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俗文學史第六章變文一

第六章變文一

　　在敦煌所發現的許多重要的中國文書裡，最重要的要算是「變文」了。在「變文」沒有發現以前，我們簡直不知道「平話」怎麼會突然在宋代產生出來？「諸宮調」的來歷是怎樣的？盛行於明、清二代的寶卷、彈詞及鼓詞，到底是近代的產物呢？還是「古已有之」的？許多文學史上的重要問題，都成為疑案而難於有確定的回答。但自從三十年前史坦因把敦煌寶庫打開了而發現了變文的一種文體之後，一切的疑問，我們才漸漸的可以得到解決了。我們才在古代文學與近代文學之間得到了一個連鎖。我們才知道宋、元話本和六朝小說及唐代傳奇之間並沒有什麼因果關係。我們才明白許多千餘年來支配著民間思想的寶卷、鼓詞、彈詞一類的讀物，其來歷原來是這樣的。這個發現使我們對於中國文學史的探討，面目為之一新。這關係是異常的重大。假如在敦煌文庫裡，只發現了韋莊的《秦婦吟》，王梵志的詩集，許多古書的抄本，許多佛道經，許多民間小曲和敘事歌曲，許多遊戲文章，像《燕子賦》和《茶酒論》之類，那不過是為我們的文學史添加些新的資料而已。但「變文」的發現，卻不僅是發現了許多偉大的名著，同時，也替近代文學史解決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這便是近十餘年來，我們為什麼那樣的重視「變文」的發現的原因。本書以專章來研究「變文」，其原因也即在此。如果不把「變文」這一個重要的已失傳的文體弄明白，則對於後來的通俗文學的作品簡直有無從下手之感。

　　在敦煌的許多重要作品裡，「變文」是最後為我們所注意的。

　　史坦因和伯希和獲得了敦煌文庫裡的許多文卷之時，他們並不注意到有這樣的一種特殊的「文體」。許多人抄錄著、影印著敦煌文卷之時，他們也沒有注意到這樣重要的一種發現。

　　最早將這個重要的文體——「變文」發表了出來的，是羅振玉。他在《敦煌零拾》裡，翻印著《佛曲三種》（《敦煌零拾》四）。這是羅氏他自己所藏的東西。這三種都是首尾殘缺的，所以羅氏找不到原名，只好稱之為「佛曲」。但在他的跋裡，他已經知道，這樣的「佛曲」和宋代的「說話人」的著作有關係了：

　　佛曲三種，皆中唐以後寫本。其第二種演《維摩詰經》，他二種不知何經。考《古杭夢遊錄》，載說話有四家。一曰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趕棒，及發跡戀態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謂參禪，說史，謂說前代興廢戰爭之事。《武林舊事》載諸技藝，亦有說經。今觀此殘卷，是此風肇于唐而盛于宋兩京。元、明以後，始不復見矣。甲子三月，取付手民。卷中訛字甚多，無從是正，一仍其舊。

　　羅氏把「佛曲」作為宋代「說經」的先驅，這是很對的。可惜他並沒有發現其他「非說經」的「變文」，所以，不知道「變文」並也是「小說」和「說史」的先驅。

　　這《佛曲三種》，今已知其原名者為：

　　（一）《降魔變文》
　　（二）《維摩詰經變文》

　　其他一種，演有相夫人升天事，不知其原名為何。陳寅恪先生名之為「有相夫人升天曲」。但實非「曲」也。

　　後來日本的幾位學者對於「變文」也有一番研究，卻均不能得其真相所在。

　　劉半農先生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抄得了不少的敦煌卷子，曾刊為《敦煌掇瑣》三輯。其中收「變文」不少。但獨遺漏了最重要的若干卷的《維摩詰經變文》，實可遺憾！大約他為了這是演佛經故事的，故忽視了它。北平書肆曾出現了一卷完全的《降魔變文》，到了劉先生手裡，他也未收。幸為胡適之先生所得，不致流落國外。

　　胡適之先生在《倫敦讀書記》裡，獨能注意到《維摩詰經變文》的重要，這是很可佩服的。可惜他的《白話文學史》沒有續寫下去，這一部分的材料，他便也不能有整理和發表有系統的研究的機會。

　　我在《中國文學史》中世卷上冊裡，曾比較詳細地討論到「變文」的問題。但那個時候，所見材料甚少：《敦煌掇瑣》也還不曾出版。將那些零零落落的資料作為研究的資料，實在有些嫌不夠。我在那裡，把「變文」分為「俗文」和「變文」兩種，以演述佛經者為「俗文」，以演述「非佛教」的故事者為「變文」，這也是錯誤的。總緣所見太少，便不能沒有臆測之處。（那時，北平圖書館目錄上，是有「俗文」的這個名稱的，故我便沿其誤了。）

　　在我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二冊）裡，對於「變文」的敘述便比較地近於真確，我現在的見解，還不曾變動。但所得的材料，比那個時候卻又多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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