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第二十一章六朝的散文(2)

第二十一章六朝的散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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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抒情的散文，建安之末，已見萌芽。子桓兄弟的書劄，往往憶宴游的愉樂，悼友朋的長逝，悱惻纏綿，若不勝情，已開了六朝文的先路。正始之際，崇尚清談，士大夫以寥廓之言，袒蕩之行相高，更增進了文辭的雋永。五胡之亂，土族避地江南者多，「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在這樣的山川秀麗的新環境裡，又浚啟了他們不少的詩意文情。於是便在應用、酬答的散文之間，也往往「流連哀思」，充滿了微茫的情緒。

　　東晉之初，劉琨、郭璞並為重要之政治家。琨勇於任事，有澄清中原之志。所作章奏，辭意慷慨，風格遒上，像《上湣帝請北伐表》、《勸進元帝表》等等，痛陳世勢，指數方略。「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在食土之毛，含茹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當此之時，唯有「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勸進元帝表》）。其言都是出之以蓬勃的熱情的。然時勢已不可為，軍士乏食，一籌莫展。「衣服藍縷，木弓一張，荊矢十發；編草盛糧，不盈二日；夏則桑椹，冬則膋豆。視此哀歎，使人氣索！」（《與丞相箋》）終於在這種情形之下為悍將段匹磾所殺！

　　同時有盧諶的，字子諒，范陽涿人，尚武帝女滎陽公主。劉琨以為司空主簿。其與琨贈答的簡牘，頗為世人所稱。又琨被殺後，諶上《理劉司空表》，痛切的申琨之志，理琨之冤，頗能揭發當時姑息之政的內幕。

　　郭璞著書極多，大都為注釋古書者。如《爾雅注》、《方言注》、《三蒼注》、《穆天子傳注》、《水經注》、《楚辭注》等等。璞以阻王敦謀亂被殺。看他的許多表奏，對於天天在崩壞的時局，他是很能應注意到，而要加以匡扶的。

　　為中興重鎮的王導，字茂弘，琅玡臨沂人，成帝時，進太傅，拜丞相，咸和五年卒，年六十四。所作書劄，類皆指揮、計劃當時的政治與時事的。而措辭沖淡，中多至情披露之語，其抒寫也頗有情趣。

　　同時又有殷仲堪、陶侃、溫嶠、庾亮諸人，皆為主持朝政，或獨當一面者。其互相贈答的文劄，或指陳政局，或相與激厲，在疏理陳辭之間，亦複楚楚有情致。仲堪，陳郡長平人，為都督荊、益、甯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安帝時為桓玄所敗，自殺。侃字大行，鄱陽人，拜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又加都督江州，領刺史。鹹和七年卒，年七十六。嶠字太真，太原祁人，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亮則為晉國戚，久居政府。他字元規，潁川鄢陵人。嘗鎮武昌，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為當時文士的東道主之一。

　　世家子弟的王羲之，字逸少，琅玡臨沂人，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公元321～379年）。以善書得盛名。所作簡牘雜帖，隨意揮寫，而自然有致。所論皆家人細故，戚友交往，乃至贈賚雜物，慰勞答問。雖往往寥寥不數行，而澹遠搖盪，其情意若千幅紙所不能盡，這是六朝簡牘的最高的成就。一半也為了他的字為後人所慕，故此種雜帖，遂保留於今獨多。姑舉二三例：

　　甲夜，羲之頓首：向遂大醉，乃不憶與足下別時。至家乃解。尋憶乖離，其為歎恨，言何能喻。聚散人理之常，亦複何雲。唯願足下保愛為上，以俟後期。故旨遣此信，期取足下過江問。臨紙情塞。王羲之頓首。

　　期小女四歲，暴疾不救，哀湣痛心，奈何奈何！吾衰老，情之所寄，唯在此等。奄失此女，痛之纏心，不能已已，可複如何？臨紙情酸！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

　　雨寒，卿各佳不？諸患無賴，力書。不一一。羲之問。

　　他的《三月三日蘭亭詩序》為古今宴遊詩序中最為人知的一篇。「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沒有什麼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又從宴樂感到人生的無常。雖不是什麼極雋妙的「好辭」，卻自有羲之的清澹的風格在著。大約這《蘭亭序》之所以盛傳，又半是為了他的書法之故罷。後人翻刻之石，至有五百帖以上。

　　羲之子獻之，亦以善書知名。他字子敬，尚新安公主。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征拜中書令卒（公元344～388年）。所作雜帖，傳者也多：

　　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像二王的種種雜帖，假如不是為了書法美妙之故（集中是不會全收的），恐怕是不會流傳到後世來的。六朝的一部分社會情態，文士生涯，往往賴斯為我們所知。故在別一方面看來，也是頗可注意的。從其間，所謂「六朝風度」者，往往可于無意中領略到。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嘗為殷浩建威長史。浩敗，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拜衛尉卿。有《至人高士傳贊》二卷，《列仙傳贊》三卷，《孫子》十二卷，今不盡傳，傳者唯詩文若干篇（《全晉文》中有《孫子》及《至人高士傳贊》及《列仙傳贊》殘文）。興公長於哀誄碑版之文。政府要人死後，其碑文出於他的筆下者不少。

　　東晉之末，有詩人陶淵明，他的散文和他的詩一樣，全然是獨立於時代的風尚以外的。貌若澹泊，而中實豐腴，和當時一般的作品，慣以彩豔來掩飾其淺陋者，恰恰立於相反的地位。他的《五柳先生傳》是自敘傳，是個人的自適生活的寫真。其《桃花源記》，卻欲以這個個人生活推而廣之，使之成為一個理想的社會了。原因是，見了當代的喪亂，故不得不有托而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更何有于晉、宋的紛紛攘奪呢！但桃花源究竟是不會有的。在整個龍爭虎鬥的社會裡，怎麼會有什麼避世的桃花源呢？故遂以「迷不復得路」結之。但淵明究竟不是一個自了漢。他不完全提倡一個消極的躲避的辦法。故桃花源也遂成為積極的理想，社會的模範，像「烏托邦」（Utopia）、「共和國」（Republic）、「新大西洋」（New Atlantic），那樣的一個「避」秦之地。

　　避秦之地終於是一個寓言的世界，於是五柳先生遂不得不逃於酒，在醉鄉裡，也就是在理想國裡，躲了過去。淵明全部理想幾全可以此釋之。所以他不僅是一位田園詩人，徹頭徹尾的詩人，而且是偉大的政治理想家。但他的所作，其重要性還不完全在此。卻在於他的特殊的澹泊的風格，在於他的若對家人兒女談家常瑣事似的懇切的態度。他不用一個濃豔的雕斲的辭句，他不使一點的做作的虛矯的心情；他只是隨隨便便地稱心稱意地說出他的整個情思來。純然以他的真樸無飾的詩人的天才，來戰勝了一般的慣好浮誇與做作的作家們。這便是他的真實的偉大的所在。無論在詩，在散文方面，都是如此。故他的散文，如《五柳先生傳》和《桃花源記》等之外，《與子儼等疏》、《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及《自祭文》等，也是真實的傑作。

　　又淵明除了風格的澹遠以外，其他是純然的一位承襲了魏、晉以來的風度的人物，一位純然的《世說新語》裡的文士。他和他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裡所述的龍山落帽，「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旁若無人」的孟嘉，乃是真實的同志。他自己是「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複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與子儼等疏》）「性嗜酒，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傳》）像這樣一位坦率任性的人物，誠是「竹林七賢」以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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