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際文壇概觀(2)|鄭振鐸

元明之際文壇概觀(2)

　　二

　　但說來很可怪的，一方面蒙古民族的鐵腕，扼住了中國政治的咽喉，不讓舊日的漢族士大夫階級，有揚眉吐氣的餘暇，但同時因了蒙古人、色目人的重兵的駐防，與乎西南方的商賈們的交通，社會上的經濟生活似乎還有突進的發展的現狀。鈔票是在這個時代中最為流行的。人民除了政治上的不自由以外，其餘的生活似乎還很自由。他們突然的接觸了無數的征服的民族所帶來的西方文物。他們的社會中，平空的增添了許多的外來的銷費者，他們又因了西南方的商賈們的在蒙古大帝國疆域中的暢行無阻，又多做了不少的交易。這些，都使當時社會上的經濟狀況，有了很顯著的進步。所以北方的大都，在金人被滅之後，仍然不失其為北方的戲曲的重鎮。元劇之標明「大都新刊」云云者，我們已見到好幾種（見《元刊雜劇三十種》，日本仿元本，中國石印本）。這可見大都當時的文化程度也一定是不很低等的。南方的宋故都杭州，更是繁華不減於當日。西湖上的繁華風光，仍未遜于國亡以前。無數的藝術家、文人、詩人，仍以杭州為中心而歌詠著，寫作著。元人雜劇的出產地，差不多是以杭州與大都為南北兩個重鎮的。許多北方的文士都曾到過杭州遊歷。老前輩的作家關漢卿，便也曾到杭州來過。有的北方作家，簡直的便留居於杭州不復北歸。這在鐘嗣成的《錄鬼簿》中，曾有過很可令人注意的記載。又，在意大利人馬可孛羅《遊記》中，也曾將杭州寫得有若聖地。確實的，杭州在當時，幾乎成了文化的都城，差不多無數的文人們都要來「巡禮」，一來「巡禮」，便留連的不忍歸去。在《元刊雜劇三十種》中，題「古杭新刊」者為最多。又在僅存的一冊《永樂大典》戲字韻中所保存的《宦門子弟錯立身》等三篇戲文裡，題著「古杭書會」或「古杭才人」新編的已有二種。這可確見「古杭」在這時代的前半葉中，其地位是如何的重要。這又可見當時中國的南方乃至中國的北部，在蒙古族的統治之下，其經濟狀況是很發達的。而一般人的經濟的力量，也似乎並不比前落後，也許是更有進步。因了士大夫階級的崩壞，農民們似乎確是少了一筆重擔。（那時的士大夫已混入「編氓」之中）因了外國人的加多，國外貿易的突然的繁盛，商人階級的勢力更突飛的進展不已。鈔票的發行，此當為其主因。而士大夫因此更感受到一種新的壓迫。在文學上於是便產生了許多描寫士、商的戀愛衝突的劇本。最可代表的一篇便是王實甫的《蘇少卿月下販茶船》（關於這個題材，作者極多，散曲中也有《雙漸蘇卿問答》，劇本也不止王氏一種；但他劇皆佚，惟王劇尚有輯本）。其他如《救風塵》（關漢卿）、《青衫淚》（馬致遠）等等也都以這個衝突為主題。

　　社會上一般經濟能力的充裕，使得當時種種的民間娛樂與民間文藝皆有了突飛的進展與成就。同時漢族士大夫們因了生活上的壓迫（他們是如編氓一樣，生活沒有保障的），政治上的出路的被壅塞，便也回過頭來加入平民的社會之中，而為他們寫作劇本，演說故事，著作歌詞。從前的文人們，除了幾個不得意的才子流落在民間者外，餘者都是力爭上流，從事于廟堂文學與古典文學的。即有寥寥的幾個，知道採取或注意民間的新興文學的，也只是憑著自己的一時高興而已。但這時候的情形卻完全不同了。文人們並不是為了偶爾的高興，「屈尊降身」以與民眾相周旋。他們卻是為了切身的生活問題，來向民間作「文人」的了。他們為一般人民作劇本，寫故事，著新詞，完全為的是經濟關係，生活問題。他們開始以寫廟堂文學的同樣用力與專心與謹慎，來寫民眾的文學，來為民眾編纂日常習用的書籍。這在中國，可以說是第一次士大夫為民眾們所使用。這個異常的社會狀態，使得漢文學史上也發生了一次異常態的空前的一幕；即在習見了無數的古典文學的努力者之後，我們在這時卻第一次的見到無數的大作家，為非古典文學而努力著。這使中國文學，透進了絕清新的空氣，這使中國文學史上增添了無數的偉大的嶄新的著作；特別是雜劇戲文，以及小說。可惜這個時代太短促了，曇花一現之後，便一去不復來了！（隨了蒙古族的統治勢力的過去而過去）中國又開始墮入另一個古典時代之中。——雖然這個時代的影響，仍然存在著——一部分的文人們仍然在無人知的境地裡，為那些新體文學而努力著，然而他們的勢力卻已微弱得多了。戲曲的寫作者雖仍然不少，卻已不單是為民眾而寫作的了。假如這個封建社會的變態的時代，變態的經濟狀態，繼續存在下去的話，恐怕文學革命運動，要不待現代的十幾年中方才絕叫著的罷。可惜這個「變態」的社會，究竟只能夠若曇花的一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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