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際文壇概觀|鄭振鐸

元明之際文壇概觀(1)

　　一

　　元明之際是中國政治史上大變動的時期，也是中國民族最苦難的時代。我們在中國歷史上，歷次的見到北方的少數民族的侵略；若秦漢的匈奴，六朝的五胡，唐的回絕、吐蕃；北宋的契丹、遼、金，但他們卻至多只佔領了半個中國；南方的半壁江山卻終是漢族的；至多只是演一齣南北朝對立的把戲。想不到在這個時代，我們卻第一次見到中國全境的被蒙古民族的鐵蹄所踐踏著了！金主亮曾誇大的說道，他將立馬于吳山（杭州）第一峰，然而他的統一中國的迷夢，卻永不曾實現過。他的夢，在這時，卻有強悍的蒙古人為之實現了。數千年來，不見少數民族的足跡，不感受到外來勢力的壓迫的江南，現在是第一次淪陷於蒙古族的手中了。杭州（臨安）開始有了無數的蒙古人、色目人乃至久在蒙古族管理下的「漢人」（即金人等的北方人）來居住了。西湖風光又換了一個面目，諸城市又產生了一副新的景色。不慣，那是當然的！但久已積弱難返的古老民族，又怎敵得過勢若萬馬奔騰的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為這一代東西方諸民族的大恐怖的新興之蒙古民族呢？蒙古人的鐵蹄一到，他們雖然不慣，卻不久，便不得不貼然了，更不久，便也不得不安之了。

　　漢民族在這時代，雖不得不姑且過著貼然安之的生活，卻是滿肚子的憤懣不平。這種不平，是任何漢族的本土人民都感覺得到的。——特別是最後降服於蒙古人的所謂「南人」——即江南的人民——在這時候，在政治上、社會上最占勢力的乃是蒙古人（征服人的民族）及色目人（西方諸民族，隨蒙古人南侵者的總稱）。第三個才輪得到所謂「漢人」，第四個才輪得到所謂「南人」。其實「漢人」、「南人」，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中，永遠是受侮辱，受壓迫的。他們永遠是沈屈於下僚的，永遠不用想握到政治的大權，即有握權的，所握的也只是「非實權」。再加以那些強悍的蒙古人，對於被征服的民族，是毫不客氣，毫無顧忌的。他們為所欲為，毫不注意被征服的民族們的感情、習慣與乎風俗、人情。這裡有一個最顯著的例子。依照著中國向來的習慣，凡是易朝換代之際，對於前代的末途王孫，雖不妨加以極嚴峻之刑責，但對於已死的帝王，卻仍要給他們以相當的禮貌與敬重；特別對於皇陵之類，向來都是加以保護，不肯有什麼輕舉妄動的。但蒙古人卻不然了。他們對於此種禮貌，根本上便不懂。他們有的是力，有的是刀。他們什麼事不能做！什麼事不敢做！於是他們一到了江南，便有一個楊和尚悍然的去掘發南宋諸帝的陵寢，且揚其屍骨為灰（其目的當然大半還為的是掘寶藏）。這個驚人的舉動，未免使被征服者們太觸目傷心了。於是便有唐玨諸人發生了移屍他處，植冬青樹以為志別的悲壯的義舉。像這樣悍然不顧一切的舉動，當然非最強悍的民族做不出來的。我們如果以清人入關，第一件事，便以皇帝禮葬了崇禎帝，還下詔切實的誥戒人民，保護明十三陵，毋使樵采的舉動看來，便知道少數民族的侵略手段真是一代比一代的進步了。

　　更違反了漢族本土民族的公意的，便是公然廢止了歷來視為士子「登庸」的唯一的大道的科舉制度。這也是蒙古人完全不瞭解漢民族的心理的一例。科舉制度的弊端，言者殊眾。但有一點，卻是不可及的。儘管這種考試制度是如何的不合理，如何的可詛咒，但卻是一個已成了固體的制度，更不能說是一種不公平的制度。蒙古人於此點毫不注意。他們大約以為從馬上得之的，便可以也從馬上治之的罷。所以自元始祖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攻陷中國南部之後，三十餘年來從不曾想到過要舉行一次兩次足以綏安被征服的民族的憤心的科舉。直到元仁宗延祐初元（公元一三一五年）方才恢復了科舉的舊制，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然而其科舉的制度，卻不甚公平。蒙古人、色目人與漢人、南人便頗不相同。榜亦各別，不能混雜。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元史》卷八十一《選舉志》）如此顯然的不平等，益足令漢人南人們生了歧心。更有甚者，當時仕進有多歧，銓衡無定制，科舉更不是唯一的「出身」的大道。《元史·選舉志》（卷八十一）謂：

　　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董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為內官。文蔭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資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徽，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者歟。矧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用之法。曰掾史令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吏，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台院部，曰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府亦往往由是躋要官，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致竊權勢，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核之精，曰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升，或回降，其縱情破律，以公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

　　上面所引的話，雖然簡單，但已足夠見到元人的宦途是如何的廣大而繁雜。所以仁宗雖恢復了科舉制度，而這種科舉制度已非複像往古一樣，是士子登庸的唯一要津的了。名存而實亡，中舉者的權利，直等於零。我們雖說終元之朝沒有科舉可也。更有甚者，他們對於士人根本上是看不起的。歷朝對於士大夫階級的種種優待條例，若免稅賦，免徭役之類，元人似乎也一律不顧。陶宗儀的《輟耕錄》載有數事：

　　（一）恒陽廉文正王希憲，字善父，畏吾氏……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衣襤樓，袖詩求見，王之兄弟皆揶揄之。薊公複為入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

　　（二）國朝儒者，自戊戌選試後，所在不務存恤，往往混為編氓。至於奉一劄十行之書，崇學校，獎秀藝，正戶籍，免徭役，皆翰林學士高公智耀奏陳之力也。

　　（三）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于國師。王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上喜。

　　這些事實的反面便可證明：以馬上征戰為生活的蒙古民族，對於中國舊日的士大夫階級是如何的作踐，如何的不瞭解，如何的看不起。這個完全不瞭解中國國情的蒙古統治階級，當然不旋踵便要為漢民族所驅逐而北去的了。不僅如是，在一般政治上，這些蒙古的統治者也是完全不體恤人民，不瞭解民眾心理的。他們吏治的黑暗，恐怕要算是往古所未有的了。他們賣官鬻爵，他們貪污不堪。且以漢人、南人為奴為婢者所在有之。《輟耕錄》曾載，民間忽盛傳元人有將漢人少女強送之北去，作為韃靼人的奴婢之舉。於是民間婚嫁一時間皆草草舉行。後來雖知道是謠傳，卻已鬧得滿城風雨了。這謠言決不是無根的。對於被征服的民族，他們是可以一無顧忌的這麼辦的，也許小規模的擄奴之舉是時時有之的事。《輟耕錄》又載有一事：

　　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名逼人，無有願之者。既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惟知曲承使命，不問民間有粟與否也。乃拘集屬縣巨室點科十二名。眾皆號泣告訴，曾弗之顧。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空名告身授之。

　　以這種方法強迫人民去納粟捐官，真是曠古未聞的奇事。又其所用蒙古、色目人之做官的，不僅少讀書，不習政治，即連執筆花押也不會。「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輟耕錄》）在這樣少知無識的粗人統治之下的吏治，又安得而不黑暗，民心又安得而不思亂。（由程鵬舉的故事，更可見奴屬蒙古人的南人的痛苦之深。）

　　廬陵人鄧剡曾有《鷓鴣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贏牸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汪元量也有一首詩說元兵平杭日的事：「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這可見時人的悲哽怨毒的心理的一斑。

　　因了這種民族的壓迫，仕路的閉塞，文人的失意，便構成當時的文學的一個很顯著的特色，那便是產生了許多往昔所少有的鼓吹達觀享樂的歌曲，讚頌隱居生活的詩篇。下面是幾個例子。

　　想人生七十猶稀。百歲光陰，先過了三十。七十年間，十歲頑童，十載尪贏。五十歲除分晝黑，剛分得一半兒白日。風雨相隨，兔走烏飛，仔細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

　　——《蟾宮曲》，盧摯作。

　　忘憂草，含笑花，勸君聞早冠宜掛。那裡也能言陸賈！那裡也良謀子牙！那裡也豪氣張華！千古是非心，一夕漁樵話。

　　——《慶東原》，白樸作。

　　秋景堪題，紅葉滿山溪。松徑偏宜，黃菊繞東籬。正清樽斟潑醅，有白衣勸酒杯。官極品，到底成何濟。歸。學取他淵明醉。

　　——《碧玉簫》，關漢卿作。

　　荒荒時務艱，急急光陰換。一局棋未終，腰斧柯先爛。百歲霎時間，莫惜此時閑。三兩知心友，鯨杯且吸幹。休彈，玉人齊聲咀。狼山，興亡一笑間。

　　——《雁兒落帶過得勝令》，庾天錫作。

　　野塘花落杜鵑啼，啼血送春歸。花開不拚花前醉，醉裡又傷悲。伊。快活了是便宜。

　　——《遊四門》，無名氏。

　　乾坤俯仰，賢愚醉醒，今古興亡。劍花寒，夜坐歸心壯。又是他鄉，九日明朝酒香。一年好景橙黃。龍山上，西風樹響，吹老鬢毛霜。

　　——《滿庭芳》，張小山作。

　　這些都是隨手拈來的例子。更有馬致遠的一首《夜行舡》，向來是視為這一類作品中的壓卷之作：

　　〔夜行舡〕百歲光陰一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來，明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喬木查〕想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麼漁樵沒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慶宣和〕投至狐蹤與免穴，多少豪傑。鼎足雖堅半腰裡折。魏耶？晉耶？〔落梅風〕天教你富，莫太奢。不多時好天良夜。富家兒更做道你心似鐵，爭辜負了錦堂風月。〔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不爭鏡裡添白雪，上床與鞋履相別。休笑鴻巢計拙，葫蘆提一向妝呆。〔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更那堪竹籬茅舍。〔離亭宴煞〕蛩吟罷一覺才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何年是徹！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時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分紫蟹，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渾幾個重陽節。人問我，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這些消極的、玩世的、享樂的情緒，當時不僅㳽漫於新詩歌的壇坫中而已，即在戲曲上也是很顯著的表現著。涵虛子著《太和正音譜》，分元人雜劇為十二科，而首二科便是「神仙道化」，與「隱居樂道」。而《陳傳高臥》（馬致遠）、《黃粱夢》（馬致遠）、《岳陽樓》（馬致遠）、《竹葉舟》（范子安）、《鐵拐李》（岳伯川）、《度柳翠》（無名氏），乃至《七裡灘子陵垂釣》（宮大用）諸劇，在元劇中也成了很重要的一支大派。這種傾向，都是時代造成的。有了那末黑暗的時代，便自然而然的會發生這種消極的思想。這種消極的思想，其範圍更蔓延得很廣，不僅不得志的文人是那末頹廢的自暴自棄，即高位者也往往脫口會寫出唱出這種一口氣的詩篇來。不忽麻平章曾寫了有名的《辭朝》的一曲：

　　〔點絳唇〕寧可身臣糟丘，索強如命懸君手。尋幾個知心友，樂以忘憂。願作林泉叟。

　　〔混江龍〕布袍寬袖，樂然何處謁王侯。但樽中有酒，身外無愁。數看殘棋江月曉，一身長嘯海門秋。山間深住，林下隱居，清泉濯足，強如閒事縈心。浹生涯一味誰參透。草衣禾食，勝如肥馬輕裘。……

　　這大約有兩個可能的解釋。一是：政治實在太黑暗了，連身在政治裡面的人物也深抱著消極的悲觀的態度。二是：那種㳽漫於整個社會的消極的思想，不知不覺的連那些居高官、享厚祿的人也被傳染到了。這二者都有可能。「但得黃雞嫩，白酒熟，一任教疏籬牆缺茅庵漏。只要窗明炕暖蒲團厚，問甚身寒勝飽麻衣舊。」（不忽麻）這是如何淺近質實的享樂主義呵！更執著的享樂的思想，是表現在戀愛的沈醉與女性的肉的追求。在這一方面，他們的描寫是空前的不諱飾與不蘊藉。有許多荒誕的描寫，是連最近代的文人們也是不忍出諸筆下的。這些例子實在太多了，我們可以不必引在這裡。

　　這是如何頹廢的、放縱的、沈淪的時代啊！

　　一般人民是沈淪在重重的壓迫之下，一般的士大夫卻沈淪在悲觀的、消極的、肉欲的、物質的、享樂的思想之中。這樣構成了這時代前半期的文學的特色。這種特色是空前所未有的。我們雖然在魏、晉六朝的阮籍、劉伶，在唐的中葉李白諸人的篇什中，見到酒精崇拜等等的同樣的消極的享樂態度，卻從來不曾見有元人那末赤裸的質實的、肉欲的。我們的詩歌之中，當然也有比較現實的肉的描寫，但就能夠流傳下來的看來，都是相當蘊藉的，像《閒情賦》之所敘狀者為止。像元人那麼放縱的、赤裸的描寫著食與色的追求，那真是「古所未有」的。這種大膽的態度的造成，一方面當然為了儒教的拘束已去，舊倫理的觀念已不存在，一方面恐怕也多少要受到些西方的民族，若波斯等等民族的文學的影響。我總疑心，在我們的許多元代作家的詩什中，至少有一部分外來的成分在內。這話說來太長，在這裡只好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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