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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先生(7)


  五

  最後,我們還應該提到他在文學上的成功。我在上文已經說起過,他是一位最好的新聞記者。日報上的時論未必可存,新聞記者的文章,夠得上文學史的齒及的也很不多見。然而最好的新聞記者,卻往往同時是一位上等的文學者;象愛迭生(Addison),象麥考萊(Macaulay),象威爾斯(H. G. Wells)諸人都是這樣。梁任公先生當然也是這種少數的新聞記者中的一位。梁氏在他的《飲冰室文集》第一次出版時,曾有一序,很謙抑的說起象他那樣的時論是不足存的。他說道,「吾輩之為文,豈其欲藏之名山,俟諸百世之後也,應於時勢,發其胸中所欲言。然時勢逝而不留者也,轉瞬之間悉為當狗。況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轉巨石于危崖,變異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變率,視前此一世紀猶或過之,故今之為文,只能以被之報章,供一歲數月之遒鐸而已。過其時則以覆瓿焉可也。」然他雖是這樣的自謙,他的散文卻很有可存的價值;時代過去了,他所討論的問題已不成問題了。然而他的《變法通議》諸作至今讀之,似還有一種動人的魔力。這便是他的散文可存的一個要證。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上對於他自己的文字,也有一段很公平的批判: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一百四十二頁)

  他的散文,平心論之,當然不是晶瑩無疵的珠玉,當然不是最高貴的美文,卻另自有他的價值。最大的價值,在於他能以他的「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的作風,打倒了所謂懨懨無生氣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體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們都能肆筆自如,暢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與格調的拘束;可以說是前幾年的文體改革的先導。在這一方面,他的功績是可以與他的在近來學術界上所造的成績同科的。黃遵憲在詩歌方面,曾做著這種同樣的解放的工作,然梁氏的影響似為更大,這因散文的勢力較詩歌為更大之故。至於他的散文的本身,卻是時有蕪句累語的;他的魔力足以迷惑少年人,一過了少年期,卻未免要覺得他的文有些淺率。他批評龔自珍的文說,「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這種考語,許多批評者也曾給過梁氏他自己。

  梁氏所作,以散文為主,詩歌不很多;連詞、曲、傳奇總計之,尚不及一冊。他根本上不是一位詩人。然他的詩歌也自具有一種矯俊不屈之姿,也自具有一種奔放浩莽,波濤翻湧的氣勢,與他的散文有同調。他喜歡放翁的詩,稼軒的詞,而他的詩詞也實際的很受他們的影響。姑舉一首《志未酬》為例:

  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志亦無儘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眾生苦惱不斷如亂絲,吾之悲憫亦不斷如亂絲。登高山複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雖成少許,不敢自輕,不有少許兮,多許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遠兮,其孰能無感于餘情。籲嗟乎,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吾志已酬便無志。

  本文以此詩為結束,並不是偶然的;「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這兩句詩已足夠批評梁氏的一生了。

  一九二九年二月作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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