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演義的演化(2)|鄭振鐸

三國志演義的演化(2)

　　二

　　三國歷史之成為通俗的故事，恐怕是很早很早的事，也許還遠在《五代史平話》的構成之前。唐李商隱《驕兒詩》有云：「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則當唐時已以三國人物作為笑謔之資。在唐末時，通俗小說，當已很流行於世。說書的風氣，早已由印度傳入。一面「變文」體的伍子胥故事等成了世人所好，一面類似說書體的《唐太宗入冥記》等當然也博得群眾的歡迎。那末佳妙的天然講材，三國的歷史，當然有很快的便成為說書人的專業或至少是所說的講題之一的可能。蘇軾在他的《志林》上說道：「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志林》卷六）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上也以為「說三分」有了專家。可見在北宋時代，三國故事，已成為極流行的一種講史了。但北宋的三國志話本之類的作品我們卻已不能見得到了。我們所能見到的第一個三國志話本乃是元至治間新安虞氏所刊的五種「全相平話」之中的一種，《全相平話三國志》。金華蔣大器（庸愚子）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序上說：「前代嘗以野史，作為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蔣氏所見的「評話」，或者是一種極古的本子，或者即為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平話三國志》。虞氏刊的《三國志平話》，老實說，也真足以當「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的批評。我們猜想，蔣氏之言，十有七八是指著這個元刊本《三國志平話》而發的。

　　但「虞氏新刊」的《三國志平話》果是他自己的「新作」呢，還是因襲、改訂或廓大了的舊作？三國故事的流傳既是有了那末悠久的歷史，「三國志的話本」又頗有很早產生的可能。且我們既有了宋人傳下的《五代史平話》，難保同時不有一種宋本的《三國志平話》。所以虞氏所刊的《三國志平話》很有以一種舊作為藍本的可能。我們並不說她是翻刻，一則因虞氏既自說是「新刊」，當然不會是完全鈔襲舊文；再則，虞氏刊的三國，與宋人傳本的《五代史平話》，其氣韻與結構之間，實迥乎不同，辭語的寫作也完全歧異。在取材一方面，更足以見出他們不是一條道路上的夥伴。《五代史平話》似出於通人之手，採用俚俗之說，極為小心，且不大敢十分大膽的超出於歷史的真實的範圍之外。虞氏刊的《三國志平話》則完全不同。她的取材是十分任意的。歷史只有三分，采之傳說和作者自己的想像的創作倒有七分。所謂「滿紙荒唐言」者是也。且白字連篇，文法也不全不備，人名也音似而實非，種種都足以見出她是由民間的說話人的手筆之下寫成了的。

　　想像中的宋人相傳的三國志話本既不可得見，則最早的《三國志平話》的傳本，便要算是這部「虞氏新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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