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際文壇概觀(5)|鄭振鐸

元明之際文壇概觀(5)

　　四

　　元代以後，便來了一個漢人「恢復中原」的時代。這個時代，雖然表面上蒙古族的壓迫己經除去，在實際上，流氓皇帝朱元璋的高壓手段，卻似更有甚於蒙古族的帝王。人民的生活，似較前更為困苦。中國重複成了一個「閉關」的時代。再者，蒙古人全師北退，並未受到大創。從前所擄劫的財寶，大約都不曾遺落下來。所以漢族在經濟上是遠比不上前一個時代的富裕。又，久經喪亂之後，人民的元氣未複。在文化上，只可以說是較前墜落，不能說是進步。所以文化事業，差不多全是承襲了前代的殘餘。幾個重要的詩人，若劉基、楊維楨，重要的文人，若宋濂等等，也都是前代遺留下來的人物。文壇的風氣，依然是元末的式樣。特別是戲劇與小說，可以說，完全不曾變過什麼樣子。全盤的格律聲色都是元代的。直到了永樂以後，方才略見有個性的發展。但仔細的看來，在正德、嘉靖之前，我們可以說一句，蒙古族所造成的風尚，仍是變動得並不太大。

　　說到政治上的高壓，那是更有甚於不知漢事的蒙古人的。幾次政治上的大屠殺，若藍玉案件，方孝孺案件等等，至今談之，猶為色變股栗。一方面是「人心厭亂」，一方面是原是繼承著前代的強悍的統治的，所以任何無理性的政令也都無抵抗的行得通。最可笑的是下面調查戶口的一道諭旨：

　　十八世真一領聖諭頒給戶部勘合

　　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正是戶口不明白俚教中書省置下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一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縣裡下著，繞地裡去點戶口、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有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拿來做軍。欽此。除欽遵外，今給半印勘合戶帖，付本戶收執者。

　　這是從萬曆刊本《朱氏家譜》上鈔錄下來的。當時這個「戶帖」是交給朱真一收執的。「我這大軍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縣裡下著，繞地裡去點戶口、比勘合」，這是如何橫暴的檢點與調查，我們是不難想像得之的。「比不著的便拿來做軍」，「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在這樣的嚴刑峻法之下，又何求而不得呢。這種雷厲風行的調查戶口的方法，據說還曾沿襲下去很久。

　　這還不算希奇。最奇怪的是，犯了唱曲的等等「罪過」的人們的處罰。我們且看他們是如何的處罰方法：

　　國初榜文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做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府軍衛千戶虞讓男虞端故違，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顒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腳，全家發赴雲南。

　　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禮部榜文一款內使一剃搭頭。官民之家，兒童剃留一搭頭者閹割，全家發邊遠充軍。剃頭之人，不分老幼，罪同。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禁約，不許將太祖聖孫龍孫黃孫王孫太叔太兄太弟太師太傅太保大夫待詔博士太醫太監大官郎中字樣，以為名字稱呼。醫人止許稱醫士，醫人，醫者，不許稱太醫，大夫，郎中。梳頭人止許稱梳篦人，或稱整容，不許稱待詔。官員之家火者，止許稱閽者，不許稱太監。

　　又二十六年八月榜文：為奸頑亂法事，節次據五城兵馬司拿送到犯人顏鎖住等，故將原定皮紮䩺樣制更改，做半截靴短䩓靴，裡兒與靴䩓一般長，安上抹口，俱各穿著或賣與人，仍前自便，於飲酒宿娼行走搖擺，該司送問罪名。本部切詳，先為官民一概穿靴，不分貴賤，所以朝廷命禮部出榜曉諭軍民商賈技藝官下家人火者，並不許穿靴，止許穿皮紮䩺，違者處以極刑。此等靴樣傳於外，必致制度紊亂，宜加顯戮。奉旨：這等亂法度的，都押去本家門首梟令了。全家遷入雲南。

　　一榜，永樂元年七月初一日：該刑科署都給事中曹潤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後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

　　——此等事，國初法度之嚴如此，祖訓所課頓挫好頑者，後一切遵行律誥，湯網恢恢矣。（顧起元：《客座脞語》。）

　　逍遙牢

　　俗傳淮清橋北有逍遙樓，太祖所建，以處遊惰子弟者。按陳太史維楨錄記，太祖惡游于博塞之民。凡有不務本逐末博弈局戲者，皆捕之禁錮於其所，名逍遙牢。（同前）

　　在這樣可怕的絕無理性的高壓力之下，人民自然是不敢一動的。士氣的消沉，曠古未有。繼于高啟、方孝孺諸悲劇之後，文人們益發不敢放言高論。他們只好仍然陷溺於聲色歌舞之中，完全承受了「胡元」時代的淺薄的悲觀論。在這時代，表現於「民間文學」——即劇曲與散曲——之中的，當然仍是前代的彩色與內景一點也沒有什麼變動。恰好蒙古族雖已被驅北去，而根深蒂固的北劇，仍然盛極一時。文學的素質與外形，皆不曾有了什麼大變動。即正統派的詩詞散文，也是陷在同一的情形之下。

　　明興百年間，其實與元代的一個世紀，是難於分析為二的。——

　　所不同的是：元代的文學是勃興的，勇健的，具有青年期的活潑與精力充沛的現象。但到了這個時代，卻像是「強弩之末，不足以穿魯縞」了。百十年間，文壇之衰落，前未之有。元人是橫暴的，但對於時代的文學的流行卻採取了放任的態度。比之元人更為橫暴的朱氏的政府，卻用了更為惡辣的手段——這于上文所引諸文告中，可見一斑——，干涉民間的文化事業，無所不用其極。一方面，也實在因為戲曲的盛極之後，難以為繼。蒙古大帝國的覆亡，中國民間的經濟能力，也隨之而大為衰退。國門依舊地人為地封鎖起來了。外國人也幾乎全部退出國境以外了，國際貿易也幾乎是等於零。有了此種種原因，光芒萬丈的劇壇遂漸漸的消沉了下去。

　　當時劇壇之所以尚不至於完全沒落者，虧得是有幾位好文的藩王，若甯獻王朱權、周憲王朱由燉等，為之支撐於其間耳。而永樂皇帝他自己也就是一位戲劇家們的東道主。正如漢初的中國文化，有賴於淮南王劉安以及梁孝王諸人的扶持一樣。

　　直到了正德之末，嘉靖之初，文壇方才漸漸的有了生氣起來。但文壇的趨勢，卻已是變更了一個方向。它不復墨守著中世紀的家法，而開始走入近代紀的時代中的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