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第二十一章六朝的散文(7)

第二十一章六朝的散文(7)

　　七

　　六朝散文，論者皆以為唯長於抒情，而於說理則短。這話是不大公允的。六朝不僅是詩人雲起的時代，且也是宗教家和衛道者最活躍的時候。在六朝的散文裡，至少宗教的辯難是要佔領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的。那時，自漢以來的佛教勢力，漸漸的根深蒂固了。自皇帝以至平民，自詩人以至學士，無不受其薰染，為之護法。南朝的梁武帝至捨身於同泰寺。北朝的魏都洛陽，城內外寺觀之數，多至一千餘（見《洛陽伽藍記》）。但以外來的佛教，佔有那麼偉大的力量，當然本土的反動是必要發生的了。漢、魏是吸收期，六朝卻因吸收已達飽和期而招致反動了。故六朝便恰正是本土的思想與佛教的思想，本土的信仰與佛教的信仰作殊死戰的時候。

　　這場決戰的結果，原是無損於佛教的豪末，卻在中國思想史上，文學史上留下一道光明燦爛的遺跡。我們看，佛法的擁護者是有著一貫的主張，具著宗教家的熱忱的，其作戰是有條不紊的。然而本土的攻擊者，卻有些手忙足亂，東敲西擊，且總是零星散亂，不能站在一條戰線上作戰的。時而以純粹的儒家見解來攻打。時而以新生的道教信仰當作攻打的武器。時而站在國家主義的立場上，就夷教排斥論來鼓動一般人的敵愾之心。時而又發表什麼「白黑論」以宣傳道釋並善之說。總之，攻擊的陣線是散亂的，佛家的防禦卻是統一的。以一貫之旨來敵散亂之兵，當然是應付有餘的了。但在決戰的時候，雙方的搏擊卻是出之以必死之心的。其由衝突而生的火光，是如黑夜間的掣電似的，特別明亮的出現于烏漆如黑的天空，顯著異樣的絢麗。自此以後，向佛家進攻的，如持著儒家正統論的韓愈、歐陽修等，其立論之脆弱，更是不足當佛徒之一擊的了。

　　這種論難的最早的開始，當在於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公佈的《白黑論》的時候。何尚之有《列敘元嘉讚揚佛教事》，把這次辯難的經過，說得很詳細：

　　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抵跡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

　　今《白黑論》等並存於世，旨頗可知。慧琳本姓劉，秦郡秦縣人。出家住冶城寺。元嘉中，在朝廷頗有勢力。他的《白黑論》（即《均善論》），設為白學先生和黑學道士的論辯，以「白」主中國聖人之教，「黑」主談幽冥之途，來生之化的釋教。其結論是：「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於有欲而滅於悟理，談說行於大解而息於貪偽……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是明持著儒釋折衷論的。以沙門而發這種議論，當時護佛者自然要大嘩起來了。何尚之徑稱他為「假服僧次，而毀其法」。

　　何承天似是當時唯一表同情於他的人，他將《白黑論》分送朝士，力為宣傳。他是東海郯人，宋時為尚書祠部郎，領國子博士，遷禦史中丞。元嘉二十四年，坐事免官。卒年七十八（公元370～447年）。他原是當代的儒學的宗師，本來對於佛教是一肚子的不滿。看見有一個釋子做出了那樣「毀法」的文章來，自然是十二分的高興，代盡分送的義務。因此，起了很重要的反響。護法的文士，無不參加論戰。宗炳原是承天的論敵，便首起舉難。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義熙中，為劉裕主簿。後入宋，屢征皆不就。他見了《白黑論》，便寫幾封長信給何承天，討論此事。後又著作《明佛論》，大為佛家張目。承天初送《白黑論》給他，只是請他批評。及炳長篇大論的攻擊起來，承天也便親自出馬，與之駁難。又著《達性論》及《報應問》。《報應問》直攻佛家的中心的信仰，舉例證明「殺生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又和顏延之往復辯難。延之也是信從佛教者。連作三論，專攻承天的《達性論》。

　　同時又有范泰、王弘、鄭鮮之諸人，討論「道人踞食」事。但那是佛教本身的儀式問題，沒有多大的重要性。卻也可以看出一般人對於沙門等之行動，像踞坐與以手取食等，頗為詫怪不滿。

　　《白黑論》的論戰過去了，卻又起了另一個新的論難。那便是以顧歡的《夷夏論》為中心的一場論難。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郡鹽官人。宋末，征為揚州主簿，永明初，征為太學博士，並不就。《夷夏論》的攻擊，較《白黑論》更為明白痛快，也更為狠惡深刻。先引道經，說明老子入天竺維衛國，因國王夫人淨妙晝寢，遂乘日精入其口中，後生為釋迦，佛道興焉。「道則佛也，佛則道也。」然因所在地不同，故儀式有異。「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舍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這場攻擊，頗為可怕，說他基本之道，原是中國的，而儀式則大不同。以此鼓動人民愛國之心，而去排斥佛教，方法是很巧妙的。故當時此論一出，駁者便紛紛而起。若袁粲，若朱昭之，若朱廣之，若明僧紹，皆痛陳其誤，加以詳辯。和尚一方面，也有意通、僧湣二人做文來反攻。僧湣作了《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以《戎華論》來罵歡的《夷夏論》，恰好是針鋒相對。僧湣也引經來說明老子為大士迦葉的化身，「化緣既盡，回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邈。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正是以矛攻盾之法。又引經說，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針對歡之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子出自井阪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以更闊大的一個世界，來駁歡的褊狹的夷、夏之別。末更醜道而揚佛，欲其革己以從佛理。確是一篇很雄辯的東西。

　　欲以淺薄剽竊的道教的理論，來攻擊佛教，當然是不會成功的。奉佛甚虔的沈約嘗著《均聖論》，闡揚佛家素食之說，以殺生為戒，並證之以中國往古聖人「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等事，決定「內聖外聖，義均理一」。這不是什麼很重要的文章，但因此招致了道士陶弘景的熱烈的責難。約又作了一篇《答陶隱居難均聖論》，便辭旨弘暢得多了。弘景之難，頗似顧歡之論，仍以「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為責難的中心。約則偏是規避此點不談。

　　但當時，最重要的辯難，還不是什麼就愛國主義而立論的《夷夏論》，也不是什麼折衷儒佛的《白黑論》，真正的決死戰，卻在於以範縝的《神滅論》為中心的一場大爭鬥。

　　範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齊初為寧蠻主簿。建武中，出為宜都太守。天監四年，征為尚書左丞。坐事徙廣州。還為中書郎，國子博士。縝的《神滅論》，未知作於何時。然齊的鄭鮮之已有《神不滅論》：「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以然，其可言乎？」鮮之卒於元嘉四年（公元427年）。難道縝的此論竟作於元嘉四年以前麼？但縝的所作，在梁武帝時候（公元502～549年），才有人紛紛的加以駁難，甚至連梁武帝他自己也親自出馬，可見此作絕不會是八十幾年前產生的。鄭氏的《神不滅論》和縝的此論，當是題材的偶同，而不會有什麼因果的關係的。

　　佛家所持以勸人者，像因果報應、幽冥禍福等，類皆以靈魂不滅論為其骨幹。若人死，靈魂果即消失，則佛家所說的一切，胥皆失所附麗。從前的《夷夏》、《白黑》諸論，皆只攻其皮毛。到了範縝的《神滅論》，才以科學的態度，直攻其核心的觀念，欲一舉而使其土崩瓦解。當縝著論之時，正是南朝佛家最為專霸的時代，自天子以至親王、大臣、將軍們，幾無不為佛氏的信徒。而縝則居然冒大不韙而向之進攻，誠不能不謂之豪傑之士。唯蕭衍及其臣下們究竟還是持著寬容異端的主義的，他雖作《敕答臣下神滅論》，罵了縝一頓：「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其騰口，虛畫瘡疳，空致詆訶」，而實際上也不曾加他以重罪。縝所論的，要旨如下：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刀，舍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舍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瓶缽，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于墮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奸宄弗勝，頌聲尚擁，唯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

　　這論，太重要了，不僅對於佛家挑戰，實在也對一切宗教挑戰。對於當時興高采烈的佛教徒們，這正是一個當心拳。故他們見了，莫不一時失色，紛紛的出死力以駁之。只沈約一人，便作了《形神論》、《神不滅論》、《難範縝神滅論》等好幾篇文章。居皇帝之尊的蕭衍，也親自出馬來訓斥了範縝一頓。縝又有《答曹思文難神滅論》，更申前旨。這場論辯，實在是太有趣，太重要了。

　　當時，又有《三破論》出現，專攻佛而崇道。全文已不存，幸劉勰的《滅惑論》所引不少，尚可見其大要。《三破》所論，與《夷夏論》鮮殊，彥和所駁，也不過佛家常談，故無甚重要。

　　與顧歡約同時的，有張融，以作《門律致書周顒等諸遊生》，力言佛家攻道之非。「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燕。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他持著佛、道調和論，以為其本則一，其源則通。這已是道家的防禦戰，而非攻擊戰了。但他的論敵周顒則窮追不已，力擁佛而攻道。他以為非道則佛，不宜持兩端。「道佛兩殊，非鳧則燕，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耳。」此言殊足以破佛道調和論之堅壘（顒有《答張融書難門律》及《重答張融書難門律》）。

　　如此紛紜的論戰，大約要到梁代的後半葉方才告了滅熄。其所以滅熄之故，半因佛家勢力的一天天的膨脹，半也因皇家的熱心護法，足以緘止攻擊者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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