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元人所寫商人、士子、妓女間的三角戀愛劇(7)|鄭振鐸

論元人所寫商人、士子、妓女間的三角戀愛劇(7)

　　七　元代商業的繁盛與商人地位的增高

　　而同時，商賈們的地位卻突然的爬高了幾層，重要了許多。和士人階級的沒落，恰好成一極明顯的對照。

　　杭州雖是故都，但依然繁華如故，並不因南宋的滅亡而衰落下去。也許反因北方人的來遊者多，藩邦外國人的來往經商旅行者多，以及駐防軍隊的數量的增加等等之故，而更顯得有生氣起來。作劇者關漢卿到杭州來過。而曾瑞卿來到了杭州之後，便定居於此，不肯再回北方去。許多劇本都是刊於杭州的。——更多的古籍是發見於此。她成了元這一代的「文化城」。郎瑛《七修類稿》云：

　　吾杭西湖盛起于唐。至南宋建都，則遊人仕女畫舫笙歌，日費萬金，盛之至矣。時人目為銷金鍋，相傳到今，然未見其出處也。昨見一《竹枝詞》，乃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乃知果有此語。詞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

　　所謂「銷金鍋」也便是商業中心之意。其實在元這一代，於杭州外，附近的松江，——駐防軍的大本營所在地——茶的中心的九江，及市舶司所在地的泉州、上海、澉浦、溫州、廣東、慶元（連杭州，凡七所）等地，也都是很繁盛的。這些，都還是「江南」之地。北方的都市還不在其中。

　　「江南」素為財富之區。南宋的政府，誅求尤酷。元代所謂江南，即指最繁榮的：

　　（一）江浙行省
　　（二）江西行省
　　（三）湖廣行省

　　而言。據《元史·食貨志》，江南三省天曆元年「夏稅」鈔數，總計中統鈔一十四萬九千二百七十三錠三十三貫。

　　江浙省五萬七千八百三十錠四十貫，
　　江西省五萬二千八百九十五錠一十一貫，
　　湖廣省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八錠二貫。

　　而商稅的收入，歷代都占不大重要的地位者，這時卻大為增加，大為重要。至元七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銀四萬五千錠為額。至元二十六年大增天下商稅，「腹裡」為二十萬錠，江南為二十五萬錠。到了天曆之際，天下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之額蓋不啻百倍雲。（《元史·食貨志》）所謂百倍，即約四百五十萬錠也。僅江南三省已占了四十萬零三百八十五錠多了。計：

　　江浙行省二十六萬九千二十七錠三十兩三錢
　　江西行省六萬二千五百一十二錠七兩三錢
　　湖廣行省六萬八千八百四十四錠九兩九錢

　　較之「夏稅」已多四倍，而鹽稅，酒稅，茶稅，互市稅尚不在內。可見這個時代的商業的隆盛，商人負擔能力之驚人。市舶司的稅，至元間，其貨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後禁商入海，罷市舶司。不久，又屢罷屢複。惜未詳其稅入的總額。想來，那筆數目必定是很可觀的。

　　酒稅為國賦之一，「利之所入，亦厚矣。」僅「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其他可知。

　　天下鹽總二百五十六萬四千餘引，而兩浙之鹽，獨佔了四十五萬引。江西、湖廣及兩淮等處的鹽引也不在少數。在鹽課鈔總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錠裡，江南三省是占了很大的一個數字的。

　　茶的總樞紐為江州，總江淮荊湖湖廣之稅皆輸于江州的榷茶都轉運司。天曆二年，始罷榷司而歸諸州縣。而其歲征之數，凡得二十八萬九千二百一十一錠。

　　還有種種的雜稅呢，且不說了罷。總之，就商人的負擔之重，——從古未有之——便知元這一代從事於商業者是如何的占勢力。他們成了國家的重要的礎石。國稅從他們身上付出的是那末多。而元地域那末廣大，兵威那末強盛。為商賈的往來，交通，除去了不少的阻礙。其商業之突盛，是必然的情形。《舊唐書·食貨志》云：「士農工商四人各業。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預于士伍。」而元這一代，商人卻成了一個特殊的階級了。他們和蒙古民族有經濟和商業上的必要的往來，其接近的程度當然較士子們為密。而元代又有「入粟」為官之例。由商人一變而為官吏，當也是極平常的事。

　　處在這樣的優越的條件之下，商人和士子間的三角戀愛的爭鬥，其勝利權，當然是操在商人的手上了。

　　故馮魁、柳茂英們，硬生生的拆散了秀才妓女們的鴛鴦，而奪取了她們去。秀才們忍氣吞聲，妓女們沒法掙扎。

　　他們只是幻想的等候著以另一種勢力——自己做了官，或朋友做了官——來奪回了他們的所愛。

　　而這幻想卻終於是幻象而已。這等候，卻終於是不會在實際社會上實現的。

　　為了戲曲家們的本身便是「士子」的同流，其同情便往往寄託在秀才們的身上，而往往給商人們以一個難堪的結果―這正足以證：在實際社會上，秀才們恐怕是要吃虧到底的；故才有了那樣的「過屠門而大嚼」的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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