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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 批評文學的進展(1)


  元代批評文學的進展——有組織的批評著作的再現——古文家勢力在元及明初的影響——陳繹曾、王構、楊載及範梈——元代通俗入門書盛行的原因——瞿佑的《歸田詩話》——李東陽及其《懷麓堂詩話》——何、李的復古運動——徐禎卿的《談藝錄》——何孟春、都穆等

  一

  元代批評家們承宋、金之後,規模日大,門徑漸嚴。有計劃、有組織的著作較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關於散文一方面,古文的勢力,仍然籠罩一切。人人競奉韓、柳、歐、蘇為規模的目標,而蘇軾的影響尤大。陳秀民(字庶子,四明人,後為張士誠參軍,曆浙江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翰林學士)至專編《東坡文談錄》、《東坡詩話》以揚其學。元末楊維楨為文稍逸古文家的範圍,王彝便作《文妖》一篇以詆之,至罵之為狐為妖:「會稽楊維楨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於殺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後生小子群趨而競習焉,其足為斯文禍,非淺小也!」明初的劉基、宋濂以及稍後的方孝孺等等皆為純正之古文家,胥守唐、宋古文家法而不敢有所變易。被稱為「台閣體」的楊東裡,則更模擬歐陽修,一步一趨,莫不效之。直到了弘治間,李夢陽出來,與何景明、徐禎卿諸人,倡言復古,非秦、漢之書不讀;於是天下的風氣丕然一變。唐、宋諸大家的影響,至此方才漸漸地消歇下去。詩壇的趨向,也回復到「盛唐」諸家求模範。

  在古文勢力的絕對控制之下,元及明初的文學批評,是沒有什麼特殊的見解的。但有系統的著作,卻產生了不少。像陳繹曾的《文說》及《文筌》,王構的《修辭鑒衡》,楊載的《詩法家數》,範梈的《木天禁語》、《詩學禁臠》等作,雖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偉作,雖不曾有什麼創見的批評的主張,卻已不復是宋人的隨筆掇拾成書的「詩話」了。也許他們都是為「淺學」者說法的,都是為了書賈的利潤而編成的——元代的書籍,書賈所刊者以通俗的、求廣銷的書為最多。但究竟是有組織的著作;是復興了唐人的《詩格》、《詩式》、《詩例》一類的作風的。

  陳繹曾字伯敷,處州人。至順間,官國子監助教。嘗從學于戴表元,故亦為正統派的文士之一。他的《文說》,本為程試之式而作。書中分列八條,論行文之法,而所論大抵皆宗于朱熹。又有《文筌》八卷,分《古文小譜》、《四六附說》、《楚賦小譜》、《漢賦小譜》、《唐賦附說》五類,蓋也是為「舉子」而作的。末附《詩小譜》二卷,則為繹曾友石桓、彥威之作。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諡文肅(1245~1310)。他的《修辭鑒衡》分二卷,上卷論詩,下卷論文,皆採擷宋人的詩話以及筆記與文集裡的雜文而加以排比的。

  楊載的《詩法家數》,敘述作詩的方法甚詳且備。最後的一篇《總論》,雖淺語,卻頗近理。像「詩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自工」;「詩貴含蓄,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作詩要正大雄壯,純為國事。誇富耀貴,傷亡悼屈一身者詩人下品」諸語,都是很有確定的批評主張的,似不能以其類「詩法入門」之作而忽之。

  範梈字德機,所作《木天禁語》及《詩學禁臠》,皆《詩格》一類的「入門書」。《木天禁語》僅有「內篇」而無「外篇」,殆「外篇」已佚失。《詩學禁臠》似與之相銜接,或即其「外篇」歟?梈敘《禁語》謂:「詩之說尚矣。古今論著,類多言病而不處方。是以沉痼少有瘳日,雅道無複彰時。茲集開元、大曆以來諸公平昔在翰苑所論秘旨,述為一編。」是所依據者,仍為唐人諸作。每一做法,必舉一二庸人詩為例,也是王昌齡、賈島諸人《詩格》的規矩。《詩學禁臠》則分為「頌中有諷」,「美中有刺」,「撫景寓歎」,「專敘己情」等十五格,每格也以唐詩一篇為例,而後附說明。

  此外,潘昂霄有《金石例》,倪士毅有《作義要訣》,徐駿有《詩文軌範》,殆皆為便利儉腹的文士學子而設者。《四庫全書提要》雖極譏他們的淺陋,但他們的有組織的篇述,卻是不能以「淺陋」二字抹殺之的。為什麼在元代會復活了,且更擴大了唐代的「詩格」、「詩式」一類的科場用書呢?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一可以見當時通俗入門書的暢銷;二則當時文士們在少數民族壓迫之下,求師不易,而這一類通俗入門書便正是他們「無師自通」的寶庫。但通俗書之所以會暢銷,根本原因,還當在元代一般經濟狀況的進步。我們讀杜善甫的《莊家不識勾欄》,見一個農民入城而能慨然的以二百文為劇場的入門費,便可知那時的一般經濟狀況是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同當時政治一樣的黑暗的。這問題太大,且留待專門家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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