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際文壇概觀(4)|鄭振鐸

元明之際文壇概觀(4)

　　這可見當時的演唱雜劇或傳奇者，不盡為旅行的或固定的純粹的演劇團體。有時，娼妓之家也負演唱戲劇的義務，有如今日日本之藝妓。這在上面所引《宦門子弟錯立身》戲文中的一段裡也可以見到。在那裡，旅行劇團裡的女子，似乎也可以明白的出去應酬「客人」。而在朱氏所寫的這個雜劇裡，則演唱戲劇者明白的為一個妓女。又，《宦門子弟錯立身》戲文裡說的，「砌末」可以隨身帶去；這個《香囊怨》裡，又敘述「砌末」可以頓時「放」了。是這種雜劇一類的戲曲，是可以不一定需要什麼舞臺或「勾欄」一類的特備的場所的。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演唱，只要帶了砌末去；也可以頓時在妓院中演唱著，只要「放」了砌末。因為演劇團體與「妓院」如此的混淆不分，所以後來往往即以「勾欄」為妓院。鐘嗣成《錄鬼簿》載趙文敬以下數人，皆是教坊中人：

　　趙文敬　彰德人，教坊色長；
　　張國賓　大都人，即喜時營教坊勾管；
　　紅字李二　京兆人，教坊劉耍和婿；
　　李郎　劉耍和婿。

　　鐘嗣成置他們于「前輩已死名公才人」之列，並沒有看不起的表示。而紅字李二也和馬致遠、李時中諸人合作《開壇闡教黃粱夢》一劇，致遠等並不以為嫌。是足見當時「教坊」中人，其在社會上的地位也並不低微。但《太和正音譜》則述趙子昂語，斥張國賓諸人之作為「綠巾詞」，根本上看不起他們。《正音譜》云：「雜劇，俳優所扮者謂之娼戲，故曰勾欄。子昂趙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雜劇，謂之行家生活。娼優所扮者，謂之戾家把戲。良人貴其恥；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優扮者謂之行家，失之遠也。」而于著錄諸家著作之末，又別列一類曰，「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一本。子昂趙先生曰：『娼夫之詞，名曰綠巾詞。其詞雖有切者，亦不可以樂府稱也。』故入於娼夫之列。」熏人欲嘔的士大夫氣息乃出之於王族才人的筆下，而一般文人們卻是並不執持著這種見解的。朱有燉又有《蟠桃會八仙慶壽》一劇，其中所敘述的當時劇壇情形，也可供我們研究。底下敘的又是藍采和的事。當采和出場時，一群孩兒們跟在他後邊：

　　眾徠扯藍雲）兀的開著勾欄哩！老官人，你去做個院本我每看一看。（藍雲）我不去，我不去。（眾徠雲）怎地不去？（藍唱）倘秀才扯我向勾欄裡發科，怎禁那戲房裡撅丁每絮聒。（眾徠雲）他絮聒些甚的？（藍唱）他敢道攙了他衣食待怎麼！（眾徠雲）不去發科，只拴一個焰爨也罷。（藍唱）你教我拴一個新焰爨。（眾徠雲）替那鼓弄每開呵些也好。（藍唱）你教我打一個硬開呵，著那火看官每笑我。

　　在這短短的一段裡，作者使我們明白：在勾欄裡，所演的並不止正宗演劇的「發科」的一種；更有「拴一個焰爨」及「替那鼓弄每開呵」云云的種種的簡短的演奏之舉。我們雖已不能十分明白所謂「拴焰爨」、「打開呵」的意義，但可知他們當是一種短劇或串插的表演，如說笑話，談人情之類，並非正式的演唱。這也可知在當時的勾欄裡所表演的東西是很複雜的，未必便只是純粹的戲劇一種。

　　元代的勾欄（即戲園或劇場），既是那末樣的發達，於是新劇本的需要，遂大為迫切。舊劇或「戲文」的翻本，都使觀眾容易生厭，於是劇團的主人們遂不得不設法去搜羅新的劇本，以應這種迫切的需要。也有教坊中人，自會作劇的，像張國賓之類。但所作究竟不多。於是不得不求之于學士大夫。當這時，學士大夫們正有「懷才不遇」之感，遂也便捉住了這個新興的文體，以恣自己的筆鋒的揮寫。當一部劇本脫稿，不久便可見之於紅氍毹上；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宛轉深切的，由伶人口中說唱出來。他們所創造的人物，所虛構的佈局，也逐漸的展放于觀眾之前；或為之笑，或為之歎，或為之奮然而怒發，或為之淒然而淚下。這樣的一種可感動的境界，是從前的文人學士們所從來不曾經歷過的。這是在解決著作家本身的生活問題以外的又一種更偉大的收穫。於是有天才的詩人們便都放棄了詩古文詞的熟套，而從事於這一種嶄新的文體——雜劇。

　　像這樣改途易轍的天才的詩人們，就今所知的，最早的便是關漢卿、王實甫、白朴諸人。關、王之後，作者更仆難數。他們所著作的劇本都不以一二計。關氏所作，多至六十餘本。王氏所作雖較少，也有十四本（以《西廂》作四本計）。馬致遠所作，也是十四本。白樸則有十七本。其餘鄭光祖有十九本，喬吉甫有十一本，高文秀有三十二本，鄭廷玉有二十三本。李文蔚、李直夫、吳昌齡、武漢臣、李壽卿、尚仲賢、石君寶諸人所作，也各在十種以上。這都可見當時作家的如何努力的情形。

　　這些作家的生平都是若明若昧的，其確切的生卒年代，既皆不大可考，而其生平事實又往往是無能稱述的。《錄鬼簿》雖記載較詳，亦僅對於與他同時代的數十作家有較詳細的敘述。其他大多數的「前輩名公」卻只是極簡略的說及名字裡居而已。除了幾個比較有聲望的作者以外，其餘的重要作家，大都只是「浮沉下僚」的不得志的文人學士們，或竟是民間的文士，所謂「書會先生」者流的是。

　　說到「書會先生」，我們知道，他們的來歷是很古遠的。當大多數的文人學士們還在為廟堂之上的人創作著，為皇室貴家歌頌著，為他們自己及交遊們鼓吹訴願著時，便已有一大批為人民所喜愛的無名文人們，在暗地裡活躍著。他們的名字，不會上《文苑傳》、《儒林傳》的，他們的作品，不會上《藝文志》、《經籍志》的。但他們在民間，卻有極雄厚的隱伏的勢力。他們的作品，是真實的「大眾化」，讀者們是不可計量的夥多。他們每是各個新文體的先鋒。但他們卻是無名的，不知從多少年代以來，那些民間的無名文人都直是處在這樣可悲歎的情形之下。到了這一個「變態」的社會，「社會經濟十分發達」的局面裡，他們乃突然的為世人所注意。他們的天才，乃開始為文人學士們所注意。而他們的自身也便擠入于文人學士們之林。雖然仍有多數的書會先生們是沒世無名，但至少總有一部分是被文人學士們所選揀出來的了。

　　書會先生乃是民間的文人們的稱號之一。大約他們的稱號是隨了「書場」與「勾欄」的發達而來的。他們最初出現的時代是宋（確切一點的說，大約是南宋）。而全盛的時代，便是那個中國政治、經濟的生活都呈現著異態的時代——元。

　　書會先生們寫著小說，也創作著劇本。在我們僅可見到的元代戲文的三種裡，有兩種是這樣的題著的：

　　小孫屠　古杭書會編撰（《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宦門子弟錯立身　古杭才人新編（同上）

　　所謂「古杭書會編撰」云云，大約指的便是書會先生所編撰的了。「古杭才人」云云，這「才人」雖不說明是「書會先生」，一定也是他們的一流。《簡帖和尚》的最後，有一段話道：

　　當日推出這和尚來。一個書會先生看見，就法場上做了一隻曲兒，喚做《南鄉子》。

　　《張協狀元戲文》（《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的開場亦有：

　　狀元張葉傳，前回曾演，汝輩搬成。這番書會，要奪魁名，占斷東甌盛事。

　　云云。書會先生們在當時文壇上，一定是占著很重要的地位的。又有所謂「老郎」者，宋、元人所作「話本」中亦每說及。他們每雲這是京師老郎們流傳下來的，或是老郎們見了，為作什麼云云。大約老郎們也便是書會先生們的別稱。

　　元代的經濟情形，既是十分的異態的發展，於是一般未之前有的社會情形，也便跟之而來。「鈔票」也實行使用了；而著作家們及出版家們便也發生了版權的問題。在這時以前書坊刻書雖不在少數，但這樣的一個重要的問題，似未曾發生過。到了這時，卻自然而然的發生了這個問題。最好的一個例子，便存在於元至順二年刊本的《古今韻會舉要》的序末。這乃是刻書者的一個廣白；他道的是：

　　宲昨承　先師架閣黃公在軒先生要刊《古今韻會舉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畫音義，了然在目。誠千百年間未睹之秘也。今繡諸梓。三複讎校，並無訛誤。但是編系私著之文，與書肆所刊見成文籍不同。竊恐嗜利之徒，改換名目，節略翻刊。纖毫爭差，致誤學者。已經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幸藻鑒。

　　後學　陳案謹白

　　這與今日的「此書有著作權，如有翻刻，千里必究」云云的廣告，其作用是沒有兩樣的。著作權的問題，至此而始發生，這也可見當時的社會文化，平均是不很低落的。儘管不知漢字的蒙古人掌握著軍國的大權，但漢籍的流行，卻仍是甚為流行的。科舉雖不舉辦，或雖舉辦而有名無實，然一般的書籍，卻仍然甚為流行。

　　為了並不預備給考選人之用，因此，流行的書籍，往往是近乎日常實用一方面的。這可以分作好幾層來說。第一，因為戲劇、音樂、詞曲的發達，因此，韻書的編纂，也適應了這個特殊的需要而大為發展。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以外，韻書的數量是很不在少的：

　　《經史字源》（張子敬）、《學童識字》（樓有成）、《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一卷（劉鑒）、《韻史》三百卷（陳仁子）、《韻海》（陳元吉）、《正字韻綱》四卷（魏溫甫）、《類韻》二十卷（李世英）、《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黃公紹、熊忠）、《韻府群玉》二十卷（陰時夫）、《韻府群玉掇遺》十卷（錢全袞）、《押韻淵海》二十卷（嚴毅）、《韻書群玉》（盛輿）、《韻原》六十卷（蔣小晦）、《免疑字韻》四卷（李士濂）、《集韻》（竹川上人）、《葉韻補疑》一卷（何中）、《韻書》四卷（邵光祖）。

　　第二，日用的酬應必備一類的書，也一時出現了不少。這一類的書籍是每個家庭中，粗識文字的人們所必備的，所以流行得一定是很廣的：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一百四十五卷後集六十二卷　劉應孝編
　　萬寶事山二十卷　錢譜編
　　經史事類書澤三十卷　張諒編
　　群書鉤元十二卷　高恥傳編
　　竹素鉤元三十卷　俞希魯編

　　小學日記故事十卷　虞韶編
　　經子類訓二十卷　集翠裘二十卷　均白珽編
　　居家必用事類十卷　（或雲熊宗立撰）
　　破萬總錄一千卷　唐懷德編
　　藝圃搜奇二十冊　陳世隆編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二十六卷　外集十五卷　富大用編

　　其他醫學、占卜諸書也大為發達，原因也為的是實用必需之故。《居家必用》及《事文類聚》諸書，宋時已有，卻至元而大為流行。

　　其他民間流行的劇本、話本、講史、詞曲之類，其付之刷印者無慮千百種。到了今日，他們散失雖多（薄冊之小說、戲曲，最易散失），卻仍有一部分可以見到。這使我們可以想像得出，當時流行讀物的面目如何。

　　我們知道，外國人及外國文學的勢力，在元代是很偉巨的。有許多的外來辭語及外來故事，在這時都融注于漢文之中。更有許多外來的思想，也乘機輸入。——特別是波斯、印度及西域一帶的事物文化，被我們所吸收的最多。但同時，中國的文化與文學，也大為西域諸國所接受。到中國來的西域人，有不少是受了中國化的。也有許多的中國故事，在這時是變成了波斯諸國的重要的故事的。重要的能夠寫漢文學的西域人，有以下諸人。

　　貫酸齋（名雲石）的散曲，在當時的影響是很大的。他住在武林；師姚隧，故又善古文。楊朝英著名的曲選《太平樂府》便有貫氏的序言。又有馬元皋、瑣非複初、不忽麻、阿魯威、沙正卿諸人，皆善曲。而散文作家則馬祖常、余闕數人最為有名。詩人則有薩都刺、丁鶴年等；彼等皆卓然可稱為大家。而辛文房著《唐才子傳》十卷，亦為用力甚深的傳世之書。（詳見陳垣氏的《元西域人華化考》上第四，文學篇，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元時外國的漢文學者雖不止西域人，而以西域人為最占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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