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5)|鄭振鐸

梁任公先生(5)

　　三

　　每個人都有自知之明；然真能深知灼見他自己的病根與缺點與好處之所在的，卻不很多。每個人都能夠於某一個時候坦白披露他自己的病根，他自己的缺點，他自己的好處；然真能將自己的病根與缺點與好處分析得很正確，很明白，而昭示大眾，一無隱諱的，卻更不多。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真能深知灼見他自己的病根與缺點與好處的，便是一位真能將他自己的病根與缺點與好處分析得很正確，很明白，而昭示大眾，一無隱諱的。世人對於梁任公先生毀譽不一；然有誰人曾將梁任公罵得比他自己所罵的更透澈、更中的的麼？有誰人曾將梁任公恭維得比他自己所恭維的更得體，更恰當的麼？一部傳記的最好材料是傳中人物的自己的記載，同此，一篇批評的最好材料，也便是被批評者對於他自己的批評。這句話，在別一方面或未能完全適合，然論到梁任公，卻是再恰當也沒有的了。

　　梁任公最為人所恭維的——或者可以說，最為人所詬病的——一點是「善變」。無論在學問上，在政治活動上，在文學的作風上都是如此。他在很早的時候曾著一篇《善變之豪傑》（見《飲冰室自由書》），其中有幾句話道：「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他又有一句常常自誦的名語，是「不惜以今日之吾與昨日之吾宣戰」。我們看他，在政治上則初而保皇，繼而與袁世凱合作，繼而又反抗袁氏，為擁護共和政體而戰，繼而又反抗張勳，反抗清室的復辟；由保皇而至於反對復辟，恰恰是一個敵面，然而梁氏在六七年間，主張卻已不同至此。這難道便是如許多人所詬病於他的「反覆無常」麼？我們看他，在學問上則初而沈浸於詞章訓詁，繼而從事於今文運動，說偽經，談改制，繼而又反對康有為氏的保教尊孔的主張，繼而又從事於介紹的工作，繼而又從事於舊有學說的整理；由主張孔子改制而至於反對孔教，又恰恰是一個對面，然而梁氏卻不惜於十多年間一反其本來的見解。這不又是世人所譏誚他的「心無定見」麼？然而我們當明白他，他之所以「屢變」者，無不有他的最強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見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頑執不變，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他如不變，則他對於中國的供獻與勞績也許要等於零了。他的最偉大處，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他的「變」，並不是變他的宗旨，變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並未變動的；他所變者不過方法而已，不過「隨時與境而變」，又隨他「腦識之發達而變」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愛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凡有利於國的事，凡有益於國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屢變」，而躬自為之，躬自倡導著。惟其愛的是國，所以他生平「最愛平和憚破壞」（《盾鼻集·在軍中敬告國人》）。所以他在辛亥時代則怕因變更國體之故而引起劇戰，在民國元二年之交，則又「懼邦本之屢搖，憂民力之徒耗」而不惜與袁世凱合作。惟其愛的是國，所以他不忍國體屢更，授野心家以機會，所以他兩次為共和而戰，護國體，即所以護國家。惟其愛的是國，所以他竭力的說明保國與保教的不同，而力與他自己前幾年的主張相戰。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的前面，有過一段小引：

　　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為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

　　以梁氏思想與主張之屢變而致此譏誚的，我也不知道他們的思想到底是「進步乎，抑退步乎？」

　　梁氏是一位感覺最靈敏的人，是一位感情最豐富的人，所以四周環境裡一有顯著的變動，他便起而迎之，起而感應之。這又是他的「善變」的原因之一。例如，一件極小的事，前幾年的「人生觀與科學」的論戰，他的朋輩有一部分加入，他便也不由自主的而捲入這個爭論的漩渦中。前幾年有幾個人在開列著國學書目，在研究著墨子、戴東原、屈原、印度哲學，他便也立刻的引起了他所久已放棄了的研究這些題目的興致。

　　梁氏又是一位極能服善的人，他並不謬執他自己的成見；他可以完全拋棄了他自己的主張，而改從別人的。這大約又是他的「善變」的原因之一。他本治戴段王考證，及見康有為，則「盡棄所學而學焉」。到了日本之後，他見到日本人的著作，則又傾向於他們而竭力的去汲引了他們過來。當他中年以後，國語文的採用，成了必然的趨勢。雖然一般頑執者竭全力以反對之，他卻立刻便採用國語文以寫他的文章，一點也不吝惜的舍去了他的政論式（或策論的，或《新民叢報》式的），已成為一大派別的文體。這可見他的精神是如何的博大，他的見解如何的不粘著。

　　梁氏還有一個好處或缺點——大多數人卻以為這是他的最可詬病之缺點——便是「急於用世」，換一句話，說得不好聽一點，便是「熱中」。他在未受到政治上的種種大刺激之前，始終是一位政治家，雖然他曉得自己的短處，說是不適宜於做政治活動。然在七年十二月之前，那一個時候不在做著政治的活動，不在過著政治家的生涯。戊戌不必說，民元二年不必說，民五六七年不必說，即在留居日本的時候，辦《清議報》，辦《新民叢報》，辦《國風報》，還不都在做著政治活動麼？到澳洲，到美洲，到菲律賓，還不都在做著政治活動麼？即民七的到歐洲去，還不帶有一點政治的意味麼？《新民叢報》時代，論學之作雖多，然其全力仍注意在政治上。他自己有一段話最足以表現他的政治生涯的裡面：

　　吾二十年來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自距今一年前，雖未嘗一日立乎人之本朝。然與國中政治關係，殆未嘗一日斷。吾喜搖筆弄舌，有所論議。國人不知其不肖，往往有樂傾聽之者。吾問學既譾薄，不能發為有統系的理想，為國民學術辟一蹊徑。吾更事又淺，且去國久，而與實際之社會閡隔，更不能參稽引中，以供凡百社會事業之資料。惟好攘臂扼腕以譚政治。政治譚以外，雖非無言論，然匣劍帷燈，意固有所屬，凡歸於政治而已。吾亦嘗欲借言論以造成一種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則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吾今後所以報國者》）

　　惟其對於政治這樣的「熱中」，所以他一有機會，便想出來做一點事，為國家做一點事。政治上的活動人物，有兩種不同之型式，一種是革命者，一種是改良者。革命者有他的政綱，有他的主義，他是要徹底改革的，他是要徹底建設的。改良者則不然，他不見得有具體的政綱，不見得有一成不變的主義，他不想破壞現狀，他沒有打倒了一個舊的，創出一個新的之雄心，他只欲在現狀之下，使他儘量的改良，儘量的做一點好事。非萬不得已，他決不肯去推翻已成的勢力。因為他相信有所憑藉而做事，每是犧牲最少而成功最易的。梁任公便徹頭徹尾是這樣的一位改良派的政治家。傳說中的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古傳中的孔子，一日不得其君，則惶惶然若不可終日，皆是這個型式中的人物。梁氏既是一位改良者，所以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便反對革命而主張君主立憲；在袁世凱未露逆謀之前，便始終以為他還是可以與之為善的；在段祺瑞最無忌憚的時代，便也未覺得他是絕望了的。總之，他是竭力欲出來做一點好事的。現狀的能否根本推倒原是很邈茫的，所以還是就現狀之下，而力謀補助，力求改良，力求做一點好事，即僅僅是一點也是好的。象這樣的「熱中」下去，當然未免有「不擇人而友」之譏。然而他的心卻是熱烈的，卻是光明的，卻是為國的；即在與最不堪為伍的人為伍著時，我們也還該原諒他幾分。比之一事不做的處士，貪污壞事的官吏，其善不肖為何如。何況梁氏也曾兩次的放下了他的改良者的面目，為正義自由，為國體人格而戰，已足一洗其政治上的溫情主義者或容忍主義者之恥呢！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