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3)|鄭振鐸

梁任公先生(3)

　　第四方面，是研究政治上經濟上的各種實際的問題。在這個時候，梁氏的政論，已不僅是宣傳鼓吹自己的主張，或攻擊，推翻古舊的制度而已，這樣的時代，即著《變法通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現在是要討論實際上的種種問題以供給所謂「建設時代」的參考了。所以他一方面介紹各國的實例，一方面討論本國的當前問題。在這些問題中，關於政治的，以憲法問題為中心，關於經濟的，以貨幣，國債問題為中心。這些問題，都是那個時代的舉國人民所要著眼的問題。關於前者，他著有《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壬寅），《外官制私議》（庚戌），《立憲法議》（庚子），《論立法權》（壬寅），《責任內閣釋義》（辛亥），《憲政淺說》（庚戌），《中國國會制度私議》（庚戌）及《各國憲法異同論》（己亥）諸作。關於後者，他著有《中國國債史》（甲辰），《中國貨幣問題》（甲辰），《外資輸入問題》（甲辰），《改鹽法議》（庚戌），《幣制條議》（庚戌），《外債平議》（庚戌）諸作。

　　第五方面，是對於歷史著作的努力。梁氏的事業，除了政論家外，便始終是一位歷史家。他的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研究也完全是站在歷史家的立場上的。他一方面攻擊舊式歷史的紕繆可笑，將歷來所謂「史學」上所最聚訟的問題，如「正統」，如「書法」等等，皆一切推翻之，抹煞之，以為不成問題。他以為：所謂歷史，不是一姓史，個人史，也不僅僅是鋪敘故實的點鬼簿，地理志而已；歷史乃是活潑潑的，乃是「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乃是供「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世之用也。」在這一方面，他著有《新史學》（壬寅），《中國史敘論》（辛醜）等。他又在第二方面，寫出許多的史書，史傳來，以示新的歷史，所謂「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的歷史的模式。這一方面的著作有《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壬寅），《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南海康先生傳》（辛醜），《李鴻章》（辛醜），《張博望班定遠合傳》（壬寅），《趙武靈王傳》，《袁崇煥傳》（甲辰），《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甲辰），《鄭和傳》（乙巳），《管子傳》（辛亥），《王荊公傳》，《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壬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雅典小史》，《朝鮮亡國史略》（甲辰）等等，都是火辣辣的文字，有光有熱，有聲有色的，決不是什麼平鋪直敘的尋常史傳而已。

　　第六方面是，對於文學的創作。梁氏在這十年中，不僅努力于作史著論，即對於純文藝，也十分的努力。他既發刊《新小說》，登載時人之作品，如我佛山人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命奇冤》，以及蘇曼殊諸人的翻譯等等。他自己也有所作，如《新中國未來記》，《世界末日記》（此為翻譯），《十五小豪傑》（此亦為翻譯）等；又作傳奇數種，如《劫灰夢傳奇》，《新羅馬傳奇》，《俠情記傳奇》，雖皆未成，卻已傳誦一時。他的詩詞也以在這個時間所作者為特多。又有詩話一冊，亦作於此時。他對於小說的勢力是深切的認識的，所以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說起：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小說之支配人道，有四種力，一是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為其烘，如近墨朱處而為其所染」。二是浸，「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三是刺，「刺也者，能入於一刹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製者也」。四是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他既明白小說的感化力如此的偉大，所以決意便於《新民叢報》之外複創刊《新小說》，然《新小說》刊行半年之後，梁氏的著作卻已不甚見。大約他努力的方面後來又轉變了。

　　這十年，居日本的十年，可以說是梁氏影響與勢力最大的時代；也可以說是他最勤於發表的時代。我們看民國十四年（乙丑）出版的第四次編訂的《飲冰室文集》裡，這十年的作品，竟占了一半有強。

　　《新民叢報》與《新小說》創刊的第二年（一九〇三），梁氏曾應美洲華僑之招，又作北美洲之遊。這一次卻不曾中途折回。他到了北美合眾國之後，隨筆記所見聞，對於「美國政治上，歷史上，社會上種種事實，時或加以論斷。」結果便成了《新大陸遊記》一書。

　　在這一個時期內，還有一件事足記的，便是從戊戌以後，他與康有為所走的路已漸漸的分歧，然在表面上還是合作的。到了他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一篇《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後，便顯然的與康氏背道而馳了。他自己說：「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清代學術概論》二百四十三頁）世人往往以康梁並稱，實則梁氏很早便已與康氏不能同調了。他們兩個人的性情是如此的不同；康氏是執著的，不肯稍變其主張，梁氏則為一個流動性的人，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不肯故步自封而不向前走去。

　　辛亥（一九一一）十月，革命軍起于武昌，很快的便蔓延到江南各省。南京也隨武昌而被革命軍所佔領。梁氏在這個時候，便由日本經奉天而複回中國。這時離他出國期已經是十四年了。因為情勢的混沌，他曾住在大連以觀變。南北統一以後，袁世凱就臨時大總統任，以司法次長招之。梁氏卻不肯赴召。這時，國民黨與「進步黨」（民元時代名共和黨）的對峙情形已成。袁氏極力的牽合進步党，進步党也倚袁氏以為重。梁氏因與進步黨關係的密切，便也不得不與袁氏連合。他到了北平與袁氏會見。會見的結果，卻使他由純粹的一位政論家一變而為實際的政論家。自此以後，他便過著很不自然的政治家生活，竟有七年之久。這七年的政治生活時代是他的生活最不安定的時代，也是他的著述力最消退，文字出產量最減少的時代。這個時代，又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是與袁世凱合作的時代。癸醜（一九一三）熊希齡組織內閣，以梁氏為司法總長；這是戊戌以後，他第一次的踏上政治舞臺。這一次的內閣，即所謂「名流內閣」者是。然熊氏竟無所表見，不久竟倒。梁氏亦隨之而去，這一次的登臺，在梁氏可以說是一點的成績也沒有。然他卻並不灰心，也並未以袁世凱為不足合作的人。他始終要立在維持現狀的局面之下，欲有所作為，欲有所表見，欲有所救益。這時，最困難的問題便是財政問題。梁氏在前幾年已有好幾篇關於財政及幣制的文章發表（這時他的文章多發表在《庸言報》上），這時更銳然欲有以自見，著《銀行制度之建設》等文，發表他的主張。進步党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也出於他的手筆。袁世凱因此特設一個幣制局，以他為總裁（一九一四年），俾他能夠實行他的主張。然梁氏就任總裁之後，卻又遇到了種種的未之前遇的困難；他的主張一點也不能施行。實際問題與理論竟是這樣的不能調合。結果，僅獲得《余之幣制金融政策》一篇空文，而不得不辭職以去。自此，他對於袁氏方漸漸的絕望了，對於政治生涯也決然的生了厭惡，捨棄之心。他寫了一篇很沉痛的宣言，即《吾今後所以報國者》，極懇摯的說明，他自己是很不適宜於實際的政治活動的。他說：「夫社會以分勞相濟為宜，而能力以用其所長為貴。吾立於政治當局，吾自審雖蚤作夜思，鞠躬盡瘁，吾所能自效於國家者有幾。夫一年來之效既可睹矣。吾以此心力，轉而用諸他方面，安見其所自效於國家者，不有以加於今日！」他更決絕的說道：「故吾自今以往，除學問上或與二三朋輩結合討論外，一切政治團體之關係，皆當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師長，最親習之友生，亦惟以道義相切劘，學藝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論行動，吾決不願有所與聞，更不能負絲毫之連帶責任。非孤僻也，人各有其見地，各有其所以自信者。雖以骨肉之親，或不能苟同也。」他這樣的痛切的悔恨著過去的政治生涯，應該再度的入於「著述時代」了。然而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大變動的時代卻恰恰與他當面。歐戰在這時候發生了；繼之而中日交涉勃起，日本欲乘機在中國獲得意外的權利；繼之而帝制運動突興，袁世凱也竟欲乘機改元洪憲，改國號中華帝國，而自為第一代的中華帝國的皇帝。種種大事變緊迫而來，使他那末一位敏於感覺的人，不得不立刻興起而謀所以應付之。於是他便又入於第二期的政治生涯。

　　第二期是「護國戰役」時代。他對於歐戰，曾著有《歐洲大戰史論》一冊；後主編《大中華月刊》，便又著《歐戰蠡測》一文。更重大的事件，中日交涉，使他與時人一樣的受了極大的刺激。他接連在《大中華》上寫著極鋒利極沉痛的評論，如《中日最近交涉平議》，《解決懸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軌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乎》，《示威耶挑戰耶》諸作。及這次交涉結束之後，他又作《痛定罪言》，《傷心之言》二文。他不曾作過什麼悲苦的文字，然而這次他卻再也忍不住了！他說道：「吾固深感厭世說之無益於群治，恒思作壯語留餘望以稍蘇國民已死之氣。而吾乃時時為外境界所激刺，所壓迫，幾於不能自舉其軀。嗚呼！吾非傷心之言而複何言哉！」（《傷心之言》）

　　更重大的事件帝制運動，又使他受了極大的刺激。他對於這次的刺激，卻不僅僅以言論而竟以實際行動來應付他了。帝制問題其內裡的主動當然是袁世凱，然表面上則發動于古德諾的一篇論文及籌安會的勸進。這是乙卯（一九一五）七月間的事。梁氏便立刻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發表于《大中華》。梁氏在十年前，原是君主立憲論的主持者，然對於這次的政體變更，卻期期以為不可。他的理由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裡說得又透澈，又嚴肅，又光明，又譏誚。他以為自辛亥八月以來，未及四年而政局已變更了無數次，「使全國民彷徨迷惑，莫知適從。」作帝制論者何苦又「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詒國家以無窮之戚」，並為袁氏及籌安會諸人打算利害，以為此種舉動是與「元首」以不利的。當時他亦「不敢望此文之發生效力。不過因舉國正氣銷亡，對於此大事無一人敢發正論，則人心將死盡，故不顧利害死生，為全國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隱耳。」（以上引文皆錄自《盾鼻集》）他的此文草成未印時，袁氏已有所聞，曾托人以二十萬元賄之。梁氏拒之，且錄此文寄袁氏。未幾，袁氏又遣人以危辭脅喝他，說：「君亡命已十餘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梁氏笑道：「余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余甯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來的人語塞而退。這時，梁氏尚住在天津。他的從前的學生蔡鍔，革命後曾任雲南都督，這時則在北平。於是梁蔡二氏便密計謀實際上的反抗行動。在天津定好後此的種種軍事計劃，決議：雲南于袁氏下令稱帝后即獨立。二人並相約：「事之不濟，吾儕死之，決不亡命。若其濟也，吾儕引退，決不在朝。」他們便相繼秘密南下。蔡氏徑赴雲南，梁氏則留居上海。這一年十二月，雲南宣佈獨立，進攻四川。廣西將軍陸榮廷則約梁氏赴桂，同謀舉義事。他說道：「君朝至，我夕即舉義。」許多人皆勸梁氏不要冒險前去，然他卻不顧一切的應召而去。丙辰（一九一六）三月，梁氏由安南偷渡到桂，時海防及其附近一帶鐵路，袁政府的偵探四布。梁氏避匿山中十日，不乘火車，而間道行入鎮南關。至則廣西已獨立。不久，廣東亦被迫而獨立。然廣東局面不定，梁氏冒險去遊說龍濟光，幾乎遇害。兩廣局面一定，他便複到上海，從事於別一方面的活動。這時才知道他的父親寶瑛，已於他間道入廣西時病歿了。這時，情形已大為轉變。浙江，陝西，湖南，四川諸省皆已獨立；南京的馮國璋也聯合長江各省謀反抗。正在這個時候，袁世凱忽然病死。於是這次的「護國戰爭」便告了結束。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組織內閣，梁氏則實踐初出時的「決不在朝」的宣言，並不擔任政務。然不久，卻又有一個大變動發生，又將梁氏牽入旋渦，使他再度第三期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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