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緒論

緒論(1)

　　百科全書式的「正史」——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文學巨人」的影響——中國文學史的使命——其敘述的範圍——新材料的發現——辨偽的工作——官書與個人的著作——中國文學進展的兩個動力：民間創作與外來影響

　　一

　　所謂「歷史」，昔人曾稱之為「相斫書」，換一句話，便只是記載著戰爭大事，與乎政治變遷的。在從前，於上雲的戰爭大事及政治變遷之外，確乎是沒有別的東西夠得上作為歷史的材料的。所以古時的歷史只不過是「相斫書」而已。然中國的史家，從司馬遷以來，便視「歷史」為記載過去的「百科全書」，所以他們所取的材料，範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爭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內。孔子有「世家」，老、莊諸人有「列傳」，屈原、枚乘諸人亦有「列傳」，天官有「書」，藝文有「志」，乃至滑稽、貨殖亦複各有其「傳」。其所網羅的範圍是極廣大的。所謂「文學史」便也常常的被網羅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所謂《史記》、《漢書》諸「正史」者之中。

　　但文學史之成為「歷史」的一個專支，究竟還是近代的事。中國「文學史」的編作。尤為最近主事。翟理斯（A.Giles）的英文本《中國文學史》，自稱為第一部的中國文學史，其第一版的出版期在公元1901年。中國人自著之中國文學史，最早的一部，似為出版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的林傳甲所著的一部。

　　相斫書，記載戰爭的史書。最初指《左傳》，因《左傳》書中戰爭不絕，故稱相斫。後也指兵法諸書。

　　翟理斯（1845～1935），英國漢學家。1897年任劍橋大學中文教授。所撰《中國文學史》，在中國和世界均有一定影響。

　　太痕，今通譯泰納。法國哲學家、文學評論家，著有《英國文學史》。

　　勃蘭兌斯（1842～1927），丹麥文藝批評家、文學史家。代表作《十九世紀文學主潮》六卷。

　　最早的「文學史」都是注重于「文學作家」個人的活動的，換一句話，便是專門記載詩人、小說家、戲劇家等的生平與其作品的。這顯然的可知所謂「文學史」者，不過乃是對於作家的與作品的鑒賞的或批判的「文學批評」之聯合，而以「時代」的天然次序「整齊劃一」之而已。像寫作《英國文學史》（公元1864年出版）的法人太痕（Taine，1828～1873），用時代、環境、民族的三個要素，以研究英國文學史的進展的，已很少見。北歐的大批評家，勃蘭兌斯（G.Brandes）也更注意于一支「文學主潮」的生與滅，一個文學運動的長與消。他們都不僅僅的讚歎或批判每個作家的作品了。他們不僅僅為每個作家作傳記、下評語。他們乃是開始記載整個文學史的進展的。

　　原來，自19世紀以來，學者們對於「歷史」的概念，早已改變了一個方向。學者們都承認一部歷史絕對不是一部「相斫書」，更不是往古的許多英雄豪傑的傳記的集合體；而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歷史。乃是活的，不是死的；乃是記載整個人類的過去或整個民族過去的生活方式的。所以現在的歷史，對於政治上的大人物，已不取崇拜的態度，只是當他作為一個社會活動中間的一員。正如托爾斯泰在他的《戰爭與和平》中寫拿破崙一樣。他在那裡，已不是一個好像神話中的顯顯赫赫的人物，卻只是一個平平常常的軍官。

　　除了這個歷史的觀念的變更，文學史當然也帶來了一個變更。也如歷史之不再以英雄豪傑為中心一樣，文學史早已不是「文學巨人」的傳記的集合體了。

　　但所謂「文學巨人」其成就究竟不同。他們的作品，其本身便是一種永在人間的崇高的創作物。我們乃是直接受其創作品的感興，乃是直接感受到他們的偉大的成就的。我們可以抹煞一般的政治上的大人物的成就，但我們絕不能抹煞文壇上的一個作家、一個詩人的工作。亞歷山大過去了，查理曼帝過去了。但一個詩人，或一個散文作家，或一個戲劇家，卻是永在的；他們將永遠地生活在我們的面前。只要我們讀著他們的永久不朽的創作物，我們便若面聆其談笑似的親切地與之同在。古代的希臘與羅馬是過去了，但我們如果讀著阿斯且洛士（Aeschylus）、梭弗克裡士（Sophocles）及優裡辟特士（Euripides）的悲劇，魏琪爾的《阿尼特》（Virgil's Aeneid），荷馬的《伊裡亞特》與《奧特賽》（Homer's the Iliad and the Odyssey），我們對於古希臘與古羅馬的情形，便也親切有如目睹。

　　所以文學史卻要仔細地論列到文學作家的生活。偉大的文學作品，不是大作家的最崇高的創造，當然是離不了作家的自身。所以文學史雖不竟是作家傳記的集合體，卻也不能不著重于作家的自身生活的記述。

　　然而「人」究竟是社會的動物，我們不相信有一個人曾是完全的「遺世而獨立」的。所謂「隱逸詩人」云云，他究竟還是人世間的活動的一員。他儘管不參加當時任何的政治等的活動，然而他究竟是受了社會一切大事變的影響。他的情感往往是最為豐富的。其感受性，當然也更為敏銳。所以無論什麼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他所生活著的那個時代的影響。那個時代的廣大人民的生活都會不期然而然地印染於他們的作品之上。

　　為了更深切地瞭解一個作家，我們便不能不去瞭解他所處的「時代」，正如我們之欲更深切地瞭解一部作品，便不能不去研究其作家的生平一樣。

　　【阿斯且洛士，今通譯埃斯庫羅斯。】

　　【梭弗克裡士，今通譯索福克勒斯。】

　　【優裡辟特士，今通譯歐裡庇得斯。】

　　【魏琪爾，今通譯維吉爾。古羅馬詩人，其作品《阿尼特》，今通譯《埃涅阿斯記》。】

　　文學史的任務，因此，便不僅僅成為一般大作家的傳記的集合體，也不僅僅是對於許多「文藝作品」的評判的集合體了。

　　但他還有一個更偉大的目的在！「時代」的與「種族的特性」的色彩，雖然深深地印染在文學的作品上，然而超出於這一切的因素之外，人類的情思卻是很可驚奇的相同；易言之，即不管時代與民族的歧異，人類的最崇高的情思，卻竟是能夠互相瞭解的。在文學作品上，是沒有「人種」與「時代」的隔膜的。我們能夠瞭解美洲的紅印第安人，澳洲的土人，歐洲的斯坎德那維亞人，儘管他們和我們間隔得很遠，只要我們讀到了他們的神話與傳說，他們的文學的作品；我們也能夠瞭解遠古的巴比侖人、希臘人，乃至中世紀的匈族與諾曼人，儘管他們的時代離開我們是很遠，只要我們讀到他們那個時代的創作物。

　　由此可知文學雖受時代與人種的深切的影響，其內在的精神卻是不朽的，一貫的，無古今之分，無中外之別。最原始的民族與最高貴的作家，其情緒的成就是未必相差得太遠的。我們要瞭解一個時代、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不能不先瞭解其文學。

　　所以，文學乃是人類最崇高的、最不朽的情思的產品，也便是人類的最可征信、最能被瞭解的「活的歷史」。這個人類最崇高的精神，雖在不同的民族、時代與環境中變異著、在文學技術的進展裡演化著，然而卻原是一個，而且是永久繼續著的。

　　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便在於將這個人類最崇高的創造物文學在某一個環境、時代、人種之下的一切變異與進展表示出來；並表示出：人類的最崇高的精神與情緒的表現，原是無古今中外的隔膜的。其外型雖時時不同，其內在的情思卻是永久的不朽的在感動著一切時代與一切地域與一切民族的人類的。

　　一部世界的文學史，是記載人類各族的文學的成就之總簿；而一部某國的文學史，便是表達這一國的民族的精神上最崇高的成就的總簿。讀了某一國的文學史，較之讀了某一國的百十部的一般歷史書，當更容易於明瞭他們。

　　「中國文學史」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便是一部使一般人能夠瞭解我們往哲的偉大的精神與崇高的創作成就的重要書冊了。一方面，給我們自己以策勵與對於先民的生活的充分的明瞭，另一方面也給我們的許多友邦以對於我們的往昔與今日的充分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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