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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詩經與楚辭(7)


  七

  《漢書·藝文志》裡有《屈原賦》二十五篇。王逸《章句》本的《楚辭》與朱熹《集注》本的《楚辭》,所錄屈原著作皆為七篇。七篇中,《九歌》有十一篇,《九章》有九篇,合計之,正為二十五篇,與《漢志》合。但王逸《章句》本,對於《大招》一篇,卻又題著「屈原作,或曰景差作」。則屈原賦共有二十六篇。或以為《九歌》實止十篇,因《禮魂》一篇乃是十篇之總結。故加入《大招》,仍合於二十五篇之數。或則去《大招》而加《招魂》,仍為二十五篇。或則以《九歌》,作九篇,仍加《大招》、《招魂》二篇,合為二十五篇。但無論如何,這二十五篇,絕不會全是屈原所作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很可懷疑的。《遠遊》中有「羨韓眾之得一」語。韓眾是秦始皇時的方士,此已足證明《遠遊》之絕非屈原所作的了。《卜居》、《漁父》二篇,更非屈原的作品。兩篇的開始,俱說:「屈原既放」,顯然是第三人的記載。王逸也說:「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此外《九歌》、《天問》等篇,也都各有可疑之處。我們所公認為屈原的作品,與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者,僅《離騷》一篇及《九章》九篇而已。

  《離騷》為古代最重要的詩篇之一;也是屈原所創作的最偉大的作品。「離騷」二字的解釋,司馬遷以為「猶離憂也」。班固以為「離,猶遭也,騷,憂也」。《離騷》全文,共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一字。作者的技能在那裡已是發展到極點。她是秀美婉約的,她是若明若昧的。她是一幅絕美的錦幛,交織著無數絕美的絲縷;自歷史上、神話上的人物,自然界的現象,以至草木禽獸,無不被捉入詩中,合組成一篇大創作。

  【王逸(生卒不詳),東漢文學家。字叔師,南郡宜城(今屬湖北)人。所作《楚辭章句》是《楚辭》最早的完整注本。】

  屈原想像力是極為豐富的。《離騷》雖未必有整飭的條理,雖未必有明晰的層次,卻是一句一辭,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盤,各自圓瑩可喜,又如春園中的群花,似若散漫而實各在向春光鬥妍。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起,始而敘述他的身世性格,繼而說他自己在「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之時,不得不出來匡正。「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不料當事者並不察他的中情,「反信讒而齎怒」。他「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在這時,「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獨有他的心卻另有一番情懷。他所怕的是「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他的心境是那麼樣的純潔:「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眾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諑謂餘以善淫」。因而慨然的說道:「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在這時,他已有死志。他頗想退修初服,「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然而他又不能決心退隱。女媭又申申的罵他,勸他不必獨異於眾。「眾不可戶說兮,孰雲察餘之中情」。他卻告訴她說,「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時既不容他直道以行,便欲騁其想像「上下而求索」。「飲余馬于咸池兮,總餘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餘先戒兮,雷師告餘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但「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餘焉能忍與此終古」。他悶悶之極,便命靈氛為他占之。靈氛答曰:「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他欲從靈氛之所占,心裡又猶豫而狐疑。「巫鹹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巫鹹又告訴他說道:「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蠖之所同。……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他仍不以此說為然。他說道:「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實在的,「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他終於猶豫著,狐疑著,不能決定走哪一條路好。

  最後他便決絕的說道:「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曆吉日乎吾將行。」及其「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便又留戀瞻顧而不能自已。「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他始終在徘徊瞻顧,下不了決心。他始終猶豫著,狐疑著,不知何所適而後可。到了最後之最後,他只好浩然長遠的歎道:「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他始終是一位詩人,不是一位政治家。他是不知權變的,他是狷狷自守的。他也想和光同塵,以求達政治上的目的,然而他又沒有那麼靈敏的手腕。他的潔白的心性,也不容他有違反本願的行動。於是他便站立在十字街頭:猶豫狐疑,徘徊不安。他的最後而最好的一條路便只有:「從彭咸之所居。」

  在《九章》裡的九篇裡,大意也不外於此。《九章》本為不相連續的九篇東西,不知為什麼連合為一篇而總名之曰《九章》。這九篇東西,並非作于一時,作風也頗不相同。王逸說:「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他以《惜往日》、《悲回風》二篇為其「臨絕之音」。其他各篇則不復加以詮次。後人對於他們的著作時日的前後,議論紛紜。《涉江》首句說,「余初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似也為晚年之作。《惜誦》、《抽思》二篇,其情調與《離騷》全同,當系同時代的作品。《橘頌》則音節舒徐,氣韻和平,當是他的最早的未遇困厄時之作。然在其中,已深蘊著詩人的矯昂不群的氣態了:「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思美人》仍是寫他自己的低徊猶豫。《哀郢》是他在被流放到別地,思念故鄉而作的。他等候著複召,卻永不曾有這個好音。他最後只好慨歎的說道:「曼餘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涉江》也是他在被放于南方時所作。

  他既久不得歸,於是又作《懷沙》、《悲回風》二賦,以抒其愁憤,且決志要以自殺了結他的貞固的一生。在這時,他已經完全失望,已經完全看不出有什麼光明前途了。國事日非,黨人盤據,「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簸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當然不會有人知他。《懷沙》之作,在於「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之時。他在那裡,已決死志,反而淡淡的安詳說道:「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在《悲回風》裡,他極敘自己的悲愁:「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而極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他倒願意「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至於《惜往日》,或以為「此作詞旨鄙淺,不似屈子之詞,疑後人偽託也」。我們見她一開頭便說:「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似為直抄《史記》的《屈原列傳》而以韻文改寫之的,屈原的作品,絕不至如此的淺顯。偽作之說,當可信。

  《九歌》、《天問》也頗有人說其皆非屈原所出。朱熹說: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荊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被逐,見而感之。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是則朱熹也說《九歌》本為舊文,屈原不過「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已。這個解釋是很對的。我們與其將《九歌》的著作權完全讓給了屈原或楚地的民眾,不如將這個巨作的「改寫」權交給了屈原。

  我們看《九歌》中那麼許多娟好的辭語:「桂棹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湘夫人》)「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少司命》)「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山鬼》)我們很不能相信民間的祭神歌竟會產生這樣的好句。有許多民間的歌曲在沒有與文士階級接觸之前,都是十分的粗豪鄙陋的。偶有一部分精瑩的至情語,也被拙笨的辭筆所礙而不能暢達。這乃是文人學士的擬作或改作,給他們以一種新的生命,新的色彩。《九歌》之成為文藝上的巨作,其歷程當不外於此。

  《九歌》有十一篇。或以《禮魂》為「送神之曲」,為前十篇所適用。或則更以最後的三篇:《山鬼》、《國殤》、《禮魂》,合為一篇以合於「九」之數,然《山鬼》、《國殤》諸篇,決沒有合為一篇的可能。但《九歌》實只有九篇。除《禮魂》外,《東皇太一》實為「迎神之曲」,也不該計入篇數之內。

  《九歌》的九篇(除了兩篇迎神、送神曲之外),相傳以為都是禮神之曲。但像「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少司命》),「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諸情語,又豈像是對神道說的。或以為《聖經》中的《蘇羅門歌》不是對神唱的歌曲,而同時又是絕好戀歌麼?不知《蘇羅門歌》正是當時的戀歌;後人之取來作為聖歌,乃正是他們的附會。朱熹也知《九歌》中多情語,頗不易解得通,所以便說:「其言雖若不能無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我的意見是,《九歌》的內容是極為複雜的,至少可成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楚地的民間戀歌,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一部分是民間祭神祭鬼的歌,如《雲中君》、《國殤》、《東君》、《東皇太一》及《禮魂》。

  《天問》是一篇無條理的問語。在作風上,在遣辭用語上,全不像是屈原作的。朱熹說:「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向而問之,以渫憤懣。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雲爾。」既是楚人所「論述」,可見未必出於屈原的手筆。且細讀《天問》全文,平衍率直,與屈原的《離騷》、《九章》諸作的風格完全不同。我們不能相信的是,以寫《離騷》、《九章》的作者,乃更會寫出「簡狄在台,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那麼一個樣子的句法來。有人以為《天問》是古代用以考問學生的試題。這話頗有人加以非笑,以為在古代時,究竟要考問什麼學生而用到這些試題。我們以為以《天問》為試題,或未免過於武斷;但《天問》之非一篇有意寫成的文藝作品,則是無可懷疑的。她在古時,或者是一種作者所用的歷史、神話、傳說的備忘錄也難說。或者竟是如希臘海西亞特(Hesiod)所作的《神譜》,或亞甫洛杜洛斯(Apollodoms)的《圖書紀》。體裁乃是問答體的,本附有答案在後。後人因為答題過於詳細,且他書皆已有詳述,故刪去之,僅存其問題,以便讀者的記誦。這個猜測或有幾分可能性罷。

  【海西亞特,今通譯赫西奧德,古希臘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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