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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演義的演化(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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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本的刻者不刪落一首一句的許多似通非通的「史官」、「後人」的詩,而獨獨將周靜軒的詩全部刊落了,這實在是說不過去的一句話。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便已可知道周靜軒的詩乃是嘉靖本刻者所不及見,更是羅貫中原本所不能有的了。第二,還有一點,也可證知周詩為晚出。在羅氏原作中,並無特對曹操不滿,僅偶有一二處稱操為「奸雄」的。所謂「史官」、「後人」的詩中,更是並無一語直斥曹操為奸雄的。獨有周靜軒的詩,則凡寫到曹操處,便口口聲聲罵他是「奸雄」: 奸雄曹操並中原,社鼠城狐棄塞垣。 莫笑溫侯無決斷,丈夫多惑婦人言。 (二卷,《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夜深喜識故人容,疋馬來還寄舊蹤。 一念誤將良善戮,方知曹操是奸姦。(原文如此,「姦」應作「雄」。) (一卷,《曹孟德謀殺董卓》) 十萬貔貅十萬心,一人號令眾難禁。 拔刀割發權為首,方見曹瞞詐術深。 (二卷,《曹操會兵擊袁術》) 曹操奸雄不可當,一時詭計中周郎。 蔡張賣主謀生計,誰料翻為劍下亡。 (五卷,《群英會瑜智蔣幹》) 這顯然是嘉靖時袁了凡諸人的《綱鑒》流行以後,人人皆知三國正統之有歸,與曹操罪惡的結果。第三,嘉靖本中所載「史官」、「後人」、「古人」、「宋賢」、「前賢」、「胡曾先生」、「邵康節」諸詩,共三百三十余首,萬曆諸本所載周靜軒詩凡七十一首。這些靜軒詩似乎是有意要補前人之缺,所以凡三百三十餘首詩詠到的地方,靜軒便不之及。(只有二處是例外:一,曹操敗走華容道處,靜軒別加一首:「山高月小水茫茫,追憶前朝暗慘傷。」二,關公為東吳所敗處,靜軒也別加一詩:「關公義勇孰能儔,難出東吳呂陸謀。」)這更顯然的可見周詩是出於嘉靖本之後,所以會避免重複,專詠「史官」、「後人」及「前賢」所未詠的關節所在。 周靜軒的詩,既不是嘉靖本所有,那末錄載周氏的詩的第一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何處何人的刊本呢?據今所知,靜軒詩的羼入《三國志通俗演義》,似始于萬曆十九年的周曰校刊本。但在萬曆二十年刊的余象烏本中,亦錄及靜軒的詩,則靜軒詩的被采入,似當更在周曰校本以前。明末刊本的《隋唐演義》中,也有靜軒的詩,如在第一卷中,有他的一首: 兵出成皋用火攻,指麾洛水笑談中。 濃雲撲面山川黑,烈焰飛來宇宙紅。 不智仁基誇勇力,故教李密有威風。 真勇驚破隋臣膽,此是攻城第一功。 周靜軒的生平,不可知。馬隅卿先生來信說:「頗疑是《杭州府志》中之周禮。仿佛禮字德恭,號靜軒。」此說尚可信。 此外,則大多數的詩,皆為一位詩人名麗泉的所作。又,在《殘唐五代傳》中,則大多數的詩皆為一位詩人名逸狂的所作。在《列國志傳》中,則大多數的詩皆為東屏先生及潛淵居士所作。「仰止余先生」,也寫得不少。所謂「仰止余先生」,蓋即刊行《按鑒批評三國志傳》的余象烏。由此種種事實,我們頗可得一個很有趣的懸想,即在那個時代(萬曆)的閩南,有一班的村學究們以訓蒙校書為業,與餘氏等等的書林,很有往來,便以書林為中心,校訂刊印了許多的「演義」、「志傳」。讀書人好名之心不能盡泯,便於校讀之余,高興的時候,寫了許多的詠史詩,按節插入正文之中,俾其名字得以附於所刊之書,傳於不朽。這些人中,或有已故先輩,原來作有詠史詩,為餘氏等人所采入的也難說。所謂周靜軒、逸狂、麗泉、東屏先生及潛淵居士等等皆為這一班人中的一個人物。而余氏兄弟們,有時便也自己寫幾首詩附插進去。所謂「仰止余先生」的詩,便是如此的發見於《列國志傳》之中的。余氏等書林的刊書,雖不敢任意增刪原文,然「插增」的工作卻是他們所優為、所慣作的。《水滸傳》既為他們「插增」了田虎、王慶二大段,則《三國志傳》之「插增」周靜軒先生詩,《列國志傳》之「插增」潛淵居士、東屏先生以及「仰止余先生」的詩,《隋唐演義》之麗泉詩,《殘唐五代傳》的逸狂詩等等,當然更有可能了。詩詞的「插增」,在一切的「插增」工作上實是最為容易的事,因為只要按段插入便完了,一點經營也不必費。以後閩中書賈,翻刻《三國志演義》時,因為餘本既有這些詩,便不肯,也不敢割捨了去,刊落了去。否則,便要表現自己刊本上是比人家的刊本少了一些東西了,這是大有影響於他們書籍的銷售的,這是坊賈們所不肯做的事。書賈們只知添些東西,放進他們所刊的書中,而不敢刪落什麼,其原因大約必在於此。所以一個出版家刊印的《三國志演義》有插圖,諸家便也有插圖。一家有批評,他家便皆有批評。甚且特別抬出一個大名家來以相淩壓。於是你一家是李卓吾批評的,他家的注評便也不得不抬出李卓吾來了。一家既多了音注圈點,他家也不能不照樣的辦。一家插增了周靜軒的詩,他家便也不能不有。象鄭以禎本,便是一本集諸本之大成的東西。而余象烏本便是一本勇於「自我作古」的一個傑出的坊本。雖然我們還沒有見到餘家所刊的《列國志傳》、《殘唐五代》、《隋唐演義》諸書,以證實我的這個懸想,然而這個懸想卻並不是什麼幻想,實在是很有證實的可能性的。 以上五點,皆是萬曆以後出現的諸本,與嘉靖本面目上有所不同的所在。然其不同,究竟不過在面目上而已,內容實在是一無差別。嘉靖本假定是羅貫中氏的原本的話,則羅氏原本的文字直到明末,還未有人敢加以更動、刪落或放大的了;——只除了插增些詠史詩及批註進去。所謂李卓吾氏的批評,雖有時不客氣的直指原本的不合理處而加以譏彈,然也不過僅僅指示出來而已,對於原文並不曾擅加刪改。書坊們的能事,原來是僅在於「插增」而不敢擔當什麼潤飾、放大、刊落的重任。其敢大大的改動原文,或放大,或刊落,或潤飾的,卻是需要比較有膽識,有眼光,有筆墨的文人學士們了。《三國志平話》一變而為《三國志通俗演義》,這一個非同小可的進步,卻是出之于一位文士羅貫中氏之手。現在這本羅氏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如果要有所進展,有所改進,便也非求之于一位文人學士不可了。在清代的初期,張采(即金聖歎)的影響彌漫于全個批評界上,而刪改古書之習已成了風尚之時,果然出來了一位文士,又將羅氏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一變而成為《第一才子書》。自《第一才子書》出,於是羅氏原本的真相不再為讀者所知者幾三百年。其情形,正如羅氏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出而《三國志平話》便為之潛蹤匿跡一樣。這位文士是誰呢?便是張采的跟從者毛宗崗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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