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第二十七章韓愈與白居易(4)

第二十七章韓愈與白居易(4)

　　四

　　要是說韓愈一派的詩，像景物蕭索、水落石出的冬天，那麼，白居易一派的詩，便要說他是像秋水的氾濫，暢流東馳，顧盼自雄的了。韓愈派的詩是有刺的；白居易派的詩卻是圓滾得如小皮球似的，周轉溜走，無不如意。韓愈派的詩是刺目澀口的；白居易派的詩，卻是爽心悅耳的，連孩子們念來，也會朗朗上口。

　　白居易字樂天，下邦人。幼慧，五六歲時，已懂得作詩。以家貧，更苦學不已。登進士第後，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拜左拾遺，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未幾，以事貶江州司馬，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升主客郎中，知制誥。長慶二年（公元822年）除杭州刺史。文宗開成元年（公元836年）為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後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公元772～846年）。有《白氏長慶集》。

　　他是最勤於作詩的人；他嘗序劉夢得的詩道：「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太和三年春已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仗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僅僅一二年間，已有了那麼多的成績！在他的長久的詩人的生涯裡，所得自然更多。他嘗自分其詩為四類：一、諷諭，包括題為「新樂府」者，這是他自己最看得重的一部分；二、閒適，是他「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三、感傷，是他「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四、雜律，是他的「五言七言，長短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但他的詩，最重要者自是他的「新樂府」辭。

　　他《與元九書》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是徹頭徹尾抱著人生的藝術之主張的。故他的詩「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而許多題為「新樂府」者，便都是在這樣的主張底下寫成的。杜甫的許多歌詠民間疾苦的詩，是寫實，是從寫實裡彈出譏誡之意來的；他並沒有明白的說他是誡諫。但居易卻是老老實實地把他的詩拿來做勸誡的工具了。他的「新樂府」，作於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恰好是他做左拾遺的時候。全部「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為五十篇」。

　　其自序道：「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已把他的主旨說得很明白。這樣徹底的人生的藝術觀，是我們唐以前的文學史上所極罕見的。在這五十篇中，有議論，像《海漫漫》、《華原磬》等；有敘事，像《新豐折臂翁》、《賣炭翁》等；但即敘事者，也往往以勸誡的議論結。《新豐折臂翁》最有名，是寫一個折了臂的老人的故事。其所以折臂者，蓋全為了逃避兵役之故。「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這和杜甫的《兵車行》等是同樣表曝了唐代徵兵制度的罪惡的。除了「新樂府」外，像《秦中吟》十首，也同是此意。惟「新樂府」多婉曲的勸諭，《秦中吟》則是不客氣的諷刺與責駡：「日中為樂飲，夜半不能休。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歌舞》）；「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買花》）。

　　大約「新樂府」為了是居諫臣之位時所作，「願得天子知」的，故措辭不得不和平婉曲些罷。但此類的「新樂府」，實在未見得成功；天子知與不知，且不說，就文學而論，則五十篇中，真實的可算作詩的，還不到十篇。無疑的，《新豐折臂翁》與《賣炭翁》乃是其中的最好的二篇。居易的好詩，實不在此而在彼。他自己所不大看得重的「閒適」和「感傷」的二類的詩，其中盡有許多真實的偉大的作品在著。《長恨歌》是很成功的一篇敘事詩；《琵琶引》也是很偉大的一篇抒情詩。我們讀了：「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弦凝絕。……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舟西舫悄無言，惟見江心秋月白。」（但這似有些受顧況《李供奉彈箜篌歌》的暗示的罷。）實在覺得韓愈的《南山》，盧仝的《月蝕》有些吃力不討好。其他長歌短什，好的也很不少。

　　相傳他未冠時謁顧況，況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道：「吾謂斯文遂絕，今複得子矣！」居易作風，有一部分確近顧況，惟顧況較他更為逼近口語耳。居易他自己也很想做到婦孺皆能懂的地位。《墨客揮犀》曾記著：「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複易之。」他既這樣的要求通俗，所以當時他的詩流傳得也最盛。《豐年錄》：「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絹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唐音癸簽》引）《酉陽雜俎》也記著：當時有刺樂天詩意於身，詫白合人行詩圖者的事。又，雞林行賈，售居易詩于其國相，率篇易一金。流行之盛，可謂自詩人以來所未曾有。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