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演義的演化(13)|鄭振鐸

三國志演義的演化(13)

　　嘉靖本的刻者不刪落一首一句的許多似通非通的「史官」、「後人」的詩，而獨獨將周靜軒的詩全部刊落了，這實在是說不過去的一句話。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便已可知道周靜軒的詩乃是嘉靖本刻者所不及見，更是羅貫中原本所不能有的了。第二，還有一點，也可證知周詩為晚出。在羅氏原作中，並無特對曹操不滿，僅偶有一二處稱操為「奸雄」的。所謂「史官」、「後人」的詩中，更是並無一語直斥曹操為奸雄的。獨有周靜軒的詩，則凡寫到曹操處，便口口聲聲罵他是「奸雄」：

　　奸雄曹操並中原，社鼠城狐棄塞垣。
　　莫笑溫侯無決斷，丈夫多惑婦人言。

　　（二卷，《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夜深喜識故人容，疋馬來還寄舊蹤。

　　一念誤將良善戮，方知曹操是奸姦。（原文如此，「姦」應作「雄」。）

　　（一卷，《曹孟德謀殺董卓》）

　　十萬貔貅十萬心，一人號令眾難禁。
　　拔刀割發權為首，方見曹瞞詐術深。

　　（二卷，《曹操會兵擊袁術》）

　　曹操奸雄不可當，一時詭計中周郎。
　　蔡張賣主謀生計，誰料翻為劍下亡。

　　（五卷，《群英會瑜智蔣幹》）

　　這顯然是嘉靖時袁了凡諸人的《綱鑒》流行以後，人人皆知三國正統之有歸，與曹操罪惡的結果。第三，嘉靖本中所載「史官」、「後人」、「古人」、「宋賢」、「前賢」、「胡曾先生」、「邵康節」諸詩，共三百三十余首，萬曆諸本所載周靜軒詩凡七十一首。這些靜軒詩似乎是有意要補前人之缺，所以凡三百三十餘首詩詠到的地方，靜軒便不之及。（只有二處是例外：一，曹操敗走華容道處，靜軒別加一首：「山高月小水茫茫，追憶前朝暗慘傷。」二，關公為東吳所敗處，靜軒也別加一詩：「關公義勇孰能儔，難出東吳呂陸謀。」）這更顯然的可見周詩是出於嘉靖本之後，所以會避免重複，專詠「史官」、「後人」及「前賢」所未詠的關節所在。

　　周靜軒的詩，既不是嘉靖本所有，那末錄載周氏的詩的第一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何處何人的刊本呢？據今所知，靜軒詩的羼入《三國志通俗演義》，似始于萬曆十九年的周曰校刊本。但在萬曆二十年刊的余象烏本中，亦錄及靜軒的詩，則靜軒詩的被采入，似當更在周曰校本以前。明末刊本的《隋唐演義》中，也有靜軒的詩，如在第一卷中，有他的一首：

　　兵出成皋用火攻，指麾洛水笑談中。
　　濃雲撲面山川黑，烈焰飛來宇宙紅。
　　不智仁基誇勇力，故教李密有威風。
　　真勇驚破隋臣膽，此是攻城第一功。

　　周靜軒的生平，不可知。馬隅卿先生來信說：「頗疑是《杭州府志》中之周禮。仿佛禮字德恭，號靜軒。」此說尚可信。

　　此外，則大多數的詩，皆為一位詩人名麗泉的所作。又，在《殘唐五代傳》中，則大多數的詩皆為一位詩人名逸狂的所作。在《列國志傳》中，則大多數的詩皆為東屏先生及潛淵居士所作。「仰止余先生」，也寫得不少。所謂「仰止余先生」，蓋即刊行《按鑒批評三國志傳》的余象烏。由此種種事實，我們頗可得一個很有趣的懸想，即在那個時代（萬曆）的閩南，有一班的村學究們以訓蒙校書為業，與餘氏等等的書林，很有往來，便以書林為中心，校訂刊印了許多的「演義」、「志傳」。讀書人好名之心不能盡泯，便於校讀之余，高興的時候，寫了許多的詠史詩，按節插入正文之中，俾其名字得以附於所刊之書，傳於不朽。這些人中，或有已故先輩，原來作有詠史詩，為餘氏等人所采入的也難說。所謂周靜軒、逸狂、麗泉、東屏先生及潛淵居士等等皆為這一班人中的一個人物。而余氏兄弟們，有時便也自己寫幾首詩附插進去。所謂「仰止余先生」的詩，便是如此的發見於《列國志傳》之中的。余氏等書林的刊書，雖不敢任意增刪原文，然「插增」的工作卻是他們所優為、所慣作的。《水滸傳》既為他們「插增」了田虎、王慶二大段，則《三國志傳》之「插增」周靜軒先生詩，《列國志傳》之「插增」潛淵居士、東屏先生以及「仰止余先生」的詩，《隋唐演義》之麗泉詩，《殘唐五代傳》的逸狂詩等等，當然更有可能了。詩詞的「插增」，在一切的「插增」工作上實是最為容易的事，因為只要按段插入便完了，一點經營也不必費。以後閩中書賈，翻刻《三國志演義》時，因為餘本既有這些詩，便不肯，也不敢割捨了去，刊落了去。否則，便要表現自己刊本上是比人家的刊本少了一些東西了，這是大有影響於他們書籍的銷售的，這是坊賈們所不肯做的事。書賈們只知添些東西，放進他們所刊的書中，而不敢刪落什麼，其原因大約必在於此。所以一個出版家刊印的《三國志演義》有插圖，諸家便也有插圖。一家有批評，他家便皆有批評。甚且特別抬出一個大名家來以相淩壓。於是你一家是李卓吾批評的，他家的注評便也不得不抬出李卓吾來了。一家既多了音注圈點，他家也不能不照樣的辦。一家插增了周靜軒的詩，他家便也不能不有。象鄭以禎本，便是一本集諸本之大成的東西。而余象烏本便是一本勇於「自我作古」的一個傑出的坊本。雖然我們還沒有見到餘家所刊的《列國志傳》、《殘唐五代》、《隋唐演義》諸書，以證實我的這個懸想，然而這個懸想卻並不是什麼幻想，實在是很有證實的可能性的。

　　以上五點，皆是萬曆以後出現的諸本，與嘉靖本面目上有所不同的所在。然其不同，究竟不過在面目上而已，內容實在是一無差別。嘉靖本假定是羅貫中氏的原本的話，則羅氏原本的文字直到明末，還未有人敢加以更動、刪落或放大的了；——只除了插增些詠史詩及批註進去。所謂李卓吾氏的批評，雖有時不客氣的直指原本的不合理處而加以譏彈，然也不過僅僅指示出來而已，對於原文並不曾擅加刪改。書坊們的能事，原來是僅在於「插增」而不敢擔當什麼潤飾、放大、刊落的重任。其敢大大的改動原文，或放大，或刊落，或潤飾的，卻是需要比較有膽識，有眼光，有筆墨的文人學士們了。《三國志平話》一變而為《三國志通俗演義》，這一個非同小可的進步，卻是出之于一位文士羅貫中氏之手。現在這本羅氏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如果要有所進展，有所改進，便也非求之于一位文人學士不可了。在清代的初期，張采（即金聖歎）的影響彌漫于全個批評界上，而刪改古書之習已成了風尚之時，果然出來了一位文士，又將羅氏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一變而成為《第一才子書》。自《第一才子書》出，於是羅氏原本的真相不再為讀者所知者幾三百年。其情形，正如羅氏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出而《三國志平話》便為之潛蹤匿跡一樣。這位文士是誰呢？便是張采的跟從者毛宗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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