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元人所寫商人、士子、妓女間的三角戀愛劇(6)|鄭振鐸

論元人所寫商人、士子、妓女間的三角戀愛劇(6)

　　六　元代士子的社會地位的墮落

　　士為四民之首，向來地位是最尊最貴的。也有窮苦不堪，像王播寄食僧寺，范進、周進（《儒林外史》）之受盡奚落的。然而一朝時來運來，便可立刻登青雲，上帝京，為文學侍從之臣。立刻，妻也有了，家也有了，僕役也有了，田地也有人送來，財貨也有人借給。所謂「富貴逼人來」者是。這不是一套魔術的變幻麼？而這魔術的棒，這亞拉定神燈似的怪物件，便是「科舉」者是。不管是詩賦，經策，是八股文，其作用是全然一致的。昔人有詩云：「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便是實況。因此，便養成了「百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心理了。宋代尤重士，不論居朝在鄉，士的地位都是很高的。金人取了中國北部，卻也知道籠絡人心，屢行科舉。南宋對於士更是看重。

　　但那個「以馬上得天下」的蒙古民族卻是完全不懂得漢人、南人的社會狀況的。他們的生活和思想，與漢人、南人是那樣的不同。元帝國所囊括的地域是那末廣，所包容的不同文化與思想的民族是那末眾多。要他們怎樣的特別的照顧到漢人、南人的舊有文化和制度，當然是不可能的。於是乎，科舉的這個制度，「士」的登庸的階梯，便也不被注意的廢止了下來。

　　元史《選舉志》嘗痛論元代仕宦流品之雜。「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資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徼，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者歟？」其實，在元世祖時代，根本上便不曾有過科舉。到了仁宗延祐間方才恢復了科舉制度。而得上第者未必便有美官。士子出身者大抵皆浮沈下僚，鬱鬱不得志。《輟耕錄》云：

　　國朝儒者，自戊戌選試後，所在不務存恤，往往混為編氓。

　　「士」的地位在元這一代便根本上起了動搖。他們是四民中的一個，而不復居其「首」。他們手無縛雞之力，身無一技之能，自然更不能為農、工、商所看得起。而把握著當時經濟權的商人，則尤視「士」蔑如。鄭德祐的《遂昌山樵雜錄》云：

　　高昌廉公，諱希賁……嘗言：先兄（希憲）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為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襤褸冠衣，袖詩請見。先兄急延入坐語，稽經䌷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歡。既罷，某等兄弟請于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此非汝輩所知。吾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系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與彼何罪而羈囚之。況今國家起沙漠，吾于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

　　像廉希憲那末愛士的人實在不多見，而他的這個「于斯文加厚」的行為便為後人所稱。然竟也無以起儒術之衰。

　　同書又載尤宣撫一事云：

　　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予之。

　　那些酸秀才的窘狀，不亞於沿門托缽的人物麼？金劉祁《歸潛志》（卷七）有一段文字形容金末仕宦者之苦：「往往歸耕，或教小學養生。故當時有云：古人謂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今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無人問也。」卻恰好用來形容元這一代的士子的苦悶。

　　故元代的作者，每多挺秀的才士，而淪為醫蔔星相之流，乃至做小買賣，說書，為伶人們寫劇本，以此為生。關漢卿做醫生，而鄭光祖為杭州路吏，趙文寶以卜術為生業，做陰陽教授，施惠乃居吳山城隍廟前，以坐賈為業。

　　其或足以自立者，都是別有原因的，不是被貴遊所援引，便是家本素封，不患衣食。顧阿瑛、倪雲林他們之所以名重天下，原來也便是慣作寒士們之東道主的。

　　「士子」的社會地位的墮落，也便是形成了他們的落魄與貧窮的原因。而在三角戀愛的場面上，他們當然顯得寒酸、落伍、減色，而不能和商賈們作有力的爭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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