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第八章五言詩的產生

第八章五言詩的產生(1)

　　五言詩的重要——五言詩不會產生于蘇李的時代——更不會產生在枚乘的時代——最早的五言詩——民歌與民謠——《古詩十九首》等——兩篇偉大的五言敘事詩：《悲憤詩》與《孔雀東南飛》——蔡邕酈炎孔融等——樂府古辭——相和歌辭——《漢鐃歌》

　　一

　　五言詩的產生，是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個大事件，一個大進步。《詩經》中的詩歌，大體是四言的。《楚辭》及楚歌，則為不規則的辭句。楚歌往往陷於粗率。而四言為句，又過於短促，也未能盡韻律的抑揚。又其末流乃成了韋孟《諷諫詩》、傅毅《迪志詩》等的道德訓言。五言詩乘了這個時機，脫穎而出，立刻便征服了一切，代替了四言詩，代替了楚歌，而成為詩壇上的正宗歌體。自屈原、宋玉之後，大詩人久不產生。五言詩體一出現，便造成建安、正始、太康諸大時代。曹操、曹植、陶潛諸大詩人便也陸續的產生了。詩思消歇的「漢賦時代」遂告終止。

　　五言詩產生在什麼時候呢？鐘嶸《詩品》托始于李陵。蕭統的《文選》也以「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幾篇為李陵之作。徐陵選《玉台新詠》則以「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諸作為枚乘之詩。如果枚乘、李陵之時，五言詩的體格已經是那麼完美了，則他們的起源自當更遠在其前了。至少五言詩是當與漢初的《楚辭》及楚歌同時並存的。然而，在漢初，我們卻只見有「大風起兮雲飛揚」、「諸呂用事兮劉氏微」、「力拔山兮氣蓋世」，卻絕不見有五言詩的蹤影。即在武帝之時，也只有「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東方朔歌），「鳳兮鳳兮歸故鄉」（司馬相如歌），「秋風起兮白雲飛」（武帝《秋風辭》）；卻絕不見有五言詩的蹤影。那麼，枚乘、李陵的「良時不再至」、「西北有高樓」等至完至美的五言詩，難道竟是如摩西的《十誡》，莫哈默德的《可蘭經》似的從天上落下，由上帝給予的麼？像這樣的奇跡，是文學史上所不許有的。

　　我們且看，主持著李陵、枚乘為五言之祖的人，到底提出什麼重要證據來沒有。

　　【莫哈默德，今通譯穆罕默德。】
　　【《可蘭經》，也作《古蘭經》。】

　　鐘嶸、蕭統皆以李陵為五言之祖。然鐘嶸他自己已是遊移其辭：「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昭明文選》，先錄《古詩十九首》，題曰古詩，並不著作者姓氏，其次乃及李陵之作。然鐘嶸嘗說：「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去者日以疏」正在《古詩十九首》中。鐘氏既疑其為「建安中曹、王所制」，而蕭統卻反列于李陵之上。可見這兩位文藝批評家對於這些古作的時代與作者，也是彼此矛盾，且滿肚子抱了疑問的。劉勰說：「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雲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此語最可注意。《漢書·藝文志》選錄歌詩，最為詳盡，自高祖歌詩二篇，以至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南郡歌詩五篇等，凡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無不畢錄。假如李陵有如許的佳作，《藝文志》的編者是絕不會不記錄下來的。又《漢書》傳記中，所錄詩賦散文，至為繁富。

　　李陵傳中，亦自有其歌：「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這是蘇武還漢時，李陵置酒賀武，與武訣別之詩。所謂李陵別蘇武詩，蓋即此詩而已。別無所謂「良時不再至」諸作也。這詩乃是當時流行的楚歌的格式，也恰合李陵當時的情緒與氣概。「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恨恨不能辭」，「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這三首「別詩」，誠極纏綿悱惻之至，然豈是李陵別蘇武之詩！又豈是「置酒賀武曰：『異域之人，一別長絕』，因起舞而歌，泣下數行，遂與武決」的李陵所得措手的！《古文苑》及《藝文類聚》中，又有李陵的《錄別詩》八首，「有鳥西南飛」、「爍爍三星列」等等，則更為不足信了。

　　蘇武亦傳有「結髮為夫妻」、「黃鵠一遠別」諸詩，其不足信，更在李陵詩之上。像：「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誠是一篇悲婉之極的名作，卻奈不能和蘇武這一個人名聯合在一處何！又有武《答李陵詩》一首，見《古文苑》及《藝文類聚》；《別李陵詩》一首，見《初學記》。則更為顯然的偽託。

　　【《古文苑》，詩文總集。編者不詳。選錄周代至南朝齊代詩文260餘篇，分為20類。】

　　五胡亂華，南北朝時期北方多個少數民族大規模南下而造成與漢族政權對峙的時期。又稱永嘉之亂或五胡十六國。五胡是指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少數民族。

　　為什麼鐘、蕭諸人定要將這些絕妙好辭抬高了三個多世紀而與李陵、蘇武發生了關係呢？可能的解釋是：自「五胡亂華」之後，中原淪沒，衣冠之家不東遷則必做了胡族的臣民，蘇、李的境況，常是他們所親歷的。所以他們對於蘇、李便格外寄予同情。基於這樣的同情，六朝人士便於有意無意之中，為蘇、李製造了、附加了許多著作。有名的《李陵答蘇武書》便是以這樣的動機偽作出來的。將許多無主名的古詩黏上了蘇、李的名字，其動機當也是這樣的。

　　至於五言詩始於枚乘之說，則連鐘嶸、蕭統他們也還不知道。這一說，較之始于蘇、李的一說為更無根據，更無理由。第一次披露的，是徐陵編輯的《玉台新詠》。他以《古詩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涉江采芙蓉》八首，定為枚乘作，更加了《蘭若生春陽》一首。大約硬派這九首「古詩」於枚乘名下的，當是相沿的流說，未必始于徐陵。劉勰在他的《文心雕龍》中已說起：「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徐陵好奇過甚，以此「或稱」，徑見之著錄了。

　　【虞美人，即虞姬，西楚霸王項羽愛姬。】

　　【《容齋隨筆》，史料筆記。南宋洪邁著。內容包括歷史事件評論、歷史人物評論、史料、典章、天文、曆算等。】

　　總之，五言詩發生于景、武之世（公元前156～前87年）的一說，是絕無根據的。在六朝以前沒有人以五言詩為始自景、武之世，也沒有一首五言詩是可以確證其為景、武之世之所作。虞美人答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一歌的：「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見《史記正義》）以及卓文君給司馬相如與之決絕的《白頭吟》：「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見《西京雜記》）固與蘇、李、枚乘同為不可靠的。即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飆斂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作于成帝（公元前32～前7年）之時者，劉勰且以為疑，《文選》李善注也以為「古詞」。則西漢之時，有否如此完美的五言詩，實是不可知的。顏延之《庭誥》說：「李陵眾作，總雜不類。元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蘇東坡答劉沔書說：「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詩，有『江漢』之語，而蕭統不悟。」（《通考》引）洪邁《容齋隨筆》說：「《文選》李陵、蘇武詩，東坡雲後人所擬。余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盈，惠帝諱。漢法觸諱有罪，不應陵敢用。東坡之言可信也。」

　　顧炎武《日知錄》說：「李陵詩，『獨有盈觴酒』，枚乘詩，『盈盈一水間』。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為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又《文選旁證》引翁方綱說：「今即以此三詩論之，皆與蘇李當日情事不切。史載陵與武別，陵起舞作歌『徑萬里兮』五句，此當日真詩也。何嘗有攜手河梁之事。所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此謂離別之後，或尚可冀其會合耳。不思武既南歸，即無再北之理。而陵云：『大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決無還漢之期。則此日月弦望為虛辭矣。」翁氏又說：「『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蘇、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其相別則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安得僅雲三載嘉會乎？……若准本傳歲月證之，皆有所不合。」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也說：「七言至漢，而《大風》、《瓠子》，見於帝制；《柏梁》聯句，一時稱盛。而五言靡聞。其載于班史者，唯『邪徑敗良田』童謠，見於成帝之世耳。……要之，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由此可知以《古詩十九首》等無主名的五言詩為枚乘、蘇、李所作，是有了種種的實證，知其為無稽的；固不僅僅以其違背于文學發展的規律而已。

　　那麼五言詩，應該始於何時呢？五言詩的發生，是有了什麼樣的來歷的呢？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最可靠的五言詩，是《漢書·五行志》所載的漢成帝時代的童謠：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
　　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
　　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十駕齋養新錄》，學術劄記。清代錢大昕著。23卷，涉及經學、小學、史學、官制、地理、姓氏、典籍等。】

　　及班固的《詠史詩》：「三王德彌薄，唯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這些五言詩，都是很幼稚的。可見其離草創的時代還未遠。又《漢書》載永始、元延間（公元前16～前9年）《尹賞歌》：「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後漢書》載光武時（公元25～55年）《涼州歌》：「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後漢書》又載童謠歌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崔氏家傳》載崔瑗為汲令，開溝造稻田，蒲鹵之地，更為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道：「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溉灌，決渠作甘雨。」

　　常璩《華陽國志》載太山吳資，孝順帝永建中（公元126～131年）為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云：「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後恤時務，我人以優饒。」其後資遷去，人思之，又歌云：「望遠忽不見，惆悵當徘徊。恩澤實難志，悠悠心永懷。」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五言詩的草創時代，當在離公元前32年（成帝建始元年）不遠的時候。在這個草創時代，五言詩似尚在民間流傳著，為民歌，為童謠，雖偶被史家所採取，卻未為文人所認識。班固的《詠史》卻是最早的一位引進五言詩于文壇的作家。

　　同時的傅毅，雖有人曾以《古詩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一首，歸屬於他，而論者也往往以為疑。張衡的《同聲歌》：「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烝嘗。……」也與《詠史》一樣，正足以見草創期的古拙僵直的氣氛。直至東漢的季葉，蔡邕、秦嘉、孔融出來，五言詩方才開始了他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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