家,一說便無問題。榮寶、寶晉、靜文諸家,初亦堅執百部不能動工之說,然終亦答應下來。獨清秘最為頑強,交涉了好幾次,他們不是說百部太少不能用,便是說人工不夠,沒有工夫印。再說下去,便給你個不理睬。任你說得舌疲唇焦,他們只是給你個不理睬!頗想抽出他們的一部分不印。終於割捨不下溥心佘、江采諸家的二十餘幅作品。再三奉托了劉淑度女士和他們商量,方才肯答應印。而色調轉繁的十餘幅蔬果箋,卻仍因無人擔任刷印而被剔出。蔬果箋刻印不精,去之亦未足惜。榮祿堂的箋紙,原只想印縵卿作的四幅。他們說,年代已久,不知板片還在否,找得出來便可開印,只怕殘缺不全。但後來究竟算是找全了。

  最後到彝寶齋。一位仿佛湖南口音的掌櫃的,一開口便說:「不能印。現在已經沒有印刷這種信箋的工人了!我們自己要幾千幾萬份的印,尚且不能,何況一百張!」我見他說得可笑,便取出些他家的定印單給他看,說道:「那麼別家為什麼肯印呢?」他無辭可對,只得說老實話:「成興齋和我們足聯號,您老到他們那裡去看看吧。這些花鳥箋的板片他們那裡也有。」我立刻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到成興齋一打聽,果然那板片已歸他們所有。

  看夠了冰冷冷的拒人千里的面孔,玩夠了未曾習慣的討價還價、斤兩計較的伎倆,說盡了從來不曾說過的無數懇托敷衍的話——有時還未免帶些言不由衷的浮誇——一切都只為了這部《北平箋譜》!可算是全部工作裡最麻煩,最無味的一個階段。但不能不感激他們:沒有他們的好意合作,《北平箋譜》是不會告成的。

  為了訪問畫家和刻工的姓氏,也費了很大的工夫。有少數的畫家,其姓氏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對於近代的畫壇是那樣的生疏!訪之箋肆,亦多不知者。求之潤單,間亦無之。打聽了好久,有的還是見到了他的畫幅,看到他的圖章,方才知道。只有縵卿的一位,他的姓氏到現在還是一個謎。榮祿堂的夥計說:「老闆也許知道。」問之老主人則搖搖頭,說:「年代太久了,我已記不起來。」

  刻工實為制箋的重要分子,其重要也許不下於畫家。因彩色詩箋,不僅要精刻而且要就色彩的不同而分刻為若干板片;箋畫之有無精神,全靠分板的能否得當。畫家可以恣意地使用著顏料,刻工則必須仔細地把那麼複雜的顏色,分析為四五個乃至一二十個單色板片。所以,刻工之好壞,是主宰著制箋的運命的。在《北平箋譜》裡,實在不能不把畫家和刻工並列著。但為了訪問刻工姓名,也頗遭逢白眼。他們都覺得這是可怪的事,至多只是敷衍地回答著。有的是經了再三的追問,四處的訪求,方才能夠確知的。有的因為年代已久,實在無法知道。目錄裡所注的刻工姓名,實在是不止三易稿而後定的。宋版書多附刊刻工姓名,明代中葉以後,刻圖之工,尤自珍其所作,往往自署其名,若何鈐、汪士珩、魏少峰、劉素明、黃應瑞、劉應祖、洪國良、項南洲、黃子立,其尤著者。然其後則刻工漸被視為賤技;亦鮮有自標姓氏者。當此木板雕刻業像晨星似的搖搖將墜之時,而複有此一番表彰,殆亦雕版史末頁上重要的文獻。

  淳菁閣的刻工,姓張,但不知其名。他們說,此人已死,人皆稱之為張老西,住廠西門。其技能為一時之最。我根據了張老西的這個諢名,到處地打聽著。後來還是托榮寶齋查考到,知道他的真名是啟和。松華齋的刻工,據說是專門為他們刻箋的,也姓張。經了好幾次的追問,才知道其名為東山。靜文齋的刻工,初僅知其名為板兒楊;再三地懇托著去查問,才知道其名為華庭。清秘閣的刻工,也經了數次的訪問後,方知其亦為張東山。因此,我頗疑刻工與制箋業的關係,也許不完全是處在雇工的地位;他們也許是自立門戶,有求始應,像畫家那個樣子的。然未細訪,不能詳。

  榮寶齋的刻工名李振懷,懿文齋的刻工名李仲武,松古齋的刻工名楊朝正,成興齋的刻工名楊文、蕭桂,也頗費懇托,方能訪知。至於榮祿、寶晉二家,則因刻者年代已久,他們已實在記不清了,姑缺之。刻工中,以張、李、楊三姓為多,頗疑其有系屬的關係,像明末之安徽黃氏、鮑氏。這種以一個家庭為中心的手工業是至今也還存在的。

  刷印之工,亦為制箋的重要的一個步驟。因不僅拆板不易,即拼板、調色,亦煞費工夫。惜印工太多,不能一一記其姓名。

  對此數冊之箋譜,不禁也略略有些悲喜和滄桑之感。自慰幸不辜負搜訪的勤勞,故記之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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