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4)|鄭振鐸

梁任公先生(4)

　　第三期是「復辟戰役」時代。當歐戰正酣時，中國嚴守中立，不表示左右袒的態度，雖日本在山東佔領了好幾個地方，以攻青島，我們也只是如在日俄戰爭時代一樣的置之不見不聞。到了後來，德國厲行潛水艇海上封鎖政策，美國首先提出抗議。中國的抗議也繼之而提出。德國方面卻置之不理。於是中國便進一步而與德奧絕交，協約國極力勸誘中國也加入戰團。梁氏承認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可以增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並可以收回種種已失的權利，便極力的鼓吹對於德奧宣戰。他在大戰的初期，著《歐洲大戰史論》及《歐戰蠡測》之時，雖預測德國的必勝，然在這個時候，他已漸漸的瞧透德奧兵力衰竭的情形了。在這個時候，黎元洪與段祺瑞已表示出明顯的政爭情態。實際上是總統與總理的權限之爭，表面上卻借了參戰問題，做政爭的工具，段氏主張參戰，黎氏則反對參戰。梁氏因段氏的主張與他自己的相投合，便自然的傾向到段氏一方面去。不幸這次的政爭愈演愈烈；參戰問題始終不能解決，而內政問題卻因黎氏的決然免去段職之故而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波瀾。

　　段氏免職之後，繼之而有督軍團的會議，而有各省脫離中央的宣告，而有張勳統兵五千入北京，任調停之舉。這個「調停軍」的內幕，卻將黎段兩方都蒙蔽了。原來，張勳此來，系受了康有為諸人的慫恿，有擁宣統復辟之意。黎氏固不及覺察，即段氏也不甚明白。直至張勳到了天津，復辟的空氣十分濃厚。他們才十分的驚惶。於是梁氏與熊希齡急急的欲謀補救，宣統復辟於六年七月初成事實。梁氏乃極力的遊說段祺瑞，要他就近起來反抗。馬廠誓師的壯舉，一半是梁氏所慫恿的。梁氏自己也於七月一日發表了一篇反對復辟的通電，持著極顯白的反抗態度。他陳說變更國體的利害，十分的懇切動人，較他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尤為直捷痛切。他說：「苟非各界各派之人，鹹有覺悟，洗心革面，則雖歲更國體，而於政治之改良何與者。若曰建帝號則政自肅，則清季政象何若，我國民應未健忘。今日蔽罪共和，過去罪將焉蔽。況前此承守成餘蔭，雖委裘猶可苟安，今則師悍士狡，挾天子以令諸侯。謂此而可以善政，則莽卓之朝，應成那治。似斯持論，毋乃欺天！」這些話，都足以直攻復辟論者的中心而使之受傷致命的。梁氏又說：「啟超一介書生，手無寸鐵，舍口誅筆伐外，何能為役。且明知樊籠之下，言出禍隨，徒以義之所在，不能有所憚而安於緘默。抑天下固多風骨之士，必安見不有聞吾言而興者也。」然這事不必望之於他人，他自己便已投筆而興了，他自己已不徒實行著口誅筆伐，而且躬與於「討伐」之役了。這時，他與康有為已立於正面的對敵地位。自戊戌以後，梁氏與康氏便已貌合神離，為了孔教問題，也曾明顯的爭鬥過。而這次卻第二次為了政治問題而破臉了。梁氏自己相信他始終是一位政論家，不適宜於做政治上的實際活動。他非到於萬不得已的時候，決不肯放下政論家的面目而從事于政治家的活動。這一次，與護法戰役之時相同，都是使他忍不住不出來活動的。他帶著滿腔的義憤，與段祺瑞會見於天津；他說動了段氏，舉兵入北平。在這時，似乎也只有段氏一個人比較的可以信託。其他的督軍軍人們都是首鼠兩端的。段氏的崛起，使張勳減少了不少的隨從。段氏便很快的得到了成功，撲滅了以張勳、康有為為中心的清帝復辟運動。張康等皆逃入使館區域。梁氏在政治上的成功這是第二次。他對於共和政體的擁護，這也是第二次。

　　段氏複任總理，黎氏退職，由副總統馮國璋就大總統任。段氏既複在位，對德奧宣戰，便於那一年的八月十四日實行。梁氏這次並不曾于功成後高蹈而去。他做了段內閣的財政總長（一九一七）。他很想發展他的關於財政上的抱負，然而在當時的局面之下卻不容他有什麼主張可以見之實施。不久，他便去職。經過這一次的打擊之後，他的七年來的政治生涯便真的告了一個終結。自此以後，他便永不曾再度過實際上的政治生活。自此以後，即自戊午（一九一八）冬直到他的死。便入於他的第二期的著述時代。

　　第二期的著述時代綿亙了十一年之久。這個時代，開始于他的歐遊。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和會開始。抱世界和平的希望的人很多，梁氏也是其一。他既倦於政治生涯，便決意要到歐洲去考察戰後的情形。他於民國七年十二月由上海乘輪動身。他自己說：「我們出遊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點學問，而且看看這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怎樣收場，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為正在做正義人道的外交夢。以為這次和會，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係根本改造立個永久和平的基礎，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的冤苦，向世界輿論伸訴伸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梁任公近著第一輯》卷上七十三頁）在船上，他本著第二個目的，曾做兩三篇文章，為中國鼓吹，其中有一篇是《世界和平與中國》，表示中國國民對於和平會議的希望。後來譯印英法文，散佈了好幾千本。他在歐洲，到過倫敦，巴黎，到過西歐戰場，到過意大利，瑞士，還到過為歐戰導火線之一的亞爾莎士，洛林兩州。這一次的旅行，經過了一年多。民國九年春天歸國，他自己曾說起對於此行的失望，第一是外交完全失望了，他的出國的第二個目的，最重大的目的，已不能圓滿達到；第二是他「自己學問，匆匆過了整年，一點沒有長進。」在這一年中，真的，他除了未完篇的《歐遊心影錄》之外，別的東西一點也沒有寫；而到了回國以後所著作，所講述的仍是十幾年前《新民叢報》時代，或第一期的著述時代所注意，所探究的東西，一點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產生。此可見他所自述的一年以來「一點沒有長進」，並不是很謙虛的話。

　　然他回國以後所講述，所著作的東西，題材雖未軼出十幾年前《新民叢報》時代所探討的，在內容上與文字、體裁上卻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了：第一，他如今所研究的較前深入，較前專門；已入於謹慎的細針密縫的專門學者的著作時期，而非複如從前那末樣的粗枝大葉，一往無前的少年氣盛的態度了。所以《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的一篇長文，在當時可以二三個月的時間寫成之者，如今則不能不慎重的從事；經過了好幾年的工夫，還只成了《清代學術概論》的一部（即《中國學術史第五種》），《中國佛教史》（《學術史第三種》）則已半成而又棄去。他自己雖說「欲以一年內成此五部」（《清代學術概論》第二自序），然其他幾部卻始終不曾出現。其他著作也均有這樣的謹慎態度。第二，他的文字已歸於恬淡平易，不復如前之浩浩莽莽，有排山倒海的氣勢，窒人呼吸的電感力了。讀《新民叢報》的文字，我們至今還要感到一種興奮，讀近年來的梁氏文字，則如讀一般的醇正的論學文字，其所重在內容而不在辭章。第三，他的文章體裁也與從前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從前他是用最淺顯流暢的文言文，自創一格的政論式的文言文，來寫他的一切著作的，在這個時代，他卻用當代流行的國語文，來寫他的著作了。此可見梁氏始終是一位腳力輕健的壯漢，始終能隨了時代而走的。

　　但很有些人卻說梁任公此後文字的不能動人，完全是因為他拋棄了他所自創的風格而去採用了不適宜於他應用的國語文之故。這當然是一種很可笑的無根的見解。以梁氏近七八年來的態度與見解，而欲其更波翻雲湧的寫出前十七八年的《新民叢報》時代的論文，怎麼還會可能的呢？且第二期的著述時代的作品也不盡是以國語文寫成的。溪水之自山谷陡降也，氣勢雄健，一往無前，波跳浪湧，水聲雷轟，一切山石懸岩，皆只足助其壯威，而不足以阻其前進；及其流到了平原之地，則聲息流平，舒徐婉曲，再也不會有從前那末樣的怒叫奔騰了。這便是年齡，便是時代，便是他本人的著作態度，使梁氏的文字日就舒徐婉曲的，並沒有什麼別樣的理由。

　　他從歐洲歸後，至民國十一年雙十節前，所著述的約有一百萬字。他自己曾在《梁任公近著第一輯》的序上統計過：「已印布者，有《清代學術概論》約五萬言，《墨子學案》約六萬言，《墨經校釋》約四萬言，《中國歷史研究法》約十萬言，《大乘起信論考證》約三萬言。又三次所輯講演集約共十余萬言。其餘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示的情感》約五萬言，《國文教學法》約三萬言，《孔子學案》約四萬言，又《國學小史稿》，及《中國佛教史稿》全部棄卻者各約四萬言，其餘曾經登載各日報及雜誌之文，約三十余萬言，輒輯為此論，都合不滿百萬言，兩年有半之精神，盡在是矣。」

　　此時以後的著作，則有《陶淵明》（單行）、《戴東原先生傳》、《戴東原哲學》、《人生觀與科學》、《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說方志》、《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等等。尚有《中國文化史》的未定稿一篇、《社會組織篇》，亦已印行。

　　綜觀這個「第三著述時代」的梁氏的著作，其研究的中心有四。第一，是對於佛教的研究。這是他將十幾年前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中，關於佛教的一部分放大了的。他的《中國佛教史》雖未完成，然已有好幾篇很可觀的論文告畢的了；如在庚申（一九二〇）所寫的《佛教之初輸入》、《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佛教與西域》、《印度史跡與佛教之關係》、《佛典之翻譯》、《翻譯文學與佛典》等皆是；其所著意乃在於「佛教的輸入」史一部分。在這部分上，他的研究確是很深邃的，其材料也大都是他辛苦收集得來的。與前十幾年之稗販日本人的研究結果的文字完全不同。第二年（一九二一），他在南京東南大學講演，同時又到支那內學院，研究佛教經典。《大乘起信論考證》即作於是年。壬戌（一九二二），又寫了一篇《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的關係》，可以說是研究佛教的餘波。

　　第二，是對於先秦諸子的研究。這也是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中關於先秦思想的一部分放大了的。然其研究的面目，與前也已十分的不同。庚申（一九二〇）年寫成的有《老子哲學》、《墨子年代考》、《墨經校釋》等，第二年（辛酉）又寫成《墨子學案》一書。梁氏對於《墨子》本來研究得很深，從前有過一部《墨學微》出版。這一次的研究，則「與少作全異其內容」。《先秦政治思想史》則出版於壬戌年。

　　第三，是對於清代學術思想的研究。這也是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一文中關於清代學術的一部分加以放大的。在這一方面，他自己說：「余今日之根本觀念，與十八年前無大異同，惟局部的觀察，今視昔似較為精密。且當時多有為而發之言，其結論往往流於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舊文者什一二而已。」（《清代學術概論》自序）《清代學術概論》出版于庚申，是他對於清代學術的有系統的一篇長論，但多泛論，沒有什麼深刻的研究的結果。獨有對於康有為及他自己今文運動的批評，卻是很足以耐人尋味的。此外對於戴東原的研究也是他的一個專心研究的題目。《戴東原先生傳》、《戴東原哲學》、《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皆作於癸亥），都是他研究的結果。又有《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甲子）及《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癸亥）亦可歸入這一類。

　　第四，是對於歷史的研究。這又是將十幾年前他所作的《新史學》等文放大的。關於這一方面，所作有《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甲子），《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壬戌），《歷史統計學》（壬戌），《中國歷史研究法》（壬戌），《說方志》（甲子）等。《中國歷史研究法》是他的《中國文化史稿》的第一篇。他的《中國文化史》，其規模較他的《中國學術史》為尤大。除此作外，尚成有一部《社會組織篇》，惟未公開發表。

　　這些都是與他十幾年前的研究有很密切的關係的。所以我們可以說第二期著述時代的梁任公作品，都不過是第一期著述時代的研究的加深與放大而已。但也有一部分軼出於這個範圍之外；一是幾篇關於人生觀與科學（癸亥）的論文，二是幾篇對於中國詩歌的研究，如《屈原研究》、《情聖杜甫》、《陶淵明》、《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皆作於壬戌）等等。他的關於時事論文，這時所作很少。真可以說是實踐他前幾年在《吾今後所以報國者》一文中所說的「吾自今以往，不願更多為政譚。非厭倦也，難之，故慎之也。政譚且不願多作，則政團更何有」而未能實踐的話。

　　他在卒前的二三年，雖仍在清華學校講學不輟，然長篇巨著的發表已絕少。最後的幾年，可以說是他生平最銷沉的時代。這一半是因為他的夫人李氏在民國十六年得病而死，他心裡很不高興，一半也因為他自己有病，雖曾到北平的一家醫院裡割去過一隻內腎，而病仍未痊癒，最後還是因此病死去。他自己說：

　　我今年受環境的酷待，情緒十分無理。我的夫人從燈節起，臥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極人間未有之痛苦，自初發時，醫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來，耳所觸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兒女的涕淚。喪事初了，愛子遠行，中間還夾著群盜相噬，變亂如麻，風雪蔽天，生人道盡。塊然獨坐，幾不知人間何世。哎，哀樂之感，凡在有情，其誰能免。平日意態活潑興會淋漓的我，這會嗒然氣盡了。（《痛苦中的一點小玩意兒》）

　　以後幾年，他的意緒似還未十分的恢復。但他究竟是一位強者，雖在這種「嗒然氣盡」的環境，仍還努力的工作著。他在病中還講學，還看書，還著書。臨死前的數月，專以詞曲自遣。擬撰一部《辛稼軒年譜》，在醫院中還托人去搜覓關於辛稼軒的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書數種，便狂喜攜書出院，仍繼續他的《辛稼軒年譜》的工作。然他的病軀已不能再支持下去了。今年一月十九日，梁氏便卒于北平醫院裡。《辛稼軒年譜》成了他的未完工的一部最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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