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俗文學史第八章鼓子詞與諸宮調九

第八章鼓子詞與諸宮調九

　　前期的諸宮調，孔三傳諸人之所作者，今已不可得見。今所見的《劉知遠諸宮調》、《西廂記諸宮調》等作，如上所述，已滲透入不少南宋的唱賺的成分在內，顯然都是後期之作。茲先就現存的幾種，加以敘述。次更將諸種載籍中所著錄的或所提到的各諸宮調名目，一一加以討論。

　　《西廂記諸宮調》，董解元作。明時傳本至罕，故時人往往與王實甫《西廂記雜劇》相混。《徐文長評本北西廂記》卷首題記云：

　　齋本乃從董解元之原稿，無一字差訛。餘購得兩冊，都偷竊。今此本絕少。惜哉！本謂崔張劇是王實甫撰，而《輟耕錄》乃曰董解元。陶宗儀元人也。宜信之。然董又有別本《西廂》，乃彈唱詞也，非打本。豈陶亦從以彈唱為打本也耶？不然，董何有二本？附記以俟知者。

　　是徐文長曾經見過《董西廂》的。不過他誤解了陶宗儀的話，故有此疑。陶氏的原文是：

　　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尚罕有人能解之者；況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輟耕錄》「雜劇曲名」一條）

　　徐文長（1521-1593），即徐渭。明代劇作家、詩人、書畫家。字文長，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多才多藝，詩歌創作以七古七律最佳，雜劇更受推崇，代表作為《四聲猿》。著作有《南詞敘錄》、《徐文長集》30卷等。

　　他的意思，只是慨歎于《董西廂》世代未遠，已鮮人能解，並沒有說董解元所編的《西廂記》是雜劇。到了明萬曆以後，《西廂記諸宮調》方才盛行於世。今所見的，至少有下列的幾種版本：

　　俗文學史

　　此外，尚有今時坊間之鉛印本一二種，妄施改削，不足據。

　　董解元的身世不可考。關漢卿所著雜劇有《董解元醉走柳絲亭》一本（今佚），說的便是他的事罷。陶宗儀說他是金章宗（公元1190-1208年）時人。鐘嗣成的《錄鬼簿》列他于「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於世者」之首，並於下注明：「金章宗時人，以其創始，故列諸首。」涵虛子的《太和正音譜》也說他「仕于金，始制北曲」。毛西河《詞話》則謂他為金章宗學士。大約董氏的生年，在金章宗時代的左右，是無可置疑的。但他是否仕金，是否曾為「學士」，則是我們所不能知道的。他大約總是一位像孔三傳、袁本道似的人物，以製作並說唱諸宮調為生涯的。《太和正音譜》說他「仕于金」，恐怕是由《錄鬼簿》「金章宗時人」數字附會而來的。而毛西河的「為金章宗學士」云云，則更是曲解「解元」二字與附會「仕于金」三字而生出來的解釋了。「解元」二字，在金元之間用得很濫，並不像明人之必以中舉首者為「解元」。故《西廂記》劇裡，屢稱張生為張解元；關漢卿也被人稱為「關解元」。彼時之稱人為「解元」，蓋為對讀書人之通稱或尊稱，猶今之稱人為「先生」，或宋時之稱說書者為某「書生」、某「進士」、某「貢士」未必被稱者的來歷，便真實的是「解元」、「進士」等等。

　　《西廂記諸宮調》的文辭，凡見之者沒有一個不極口的讚賞。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說：

　　《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

　　《黃嘉惠》本引雲，「解元史失其名，時論其品，如朱汗碧蹄，神采駿逸」。

　　清焦循《易餘龠錄》則更以董曲與王實甫《西廂》相比較，而儘量的抑王揚董：

　　王實甫《西廂記》，全藍本于董解元。談者未見董書，遂極口稱道實甫耳。如《長亭送別》一折，董解元云：「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實甫則云：「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淚與霜林，不及血字之貫矣。又董云：「且休上馬，苦無多淚與君垂。此際情緒你爭知！」王云：「閣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兩相參玩，王之遜董遠矣。若董之寫景語，有云：「阪塞鴻啞啞的飛過暮雲重。」有云：「回頭孤城，依約青山擁」……前人比王實甫為詞曲中思王、太白。實甫何可當，當用以擬董解元。

　　焦循（1763-1820），清代學者。字理堂，甘泉（今江蘇江都）人。著有《易章句》、《易圖略》、《論語通釋》等。

　　吳蘭修在他的校本《西廂記》劇的卷首，說道：「此記即王實甫所本。有青出於藍之歎。然其佳者，實甫莫能過之。漢卿以下無論矣。余尤愛其『愁何似？似一川煙草黃梅雨』二語。乃南唐人絕妙好詞。王元美《曲藻》竟不之及。何也？」邵詠在將董本與其王本對讀之後也說道：「覺元本字字參活，天然妙相。惜其妍媸互見，不及實甫竟體芳蘭耳。」他們雖沒有焦循那麼沒口的歌頌，卻也給董西廂以很同情的批評。大約讀過董作的人，至少也總要是為其妍新俊逸的辭采所沉醉的。

　　吳蘭修（789-1339），清代史學家。字石華，廣東嘉應州人。嘉慶舉人，廣州著名書院學海堂的第一任學長。一生治學問、改詩文，是我國南漢史著名專家。著述甚豐。

　　但董作的偉大，並不在區區的文辭的漂亮，其佈局的弘偉，抒寫的豪放，差不多都可以說是「已臻化境」。這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完美的敘事歌曲，需要異常偉大的天才與苦作以完成之的。我們只要看他：把不到二千餘字的《會真記》，把不到十頁的《蝶戀花鼓子詞》，放大到那末弘偉的一部「諸宮調」，便可想像得到，董氏的著作力的富健，誠是古今來所少有的。我們的文學史裡，很少偉大的敘事詩。唐五代的諸變文，是絕代的創作，宋金間的各諸宮調，也是足以一雪我們不會寫偉大的「史詩」或「敘事詩」之恥的。諸宮調今傳者絕少。《劉知遠諸宮調》僅傳殘帙，《天寶遺事諸宮調》，今始集其餘骸；則諸宮調之完整的一部書，僅此《西廂記諸宮調》耳。對於這樣的一部絕代的偉著，我們是抱著「讚歎」以上的情懷以敘述著的。

　　崔、張的故事，發端于唐元稹的《會真記》；趙德麟的《商調蝶戀花鼓子詞》，亦敘崔、張事，但對於微之所述，無所闡發，其散文部分，且全襲微之《會真記》本文。真實的一部使崔、張的故事大改舊觀的卻是這部《西廂記諸宮調》。自從有了此作，崔、張的故事，便永遠脫離了《會真記》，而攀附上董解元的此編的了。董作是崔、張故事的改弦重張的張本，卻也便是崔、張故事的最後的定本。以後王實甫、李日華、陸天池諸人的所作，小小的所在雖間有更張，大關鍵卻是無法變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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