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2)|鄭振鐸

梁任公先生(2)

　　二

　　說到一個人的生平，他自己的話，當然是最可靠的。在冠於第一次出版的，即當梁任公先生三十歲那一年出版的《飲冰室文集》之前，有他的一篇《三十自述》。在這一篇自述裡，已將他自己的一個很重要的活動時期，即三十歲以前，辦《時務報》，時務學堂，公車上書，戊戌政變，刊行《新民叢報》，《新小說》的一個時期的事蹟敘述得頗為詳細了。本文僅就之而作一番的簡節覆述而已。三十以後的事蹟也多半採用他自己的敘述。又他的《清代學術概論》也略有敘述到他自己的地方。

　　梁任公先生名啟超，字卓如，別署飲冰室主人，任公是他的號。父名寶瑛，字蓮澗，母氏趙。他為中國極南部的一個島民，即廣東新會的熊子鄉。熊子鄉是正當西江入海之沖的一個島。他生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正月二十六日，正是中國受外患最危急的一個時代；也正是西歐的科學，文藝以排山倒海之勢輸入中國的時代；一切舊的東西，自日常用品以至社會政治的組織，自聖經舊典以至思想，生活，都漸漸的崩解了，被破壞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嶄新的外來的東西。梁氏恰恰生於這一個偉大的時代，為這一個偉大時代的主動角之一。梁氏四五歲時，「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六歲後，就父讀，受中國略史。五經卒業。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顧頗喜詞章。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之過於八股。……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言語舉動稍不謹，輒呵斥不少假借。常訓之日：『汝自視乃如常兒乎？』……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大好之。」十五歲，母死。其時肄業於廣東省城的學海堂。學海堂是阮元在廣東時所設立的。他沈酣於乾嘉時代的「訓詁詞章」的空氣中，乃決舍帖括而有意訓詁詞章。十七歲，梁氏舉於鄉。第二年，他的父親偕他一同赴京會試。李端棻以他的妹子許字給他。下第歸，過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乃知有所謂世界。這一年的秋天，他和陳千秋同去拜謁康有為。這是梁氏與康氏的第一次的會面，也即是使梁氏的生活與思想起了一個大變動的一次重要的會面。梁氏在《三十自述》裡曾有一段話提到這一次的會面情形，很足以動人：

　　於是乃因通甫（即千秋）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時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為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第二年，康有為開始講學於廣東省城長興裡的萬木草堂。康氏講述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梁氏與諸同學日劄記其講義。他自己說，他「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三十自述》）康氏著《新學偽經考》時，他從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時，他從事分纂。這一年十月，梁氏入北平，與李氏結婚。第二年，他的祖父病卒。自此，學于萬木草堂中凡三年。然梁氏雖服膺康氏，卻也並不十分贊同他的主張。「治《偽經考》，時複不慊于其師之武斷，後遂置不復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秘性說孔子，啟超亦不為然。」（《清代學術概論》一百三十八頁）

　　甲午，梁氏年二十二，複入北平，「于京國所謂名士者多所往還。」（《自述》）「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自珍）劉（逢祿）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啟超，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而啟超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巨。」（《清代學術概論》一百三十九頁）本年六月，中日戰事起，梁氏惋憤時局，時有所言，卻不見有什麼人聽信他。他因此益讀譯書，研究算學史地，明年，和議成。他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人，上書陳時局。康有為也聯合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梁氏亦從其後奔走。這一次可以說是梁氏第一次的政治運動。七月，北平創立強學會，梁氏被委為會中書記員。不三月，強學會被封。第二年，黃遵憲在上海辦《時務報》，以書招梁氏南下。他便住在上海，專任《時務報》的撰述之役。他的報館生活實開始於此時。著《變法通議》，以淹貫流暢，若有電力足以吸住人的文字，婉曲的表達出當時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暢言的政論。這一篇文字的影響，當然是極大。像那樣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筆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辯驚人的嶄新的文筆，在當時文壇上，耳目實為之一新。丁酉十月，陳寶箴，江標，聘他到湖南，就時務學堂講席。這時，黃遵憲恰官湖南按察使，譚嗣同亦歸湘助鄉治。湖南人才稱極盛。不久，德國割據膠州灣事起，這更給他們以新的刺激。時務學堂學生僅四十人；而于這四十人中，在後來政治上有影響的卻很不少。助教唐才常為第一次起義於漢口而不成的主動者。學生蔡鍔則為起師雲南推覆袁氏帝制的一位最重要的主角。在那時，梁氏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劄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抨擊無完膚。及年假，學生各回故鄉，出劄記示親友。全湘大嘩。反動的勢力便一時蜂起。葉德輝著《翼教叢編》，張之洞著《勸學篇》，皆系對於梁氏及康氏，譚氏諸人的言論加以抨擊的。當時的康梁，談者幾視之與「洪水猛獸」同科。

　　明年戊戌，梁氏年二十六。春大病幾死，出就醫上海。病癒，更入北平。時康有為方開保國會，梁氏多所贊畫奔走。四月，以徐致靖之薦，被召見，命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時朝廷銳意變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聽諫行。複生（譚嗣同），暾谷（林旭），叔嶠（楊銳），裴村（劉光第），以京卿參預新政。」（《三十自述》）梁氏亦在其中有所盡力。在這個時候，又遇到一個極大的反動；康氏諸行新政者，以德宗為護法主；舊勢力卻投到西太后那裡去。雙方怒目而視，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恰巧有一個禦史，臚舉梁氏劄記批語數十條指斥清室鼓吹民權的，具折揭參。於是，卒興大獄。譚林等六君子于八月被殺。德宗被幽禁。康有為以英人的仗義出險。梁氏亦設法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梁氏的第一期政治生活遂告了一段落。以後便入了一個以著述為生的時期了。他的影響也以這個第一期的著述時代或《清議報》，《新民叢報》時代為最大。十月，與橫濱商人，創刊《清議報》，仍以其沛沛浩浩若有電力的熱烘烘的文字鼓蕩著，或可以說是主宰著當時的輿論界。自此，居日本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為之一變。」蓋因東籍的介紹，對於近代古代的歐洲思想與政治，很覺得了然，而對於中國的學術歷史，也突然的另感到了一種與前全異的新的研究方法。以後發表于《新民叢報》中的許多學術論文，皆可以說是受了東籍的感應力的產品。己亥冬天，美洲的中國維新會招他去遊歷。道過夏威夷島，因治疫故，航路不通，留居在那裡半年。庚子六月，正欲赴美，而義和團運動已大起，北方紛擾不堪。梁氏便由夏威夷島複向西而歸。至日本，聞北京失守。至上海時，又知漢口難作，唐才常等皆已被殺。他便匆匆的複由上海，過香港，至南洋，經印度，到澳洲。居澳洲半年，複回日本。自此以後便又進入了著述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便是《新民叢報》的時代。于《新民叢報》外，複創刊《新小說》。「述其所學所懷抱者，以質于當世達人志士，冀以為中國國民遒鐸之一助。」（《三十自述》）這個時代，自壬寅（一九〇二年）至辛亥（一九一一年），幾曆十年，中間惟丙午（一九〇六）及己酉（一九〇九）二年所作絕少。其餘幾年則所寫著作極為豐富，實可謂名副其實的大量生產者。在這個時代，他的影響與勢力最大。一方面結束了三十以前的作品，集為《飲冰室文集》，一方面則更從事於新方面的努力與工作。除了少數的應時的時事評論及著《開明專制論》等等，力與當時的持共和論者相搏戰之外，他的這幾年來的成績，可分為六方面：

　　第一方面是鼓吹宣傳「新民」之必要，欲從國民性格上加以根本的改革，以為政治改革的入手。他知道沒有良好的國民，任何形式的政體都是空的，任何樣子的改革也都是沒有好結果的。於是他便捨棄了枝枝節節的「變法論」，「保皇論」，而從事于《新民叢報》的努力；所謂《新民叢報》，蓋即表示這個刊物是注重在講述「新民之道」的。他在這個報上，一開頭便著部《新民說》，說明：「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以後便逐漸的討論到「公德」，「國家思想」，「進取冒險」，「權利思想」，「自治」，「自由」，「進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義務思想」，「私德」，「民氣」等，很有幾點是切中了我們的古舊民族的限性病的。他如大教主似的，坐在大講座上，以獅子吼，作喚愚啟蒙的訓講。庚戌年（一九一〇）創刊《國風報》時，他又依樣的以《說國風》冠於首，說明，「國風之善惡，則國命之興替所攸系也」，而思以文字之力，改變幾千年來怯懦因循的國風。

　　第二方面是介紹西方的哲學，經濟學等等的學說；所介紹的有霍布士，斯片挪莎，盧梭，倍根，笛卡兒，達爾文，孟德斯鳩，邊沁，康德諸人。他的根據當然不是原著，而是日本人的重述，節述或譯文。然因了他的文筆的流暢明達，國內大多數人之略略能夠知道倍根，笛卡兒，孟德斯鳩，盧梭諸人的學說一臠的，卻不是由於嚴複幾個翻譯原作者，而是由於再三重譯或重述的梁任公先生。這原因有一大半是因為梁氏文章的明白易曉，敘述又簡易無難解之處，也有一小半因為梁氏的著作流傳的範圍極廣。我常常覺得很可怪：中國懂得歐西文字的人及明白歐西學說的專門家都不算不少，然而除了嚴複、馬建忠等寥寥可數的幾位之外，其他的人每都無聲無息過去了，一點也沒有什麼表現；反是幾位不十分懂得西文或專門學問的人如林琴南、梁任公他們，倒有許許多多的成績，真未免有點太放棄自己的責任了；林梁諸人之視他們真是如巨人之視嬰兒了！即使林梁他們有什麼隔膜錯誤的地方，我們還忍去責備他們麼？而林梁之中，林氏的工作雖較梁氏多，梁氏的影響似乎較他為更大。

　　第三方面，是運用全新的見解與方法以整理中國的舊思想與學說。這樣的見解與方法並不是梁氏所自創的，其得力處仍在日本人的著作。然梁氏得之，卻能運用自如，加之以他的迷人的敘述力，大氣包舉的融化力，很有根底的舊學基礎，於是他的文章便與一班僅僅以轉述或稗販外國學說以論中國事物的人大異。他的這些論學的文字，是不粘著的，不枯澀的，不艱深的；一般人都能懂得，卻並不是沒有內容，似若淺顯袒露，卻又是十分的華澤精深。他的文字的電力，即在這些論學的文章上，仍不曾消失了分毫。這一方面重要的著作是：《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子墨子學說》、《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國文語原解》、《中國古代幣材考》等。在其中，《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作尤為重要；在梁氏以前，從沒有過這樣的一部著作發見過。她是這樣簡明扼要的將中國幾千年來的學術加以敘述，估價，研究；可以說是第一部的中國學術史（第二部的至今仍未有人敢於著手呢），也可以說是第一部的將中國的學術思想有系統的整理出來的書。雖有人說她是膚淺，是轉販他人之作，然作者的魄力與雄心已是十分的可敬了。此作共分七部分，一，總論；二，胚胎時代；三，全盛時代；四，儒學統一時代；五，老學時代；六，佛學時代；七，近世之學術。梁氏在十餘年之後，更欲成中國學術史的大著，為深一層的探討，惜僅成一部分——《清代學術概論》——而止。今梁氏亡矣，這部偉大著作是永沒有告成的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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