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第四章詩經與楚辭(6)

第四章詩經與楚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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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於《詩經》時代之後的便是所謂「楚辭」的一個時代。在名為「楚辭」那一個總集之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屈原及宋玉等見《史記》卷八十四）。他是「楚辭」的開山祖，也是「楚辭」裡的最偉大的作家。我們可以說，「楚辭」這個名詞，指的乃是「屈原及其跟從者」。

　　「楚辭」的名稱，或以為始于劉向。然《史記·屈原列傳》已言：「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漢書·朱買臣傳》言：「買臣善《楚辭》。」又言：「宣帝時，有九江被公善《楚辭》。」「楚辭」之稱，在漢初當已成了一個名詞。據相傳的見解，謂屈原諸《騷》，皆是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辭》。其後雖有許多非楚人作《楚辭》，雖未必皆紀楚地，名楚物，然其作楚聲則皆同。

　　後漢王逸著《楚辭章句》，於卷首題著：「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楚辭》到劉向之時，始有像現在那個樣子的總集，這是可信的事。惟這個王逸章句的《楚辭》，是否即為劉向的原本，卻是很可疑的。據王逸的《章句》本，則名為《楚辭》的這個總集，乃包括自屈原至王逸他自己的一個時代為止的許多作品。據朱熹的《集注》本，則《楚辭》的範圍更廣，其時代則包括自周至宋，其作品則包括自荀況以至呂大臨。本書所謂《楚辭》，指的不過屈原、宋玉幾個最初的《楚辭》作家。

　　《楚辭》，或屈原、宋玉諸人的作品，其影響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廣的。《詩經》的影響，至秦漢已微。她的地位雖被高列于聖經之林，她在文學上的影響卻已是不很深廣了。但《楚辭》一開頭便被當時的作者們所注意。漢代是「辭、賦的時代」；而自建安以至六朝，自唐以至清，也幾乎沒有一代無模擬《楚辭》的作家們。她的影響，不僅在「賦」上，在「騷」上，即在一般詩歌上也是如此。若項羽的「虞兮虞兮奈若何」，劉邦的「大風起兮雲飛揚」，以至劉徹的「草木黃落兮雁南歸」，「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諸詩，固不必說，顯然的是「楚風」了；即論到使韻遣辭一方面，《楚辭》對於後來的詩歌，其影響也是極大的。他們變更了健勁而不易流轉的四言格式，他們變更了淳樸短促的民間歌謠，他們變更了教訓式的格言詩，他們變更了拘謹素質的作風。他們大膽的傾懷的訴說出自己鬱抑的情緒；從來沒有人曾那麼樣的婉曲入微，那麼樣的又真摯、又美麗地傾訴過。

　　屈原是古代第一個有主名的大詩人。在古代的文學上，沒有一個人可以與他爭那第一把交椅的。《史記》中有他的一篇簡傳。在他自己的作品裡也略略的提起過自己的生平。據《史記》，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自己在《離騷》裡則說：「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是正則，靈均又是他的名字。後人或以正則、靈均為「平」字「原」字的釋義，或以為正則、靈均是他的小名。他是楚的同姓，約生於公元前343年（周顯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初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原是懷王很信任的人。有一個上官大夫，與屈原同列爭寵，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上官大夫因在懷王之前讒間他道：「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于齊。適懷王為張儀所詐，與秦戰大敗。秦欲與楚為歡，乃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懷王恨張儀入骨，說道：「不欲得地，願得張儀。」張儀竟入楚。厚賂懷王左右，竟得釋歸。屈平自齊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後秦昭王與楚婚，欲懷王會。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固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竟客死于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子蘭怒屈平不已，使上官大夫短之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這是他第二次在政治上的失敗。屈原既被疏被放，三年不得複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太卜鄭詹尹欲決所疑。他問詹尹道：「甯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詹尹卻很謙抑的釋策說道：「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屈原至於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死時約為公元前290年（即頃襄王九年）的五月五日。在這一日，到處皆競賽龍舟，投角黍于江，以吊我們的大詩人。

　　【瓦爾米基，今音譯是跋彌，意譯是蟻垤。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作者。】
　　【《奧特賽》，今通譯《奧德賽》。】
　　【《拉馬耶那》，今通譯《羅摩衍那》。】

　　近來頗有人懷疑屈原的存在，以為他也許和希臘的荷馬，印度的瓦爾米基一樣，乃是一個箭垛式的烏有先生。荷馬、瓦爾米基之果為烏有先生與否，現在仍未論定——也許永久不能論定——但我們的大詩人屈原，卻與他們截然不同。荷馬的《伊裡亞特》、《奧特賽》，瓦爾米基的《拉馬耶那》，乃是民間傳說與神話的集合體，或民間傳唱已久的小史詩、小歌謠的集合體。所以那些大史詩的本身，應該可以說他們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馬、瓦爾米基那樣的作家，即使有之，我們也只可以說他們是「零片集合者」。屈原這個人，和屈原的這些作品，則完全與他們不同。他的作品像《離騷》、《九章》之類，完全是抒寫他自己的幽憤的，完全是訴說他自己的愁苦的，完全是個人的抒情哀語，而不是什麼英雄時代的記載。它們是反映著屈原的明瞭可靠的生平的，它們是帶著極濃厚的屈原個性在內的，它們乃是無可懷疑的一個大詩人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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